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骨刀怀疑也就罢了，就连陛下都特意召我进宫，让我去调查连山景澄，看看他是不是姜平安。”
“若非刮骨刀是魔教长老，我都怀疑陛下和她是一伙的了，这两人居然都对一个江州普通大夫感兴趣。而且陛下让我调。。。
风从祁连山的裂谷间穿行而过，带着雪粒与沙砾拍打在岩壁上，发出细碎如低语般的声响。那阵风掠过陶罐残片时，卷起最后一捧蒲公英种子，将它们抛向苍穹。阳光穿透云层，在漫天飞絮中折射出虹彩，仿佛整座山脉都在呼吸。
而在千里之外的南陵市，叶小雨站在图书馆老馆顶层的窗前，望着天空发呆。她没再去找那本《植物志》??它已经不在书架上了，就像沈青禾的名字不再出现在教师名册里一样自然。她只是每天清晨准时来此，坐在靠窗的老位置，翻开自己的新笔记本，写下一些零碎的句子：
>“今天有个孩子问我：‘老师，为什么我梦见自己会飞，但醒来却忘了怎么扇翅膀？’我说：‘因为你还在学着记得。’”
>“赵文昭寄来一张照片，是她在敦煌附近发现的一处废弃信号塔。塔底埋着一块金属板，上面刻着‘Y-09’和一段音频频率。她说，只要用特定波段接收，就能听到一个女人在读诗。”
>“贺明霜告诉我，深圳地铁那段广播最近变了。三分钟的讲述之后，多了一句轻声补充：‘如果你听见了，请替我说下去。’”
这些文字她并不打算出版，也不上传网络。它们只是存在，像地底的根脉，静默蔓延。
与此同时，全国范围内的“记忆复苏”现象愈演愈烈。起初是零星个案：某中学历史课上，一名学生突然背诵出早已失传的《边疆民谣集》片段；云南山村的老人在临终前用一种无人听懂的方言吟唱，经语言学家比对，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被禁的少数民族史诗。
后来，这类事件开始呈现出规律性。每当月圆之夜，某些城市的公共广播系统便会短暂失控，播放一段无来源音频。内容各异，有的是一段童谣，有的是气象预报式的冷静陈述，甚至有一次，是整整五分钟的心跳声，伴随着极其微弱的呼吸。
清梦司终于坐不住了。
官方通报称：“近期部分地区出现集体幻觉症状，初步判定为新型神经共振疾病，建议民众减少夜间户外活动。”随后，全国各地的心理干预中心悄然重启，街道角落出现了新的宣传栏，张贴着“遗忘也是一种慈悲”“让过去安息，让心灵重生”等标语。
但这一次，人们不再轻易相信。
有位退休医生在微博发文：“我妻子十年前接受了‘情绪调节治疗’，从此再未提起她妹妹的名字。可上周夜里，她突然坐起来，喊了一声‘阿芸’，然后哭得像个孩子。她说她梦见她们一起摘蒲公英，说那些种子能带走悲伤……我知道那不是病，那是记忆回家了。”
帖子下面涌出成千上万条留言：
“我儿子六岁，从未见过外婆，但他画了一幅画，画里的老太太穿着蓝布衫，手里拿着一本破书，题字是‘沈老师别走’。”
“我在北京地铁14号线听到耳机里传来一段录音，声音像极了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她说：‘同学们，今天我们讲一讲什么是勇敢。’可我们当年根本没学过这一课。”
“我父亲烧掉了所有老照片，昨天却在灰烬里翻出半张底片。冲洗出来后，是一个陌生女孩站在讲台前微笑。背面写着：D-207观察期第38天。”
这些声音汇聚成河，冲刷着沉默的堤坝。
林砚一行人此时已深入西南山区。他们沿着一条几乎被植被吞噬的旧铁路前行，目的地是曾列为“绝密级心理健康实验基地”的X-12站。据残存档案记载，这里曾关押过一批“高敏感型记忆携带者”，他们在深度催眠状态下仍能复述三代之前的家族史，被视为“文明污染源”。
“我们的情报显示，X-12地下建有‘记忆焚化炉’。”贺明霜一边调试设备一边说，“他们不是删除记忆，而是把它烧成灰，再混入混凝土浇筑进墙体。据说这样可以让遗忘固化。”
赵文昭冷笑：“所以墙会做梦？”
“不。”林砚蹲下身，指尖抚过铁轨旁一块剥落的水泥块，“是墙记得。”
她取出一枚微型采样器，刮下些许粉末送入便携分析仪。几秒后，屏幕跳出波形图，伴随一句断续的语音回放：
>“…不要怕黑……妈妈就在门后……只要你还能叫出我的名字……我就没真正离开……”
声音稚嫩，约莫七八岁。
所有人沉默。
“这是什么？”一名队员低声问。
“一个孩子最后的记忆。”林砚闭上眼，“被当成污染物处理掉了。”
当晚，他们在废弃车站搭起帐篷。夜深时，林砚独自走出营地，来到一处塌陷的地基前。那里竖着一根锈迹斑斑的旗杆，顶端还挂着半面褪色的红旗。她从怀中取出那张焦黑的手绘地图，轻轻铺在地上。
地图上的红点越来越多，有些已被标记为“激活”，代表已有记忆音频在当地重现；另一些则闪烁着黄光，意味着潜在唤醒可能。最北端的一个红点标着“漠河疗养院”，旁边写着一行小字：**母亲所在之地**。
她很久没有回去看过。
不是不敢，而是不忍。
十年前，母亲还是南陵大学心理学教授，也是“心理健康工程”的早期支持者之一。她坚信通过科学手段消除创伤记忆，人类将迎来真正的和平时代。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也开始忘记女儿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