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僧译经和著述
佛教作为域外文明传入中国，其教义经书都是梵文，要使佛教教义为中国人所了解，必然面临着梵文经文的译介。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几百年过程中，佛教最终为中国人所接受，离不开历代高僧对佛经的译介与著述。魏晋南北朝是佛教的重要发展时期，高僧辈出，有来自西域或天竺的僧人，也有本土成长的僧人。他们既是译经者也是传布佛法者，所到之处，立寺讲经，推进了佛教在南北的传播和普及。
（一）佛教基本教义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的宗教，完全不同于中国文化。佛教本身在释迦死后100多年之后分成两大部派，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部内又各分出10个和8个部派。2—3世纪，马鸣创大乘教派，之前旧派称小乘教派。大乘学说认为诸法皆空，空亦是空，因此也称为空宗。最初传入中国的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出现后也很快传入中国。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为各个派别共同承认。四谛即苦、集、灭、道。苦、集为一对因果关系，解释世间；灭、道为一对因果关系，解释出世间。
关于苦，《增一阿含经》：“所谓苦谛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忧悲恼苦、怨憎会苦、恩爱别离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阴苦。”苦是世间的普遍存在形式。集是解释世界现象及诸苦的原因，灭是解脱世间烦恼，达到涅槃。道是达到灭的修行方法。
集谛内容包括五阴聚合、十二因缘和业报轮回。五阴也译作五蕴，指色受、想、行、识5种现象。色阴有四大（地、水、火、风）、眼、耳、鼻、舌和色、声、香、味、触。受是主体对客体的感受，有3类：苦、乐和不苦不乐。想是感受之后的思维活动；行是思维活动中决定行为的因素；识是认识活动得以发生的载体，有六识即眼、耳、鼻、舌、身、意分别具有见、闻、嗅、味、触、思维的作用。
五阴也特指有情，是人的代称。人是五阴的聚合，不能独立存在于世界，称“人无我”，我是一种假我，不能当作实有，故诸法无我。世间一切事物，都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为诸行无常。所以不需要为虚假的东西而自寻烦恼。烦恼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无明，无明引起我想，我想引起贪、瞋、痴。
十二因缘是以缘起解释人生及流转。由12个概念即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取、有、生、老死，组成前后相续的因果链条。缘起，《中阿含经》“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初分经说》“若法因缘生，法亦因缘灭”。缘起论是佛教的基本特征，以此来解释世界一切现象。十二因缘在三世中循环运转，三世指过去世、现在世和未来世。现在世由过去世造成，现在世还引出未来世，这便是业报轮回说。有情类在三界六道中轮回转世，三界指欲界、色界和无色界；六道指天、人、阿修罗、畜牲、饿鬼、地狱。
灭谛，涅槃是出世的最高理想，熄灭了世间一切烦恼，超载了生死和时空，“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永尽，是名涅槃”[55]。
道谛，通向涅槃的解脱之道，有八种方法，称八正道。即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又可归结为戒、定、慧三学。
（二）汉末三国时期的译经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佛僧都是西域之人，不精通汉文，虽有经典，但翻译较少。最早的汉译佛经是《四十二章经》，它不是完整的佛经，是一种经抄，摘译自小乘佛教的经书。人们对《四十二章经》的翻译带有中国传统思想的痕迹。东汉桓、灵时期，安世高、支谶来华，开始把梵文的经典译成汉文，最初引进翻译的佛典是小乘佛教的经籍。
安世高，名清，安息国王太子，后让位于其叔，自己远离本国，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来到洛阳，灵帝末年兵乱，乃杖锡江南。安世高所译经文属于小乘佛教经典，是小乘的阿毗昙和禅，为禅数之学。禅数，也称定慧、止观，是佛教一种重要的修习方法。小乘佛教以阿罗汉为最终果位，追求的是个人的生死轮回解脱。安世高共译经34部40卷，代表译作为《阴持入经》和《安般守意经》。阴、持、入是小乘佛教最基本的概念。入后译为“处”，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和色、声、香、味、触、法六境组成十二处。持后译为“界”，是十二处加上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构成十八界。《阴持入经》主张以禅定消除烦恼，以戎、定、慧控制贪、嗔、痴。《安般守意经》的安般意译为“出入息”，安般守意是以数息的方法使心情安定，与道教中的吐纳之法有颇多相似之处。意决定着人的行为，“在是生死间，一切恶事皆从意来也”，因此要控制自己的意识，“人之使意，意使人……人不行道，贪求随欲，是为意使人也”[56]。人们对《安般守意经》的翻译与解释，多使用中国化的概念，有着明显的中国化倾向。安世高所译禅数，对后来的中国禅观影响极大。
