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对展览工作充满热情的策展人，欧迪告诫道：“如果把不是静态展示的展览强加给通常不会投入太多注意力的观众，随着时间的推移，展览计划会从令人几近绝望变为不可能。”他接着说：“馆长（肖）已经因为没有进展而感到越来越不安，如果再没有有效实施的希望，馆长授权我可以撤回我们的供给。”[51]在弗雷德里克·哈特利接下来的一天的笔记中，记载了欧迪的惊呼：“各部门都有相当丰富的经历，但我没有见过比燃料和电力部的展示更失败的。”[52]欧迪的话对该部门产生了显著影响，一周后对展览的财政支持被缩减了。[53]
燃料部公共关系负责人illson）提议让曾在参军前策划过理想家居展览的伊恩·杰夫考特（Ia）担任设计师[54]，预算是2500英镑，主要的任务是要为10月中旬的开幕式准备好两个展览。[55]肖认为，应该由科学博物馆的研究会利用工作之外的时间策划该展览——“在燃料和电力部持续的拖延下，这似乎成了按时准备好展览的唯一方式”。[56]
科学博物馆给该部门施加压力是希望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官方支持，以便展览能够于10月21日在东楼如期举办。值得高兴的是，英国电力委员会主席西特林勋爵（Lorde）愿意出一份力。他是由两位现在比较出名的政治人物——燃料和动力部部长曼尼·欣韦尔（MannyShinwell）和议会秘书休·盖茨克尔（HughGaitskell）推荐的，因为这两位不能确定是否能够出席。科学博物馆还尽量不邀请国家煤炭局的主席欣德利勋爵（LordHindley）[5]，因为他的出现在当时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这或许与他推行的五天工作制加剧了持续的煤炭低产量的问题有关。[57]开幕式的新闻公告这样写道：
科学博物馆展览的物品是为了展示家庭用电和工业用电的关系，并说明为什么需要在保证每个家庭的合理使用下实行最低限度的用电政策。因此，展览根据工业中每马力的边际电需要的工作量这个理论来设计展品。科学博物馆聘用了24个人，构建了一个24名工人的车间来等同于一个由马力发动机驱动的模型。工人机械般地工作着，直到观众按下开关，启动马力发动机来替代人力。车间的工人立即停下手上的工作坐下，等到开关再次被按下关闭了发动机电源，再起来继续工作。一张醒目的标签向观众说明了刚刚发生的情况，以及在一天中的哪些时段可能有这样的灾难性结果发生。此外，还有充足的信息生动地展示了有技巧地使用各种家用电器的重要性。例如，如果观众学会在晚上而不是早上洗热水澡，这比减少使用时很吵但是无害的真空吸尘器更为有效。展览方希望在展览的三四个月里会有25万人来看这个展览，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会学习如何避免像上个冬季那样最糟糕的不适感，同时也给工业部门一个公平的机会。[58]
西特林勋爵在回复来自馆长（因为突然要去中部出差而错过展览的开幕式）的道歉信中写道，他认为这次的展览真的很好，希望展览能跟预期的一样发挥出减少用电的作用。[59]
展览最终在1948年2月9日之后的一周内搬到肯特的布罗姆利（Bromley，Kent），之后又轮流搬到了“各省级中心”。[60]为了完成这次巡回展览，负责部门询问是否可以获得科学博物馆的发电站模型。相关的负责人弗雷德里克·哈特利认为：“这比我们之前希望找一个以后永远不会再展览的模型更有用。”[61]馆长认为，在调查委员会还没正式处理模型之前不能把模型给该部门。但科学博物馆还是在2月借给他们使用了一次，然后在1949年5月调查完成后把模型赠送给了该部门。[62]
石油的故事（1954年）
如果说煤炭业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竭力维持其发展，石油显然是未来的化石燃料。20世纪50年代早期，近东和中东地区的大型油田首次被发掘，开采出数量惊人的原油，而且是历史性的低成本。事实上，这些油一大部分来自伊斯兰国家，从而使这些国家变得非常富有，并且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我们谈到伊斯兰的科学与技术展览时会提到）。对西方控制石油业的怨恨促使中东民族主义兴起，这是西方石油公司当前面临的问题。在伊朗，备受尊敬的、国有化的提倡者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edMosaddeq）1951年上台之后，民族主义的浪潮最终以伊朗石油业的国有化而告终，而在此之前伊朗的石油业一直是由英伊石油公司（1954年12月更名为英国石油公司）掌控。两年后，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动的一场政变，摩萨台被罢免，但是石油业仍然掌握在伊朗手中。英伊石油公司是由英国政府掌控的，为皇家海军提供燃油供应，在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英荷皇家壳牌公司。
