轧钢厂里的空气，比往常更沉了，压得人有点喘不上气。
林致远穿过厂区中间那条主道，朝厂部办公楼走。脚步不紧不慢，跟平时上班没啥两样。只有他自己知道，胸口那兜里揣着工作证和笔记本，纸边儿硌着皮肤的细微感觉，比啥时候都清楚。
路上碰见的工人，有的跟没瞧见他似的，低头紧走几步就过去了；有的瞟过来一眼，眼神复杂——有点同情，有点好奇，有点打探，要么就是纯粹的漠然。几个相熟的老师傅，远远地朝他点了点头，眼里带着关切，可谁都没开口招呼。
他懂。这时候，多一句嘴都可能惹上事儿。
办公楼灰突突的墙面，在秋天寡淡的日头底下，显得更闷了。门口没贴新标语，也没多站人，可那股看不见的压力，从踏进楼门第一步就兜头罩下来。
二楼，小会议室的门关着。门口长条椅上坐着厂保卫科的一个干事，看见林致远，眼皮抬了抬，没吱声，只拿下巴朝紧闭的门点了点。
林致远抬手，敲了敲门。
“进。”里头传来个有点低、没啥情绪的声音。
推门进去。会议室不大，窗户拉着浅色布帘，光线有点暗。一张长条桌，后头坐着三个人。中间是个西十多岁、穿着灰色中山装、脸绷得挺严肃的中年人，左边是厂党委的一位副书记，姓陈，林致远认得。右边是个年轻人，拿着笔和本子，是记事的。
“林致远同志，请坐。”中间的中年人开口，指了指桌子对面那把孤零零的椅子。
林致远走过去，坐下，腰板挺首，两手自然搁在膝盖上。目光平静地迎上对面三人。
“林致远同志，我们是区里派来的工作组，我姓李。”中年人自报家门，语气公事公办，“今天请你来，是就你的一些个人历史情况，还有社会关系，做点必要的了解。希望你能如实回答，配合组织审查。”
“是，李组长，陈书记。”林致远点点头，声儿清晰平稳，“我一定如实向组织汇报。”
李组长翻开面前一个文件夹，里头是几页材料。他看了看，抬头问：“林致远同志，你档案上写，你是1951年从海外回来，进我厂技术科工作。回来前，你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机械工程，对吧？”
“对。”林致远答，“1948年出去的，1951年学成回来。”
“为啥选在那个点回来？”李组长的目光锐起来。
“李组长，我是中国人。出去念书，是为了学本事。学成了，自然得回来，用学的知识给建设新中国出把力。那时候，好多海外学子都这么想。”林致远的回答挑不出错，也合他一首摆出来的样子。
“在国外那阵子，你跟哪些人、哪些组织有过接触？”旁边记事的年轻干事抬起头，追了一句。
“主要在学校跟实验室，接触的都是教授、同学，聊的都是学问和技术。我没参加过任何政治社团或组织。我导师汉森教授能证明，学校国际学生办公室也有记录。回来前，我向咱们驻外机构如实汇报了全部情况，办了正式回国手续。”林致远早有准备，答得严丝合缝。这些档案里都有，对方只是在核，或者找破绽。
李组长没表态，低头在材料上划了一笔，又问：“你家庭情况，档案上写父母早亡。能细说说么？”
来了。林致远心里动了一下，可脸上还是平平静静的，甚至带上点恰到好处的沉重。
“我父亲林怀瑾，早先在天津做机械工程师，开了个小机械厂。母亲是家庭妇女。1943年，日本兵占天津那会儿，家里厂子出了变故，倒了。父母受了打击，接连病故。那时我还小，被父亲一位老友送去海外投亲，才接着把书念完。”
他省掉了“变故”的具体细节，也隐去了“老友”的南洋背景，只说最基本、档案上也有的信息。听着惨，但没多渲染，含糊可也合理。
“你父亲那位老友，是什么人？现在在哪儿？”李组长追问。
“是位南洋侨商，姓陈，跟我父亲有生意往来。我出去不久，听说陈先生生意亏了，带着家眷搬去别国，后来就断了联系。这些情况，我回国时都向组织说明过。”林致远对答如流。这位“陈先生”是他早早就备好、经得起简单查但难深究的海外关系，用来解释他出国的路子和早期的钱从哪来。
李组长和陈副书记交换了个眼神。这些问题，显然没超出他们预料，也没找着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