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辈爱情
我在浦东一家酒店吃饭，忽然想起六姑父。
确切地说，他是我第一个六姑父。上海人，家住浦东，姓江，做一份替代性很强的工作，长得绝不符合外貌协会的标准。
我第一次见他是某年过年。
当时我们一大家子聚在一张圆桌前，他是远客，又是娇客，坐的近乎主位，他的新婚妻子，我的六表姑，就坐在他旁边。他俩不停地接受来自各个角度、不同辈分的人的敬酒。每次站起来，坐下去，他都要对眼前人说一句，“来我们上海玩”。
说得次数多了，我们小孩子就笑。等席间上来一碟熏鱼，他指着，“来上海，上海的熏鱼好吃”，我们终于哄堂大笑，并集体学他把“吃”发成“ci”音。
六姑有点窘，拉他衣角，又耳语几句，他脸红了，从此不提“上海”。
但他对上海的优越感仍无法掩藏。
也是，不是上海，六姑怎么会嫁给他？
六姑是这个皖北小镇上的一朵花，之前虽在街头卖馄饨，一双手全是皴裂的口子，脸上却隆重地搽着电视广告里重磅推出的“永芳”。
她心比天高，任镇上一多半的青年主动示好，也不为所动。最终，由远房亲戚介绍、斡旋，成就了这桩婚事。
但那时的我并不知道。
我挑头把“吃”念成“ci”时充满恶意：眼前这个长脸、大眼袋、厚嘴唇、面色灰败的男人怎么看都和六姑不般配。他只比六姑大六岁，但十足像个中年人。
那时的我更不知道，六姑为这一天已准备很久。
她打点行装时，把能扔的都扔了，却郑重装上一册剪摘本。本子里贴着她从旧杂志里搜集来的漂亮衣服、精致家具，这大概是她能想象的、最好的、要赌的未来。
她做这些时，江姓姑父就站在一侧。如果说六姑对新生活的喜悦是蓄势待发前的平静，他则有些手足无措，他含情脉脉、不住重复：“不带了，不带了，去上海买，好的啦。”
很快，六姑来信。
看得出，江姓姑父能给她的很有限。六姑描述所住像鸽子笼；上厕所，转身撞上门，不弯腰就碰头。
而江家三代同堂，对外地人不免有敌意。这时，六姑便把在街头支摊卖馄饨时练就的泼辣劲儿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番恶斗后，我们分开过了，她写道。六姑还欢快地表示，她已找到工作，在上海火车站旁的电话亭。虽说新生活不及想象中圆满，但她对新婚夫君基本满意，因为“小江都听我的”“人勤快，干活麻利，晚上接我下班，也顺便在火车站找到了活儿——卖报纸”。
六姑婚后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儿，取名梅梅。直到孩子五岁，全家才回过一次安徽。路过合肥我家时，六姑帮厨，梅梅活蹦乱跳，江姓姑父边招呼女儿，边盛情替她向我发出邀请，“请姐姐来我们上海玩”。
六姑叫我吃饭时，把“吃”念成“ci”。
她也像上海女人般主外，席间都是她发言，江姓姑父或点头，或附和，或在她示意下和众人碰杯。
他们介绍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生活，什么等拆迁啦，什么补偿多少啦，什么居住满十五年就能办上海户口啦。
我这才发现江姓姑父少了一个手指——他穿一件不太挺括的西装，手尽可能放在口袋里。六姑让他伸出手给大家看，原来，为补贴家用，除了卖报纸，江姓姑父还开过一段时间摩的，一次急转弯，出了事。“对方是开小汽车的，我天天堵在他公司门口，最后，赔了五万块。”六姑说。
大上海，立足难，我爸叹息他们谋生不易，代表娘家人敬了江姓姑父一杯：“是个顾家的好男人！”
江姓姑父诚惶诚恐地站起来，六姑给他一个眼色，他一杯全干了。
许是这次回乡受到的尊重是江姓姑父没想到的，此后数年，他几乎每年都要带女儿回一次安徽——坐二十多个小时火车到合肥，再转汽车到寿县，再转小三轮颠簸三十里土路到六姑娘家所在的小镇。
一路上，他拜访六姑的亲戚们，送大白兔奶糖，发出殷勤邀请：“来我们上海玩。”有一年过年，我们也去了小镇，在一条深巷遇到风尘仆仆的他，满地泥泞夹杂红色鞭炮的皮，他背着大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看到我爸，亲热地喊：“大表哥！”
我爸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表示：“一直上班到年二十九，这不刚到，还没进门。”我问：“六姑和梅梅呢？”他笑：“那娘俩都懒得折腾。”只有他不远千里，奔了来，过个团圆年。
这是年三十的傍晚，驻足瞬间，又有几家点亮灯笼里的烛火，我们匆匆道别。
第二天，我们去拜年。六姑的父母，我喊姨爷爷、姨奶奶的，趁江姓姑父在后院井里打水时，小声评点，“是个孝心孩子”“梅梅妈也能拿得住他”，就是成天“我们上海”“我们上海”的讨人嫌。我们都笑，不约而同地提起多年前，他们新婚，花骨朵一般的六姑坐在他旁边，他吃熏鱼都说“我们上海的好ci”，而后被拉袖子的段子。
“那时候，他就怕六姑。”我说。
大家又不约而同地笑，说起六姑对他的凶。
这桩婚姻的实质，是小镇姑娘对上海生活的向往和身份的高攀。但这些年，大家都看得出来，以江姓姑父的家境、学历、工作、相貌等综合条件在当地的婚姻市场毫无竞争力，六姑对他也就不算高攀。而他最初给六姑的，不过是一个在上海立足的基础，让人向往的有限。如果说他们的日子有些起色，更多的和六姑的运筹帷幄以及他的老实、勤快、言听计从有关——他们后来开了家小批发部。
“梅梅也像她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