公共关系是这一时期石油企业关心的主要问题。石油行业需要说服公众——石油是未来的化石燃料，石油公司是值得信赖的。因为石油业是由少数跨国公司（所谓的“七姊妹”）控制的垄断行业，在价格上不存在有效竞争（在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加油站），产品的质量差别也不大，但是品牌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这就意味着每个公司都在热切地寻求机会将其特定的品牌推送到公众面前，就像香烟或洗涤剂公司采取的方式一样。[6]
石油公司也依赖于科学技术，如利用地质学、地震学寻找石油，利用钻井技术将原油开采出来，采用一定的处理技术将原油转化为柴油、汽油和石油化工产品。20世纪50年代，石油业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由于人才供应是有限的（1952年只有24。4%的主修科学的英国毕业生从事工商业[63]），石油公司需要鼓励年轻人成为地质学家和化学工程师，旨在使他们以后能够从事这个正在蓬勃发展且工资较高的行业。
虽然科学博物馆同意举办这场展览，并将时间定为1953年10月27日[68]，但潜在的令人烦恼的问题并没有消失。科学博物馆前任策展人舍伍德·泰勒与石油地质学家、壳牌石油公司展览部门的主管A。埃弗拉德·冈瑟（A。EverardGunther）进行了通信，而埃弗拉德·冈瑟恰巧是牛津科学史博物馆创立时的策展人罗伯特·T。冈瑟（Runther）的儿子。1940年老冈瑟死后，他曾与舍伍德·泰勒一起清理父亲的各种事务。[69]11月18日，舍伍德·泰勒充满信心地给冈瑟写了一封信，表明自己对英伊石油公司及该行业其他公司的反应产生了担忧：“我想知道，如果在科学博物馆举办展览的话，你认为如何能避免这种风险？”[70]在回信中，冈瑟指出，公司之间达成了一个君子协议，展览计划要互相通知。他提出，从印刷的展览手册中去除“壳牌石油公司提供”字样。最后，他写道：“我们的目的并不是宣传自己，但如果我们展示的油轮烟囱上有‘壳’这个字样，也请谅解，毕竟它们是实实在在存在的。”[71]毫无疑问，两人之间的亲近关系（在通信中并没有表现得太明显）有助于防止这种分歧的失控。
舍伍德·泰勒对提出的解决方案很满意，但当1954年2月科学博物馆在展览开幕式之前（4月）收到展览手册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壳牌石油公司的相关内容被删除了，但壳牌石油公司的标志还在封底。显然，温顿觉得这并非疏忽而是有意为之。他写信给巴克利：“不管冈瑟是如何保证的，这个展览都带有很强的商业广告性质。”[72]曾担任科学博物馆兼职宣传官的多诺万·奇尔顿（Donovan）联系了冈瑟，要求他将展览手册带回去，重新制作一份没有壳牌石油公司标志的手册。据奇尔顿所说，冈瑟先生并不是很高兴，但他说会尊重科学博物馆的决定。奇尔顿继续说：“在这件事上，我们不仅要表现得坚决，而且只要外部机构在科学博物馆举办展览我们都要重申我们的主权和地位。”奇尔顿表示，作为对壳牌石油公司去掉公司标志并重新印刷展览手册的补偿，科学博物馆应该在手册中增加“致谢”部分，以对壳牌石油公司在开展展览方面给予的援助表示感谢，这样不仅能抑制壳牌石油公司的宣传热情，也能够表明科学博物馆的地位。[73]虽然没有得到壳牌石油公司的答复，但很明显双方都很满意，因为新一版的手册中用“致谢”代替了原来的公司标志。温顿在这次有争议的展览中扮演了一个很尴尬的角色。他写信给奇尔顿：“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符合感谢承办单位这一既定习俗。”[74]4月8日开幕式上发布的新闻公告消除了科学博物馆之前的担忧。该新闻公告是由奇尔顿撰写的。全篇文章并没有提到壳牌石油公司，甚至没有提到冈瑟在演讲会上的介绍性演讲，这使冈瑟与展览或者石油工业的联系都变得模糊。[75]