支谶，是支娄迦谶简称，月支人，与安世高同时来华。他译有《般若道行品》、《首楞严》、《般舟三昧》等经。他所译经籍属于大乘佛教，早期的大乘经类有般若、宝积、华严、方等。大乘佛教追求的最终目的是成佛，不仅要超脱自身的生死轮回，还要以慈悲心普世济人。《般若道行品》称《小品般若》，般若全称为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意指智慧，是一种可以通向成佛的特殊智慧。般若波罗蜜多意译为“知度”，即以般若的智慧达到佛的境界。般若具有无上威力，可消除一切祸害，只要诵持般若波罗蜜多，会无有恐怖。“学者、持者、诵者，或当剧难之中，终不恐不怖。”[57]这对处于社会动**不安，生命朝夕不保环境下的人们，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不仅对于下层劳苦民众如此，对上层统治阶层也一样，《般若道行品》是《般若经》的最早译本。《般舟三昧》把阿弥陀佛引入中国，重无量寿佛观。支谶所译大乘般若学说，魏晋以后非常盛行，佛教玄风两者相为益彰，对中国佛教产生巨大影响。支谶译经亦受当时中国思想的影响，如《道行经》中的“本无”译法受到当时老子思想影响。
早期的译经由于译经师都不是汉人，他们仅粗通汉语，难以把梵文的经文用适当的汉语翻译，传译之人则对佛教的教义不甚了解，导致早期所译经书存在着经籍原义出入较大的问题。
三国时期的佛教中心，北有洛阳、南有建业。曹魏与西域交通，方便了西域及天竺僧人的来华，如昙柯迦罗、昙谛、安法贤、康僧铠等。昙柯迦罗为中天竺人，魏嘉平年间到洛阳，译出《摩诃僧祇律》的戒本《僧祇戒心》，是中国佛教受戒的开始。昙谛也译出无德部的四分律的受戒礼《昙无德羯磨》1卷。佛教戒律的译出，对约束僧侣按佛教戒律的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规范佛僧的行为，有利于佛教的传播。
支谦，也名越，字恭明，为优婆塞。其祖先为月支人，祖父来华，他出生于河南，博览汉地典籍，13岁学胡书，精通六国语言。汉末战乱奔吴，支谦精通汉文，觉得前人所译佛经辞质多胡音、胡语，“经多胡文，莫有解者”，便利用自己兼通汉文、胡文的优势，对某些佛经进行重译。“既善华戎之语，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言。”[58]他译有《佛说维摩诘经》，《佛说维摩诘经》是般若学说一部重要经书，有人把它和《楞伽经》、《圆觉》称为为禅门三经。支谦重译支谶所译《般若小品》，校改《首楞严经》和维祇难的《法句经》。开始会译之法，会译即集引众经，比较其文，以明其义。依据《无量寿》和《中本起经》，制作梵呗新声《赞菩萨连句梵呗》三契，以注《了本生死经》。支谦“才学深彻，内外备通”，他所译经文注重文丽，可以说是佛教玄学化的开端。
康僧会，祖先为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迁移至交趾，故僧会生于中土。于孙吴赤乌十年（247）到建业，立建初寺。康僧会也是深通汉文，所译经有《六度集经》，其文典雅，又注释《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经，援引中国理论予以解释。《六度集经》辑录各类佛经和佛经段落91种，是以菩萨本行的故事，寓以佛教的大乘思想，菩萨本行指佛未成佛之前在无数劫中的神话经历，六度为大乘菩萨行。
支谦、康僧会均出生于汉地，深受汉文化影响，译经文辞雅丽，已有中国化的倾向。支谦、僧会为注经之始，讲经则始于朱士行。朱士行，颖川人，出家为僧。尝在洛阳讲《道行经》，终觉译文简略，难尽佛理。于魏甘露五年（260）西行至于阗，求得般若梵书正本。士行为中土西行求法第一人，此后一直留在于阗，年80余而卒。
（三）两晋十六国的高僧译经
西晋时期的译经者众多，但以竺法护最为后世所仰望。竺法护的祖先为月支国人，姓支氏，世居敦煌，后从沙门竺高座出家，称竺姓。随师游历西域诸国，通36国语。后从西域来到长安，沿途传译。竺法护是佛教入华以来译经最多之人，得到世人的尊仰，他在长安“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59]。他所译佛经影响较大者有《光赞般若》、《正法华》、《渐备一切智德》、《弥勒成佛》、《普曜》等经。其中《法华经》是大乘佛教早期典籍之一，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法华经》有3个特点，一是把大乘佛教佛身理论形象化；二是认为人人皆可成佛；三是塑造观世音菩萨形象。此经译出即很快流行，备受重视。《弥勒成佛经》则是佛教弥勒信仰中的“弥勒三部经”之一。竺法护的译经推动了佛教在社会上的传播，故被誉为“敦煌菩萨”。
竺法护外，西晋时期译经者尚有多人，如于法兰、于道邃、竺叔兰、支孝龙、帛法祖等。此时期所译经典，主要是大乘佛经，其中又以《般若经》为最。译经者不仅有华籍胡裔如竺法护、竺叔兰等，也有汉人僧帛法祖等，说明随着佛教的传播，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已越来越广泛，汉族僧人亦加入译经者行列。因汉僧自小深受汉地文化的教育，他们译经必然带着中国文化的因子，从而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