出现这个小插曲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科学博物馆急于避免与壳牌石油公司表现出任何明显的联系；二是整个过程中经费的短缺。科学博物馆担心与壳牌石油公司产生联系一方面是由于英伊石油公司对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科学博物馆对于所有商业广告的严格管控。英伊石油公司是一个大型能源公司，但是，从科学博物馆的角度出发，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国有企业。对壳牌石油公司的支持会使得科学博物馆以“削弱石油王国其他公司”的名义受到控诉。更重要的是，伊朗石油行业民族主义爆发以及1953年8月摩萨台下台后，英伊石油公司的处境变得十分微妙。1953年11月，舍伍德·泰勒给冈瑟的信中隐晦地提到，他现在怀疑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帮助某一特定石油公司举办展览是否是明智之举。[79]科学博物馆认为壳牌石油公司正在试图利用展览来宣传品牌，再加上其他公司对于宣传自己品牌的渴望，可能会使各方不欢而散。温顿对于手册上壳牌标志的事情说道：“壳牌的公众形象已经倒塌。”壳牌市场经理匈牙利贵族A。E。艾博尼（A。E。Apponyi）对此表示不满。温顿回应道：“艾博尼先生很擅长打广告并且会用尽一切方法。”[80]科学博物馆对该展览十分感兴趣，因为它展示了工业化学的重要性。然而，已经延误了很久的工业化学展览依然遥遥无期。这表明科学博物馆并没有利用该展览来吸引壳牌石油公司为科学博物馆投资，而且这个事件也表明这个时期科学博物馆资金的短缺。
天然气（1971年）
20世纪50年代，煤气行业已成为低效和逐渐过时的行业，这是数十年的投资不足和分散生产的结果。[7]20世纪60年代初，煤气产业和化工业的发展推动了石油加工工艺的发展，这使得制造天然气的原材料煤逐步被石油取代。此外，煤气产业的其他产品，如煤焦油和硫酸铵，由于化工业的进步而逐渐失去了价值。20世纪60年代中期，天然气成为能替代工业煤气的能源之一。天然气委员会决定选择天然气作为对煤气行业的补充。天然气主要来自北海，通过诺福克郡巴克顿的一个新通道来传输。然而，如果天然气代替煤气，那么家庭和工厂使用的燃气设备就必须更换。在1964年坎维岛和埃塞克斯开展的试更换工程成功之后，1965年的燃气法案授予了天然气委员会更换设备的权力。这是一次大规模行动，于1967年5月在伯顿特伦特中部开始，于1977年9月在爱丁堡的科姆利银行结束，历经10年，花费了6亿英镑。闭幕式是由英国天然气公司主席，也是后来科学博物馆董事会的主席丹尼斯·鲁克爵士主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该行动是很浪费的——我记得当时给了我家一个全新的煤气炉和煤气点火棒，现在它们仍然放在我的阁楼里，从来没有被使用过，但此次行动为把煤气向天然气安全地转换提供了可能。因此可以看出，临时展览实际上不是在天然气转换过程的一开始，而是在过程当中举办的。
1970年10月，天然气委员会秘书T。E。D。梅森（T。E。D。Mason）要求格林纳威考虑“关于天然气展厅的进一步发展”这个问题。格林纳威意识到，需要“将保持与公众良好的关系和公众对天然气的反应作为科学博物馆的主题”。他提出举办一个关于“转换”的临时展览，这对永久性展览不会起到任何显著作用。[82]戴维·福利特认为，对科学博物馆来说“向天然气的转换”是一个太狭隘的主题，应该将“天然气”与“能够说明转换必要性的一个突出因素”结合起来作为主题。[83]在给梅森的信中，戴维·福利特提到科学博物馆在1971年年初就为展览腾出空间。“石油的故事”展览非常有意思地回应了格林纳威说过的话：“你和我所认识的天然气委员会成员都对科学博物馆的惯例和习惯做法太熟悉了，因此似乎没有必要说展览不应该有任何广告或竞争的特性。然而，我相信没有人希望如此。”[84]
1970年圣诞节前夕，一份写给天然气委员会的内部报告指出，临时展览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正面影响：
天然气委员会非常急切地想要全面利用科学博物馆的设施来展示天然气产业的发展以及说明天然气的应用方法。科学博物馆提出的不只是翻新展厅的初衷，事实上，它将依照展厅最近的发展制订一个完整的重建计划——在下个财政年建成可以进行现场气体实验的相关操作设备的永久性展览。
粗略地进行估计，成本在15～20000英镑的范围之内。这显然是一个公关活动，而且必须满足预算。有人建议天然气委员会接受科学博物馆的报价……而且科学博物馆组织现场展示的成本不超过20000英镑。[85]
展览由公共关系部和天然气委员会展览部负责筹备。格林纳威被告知，委员会同意在1971年3月举办展览，那么在展览开幕前就只有4个月的时间了。[86]
展览分为三个部分：天然气、家庭转换和工业转换。[87]所以，尽管戴维·福利特担心将天然气转换作为主题是否合适，展览的大部分仍是关于转换的过程，当然不只是设备转换这一个方面。展览上有海洋钻机和巴克顿管道终端的模型，通过对比煤气和天然气在灶具中生成的火焰，将天然气推销出去。展览的“新进展”部分中有压电点火（如图10-4所示，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的现场演示。展览从1971年7月13日至11月30日共吸引了250000名观众，这是一个很高的访问量。观众中包含了英国南部的学校团体和很多的外国观众。[88]这反映了观众对天然气转换过程的兴趣，因为它影响着每个家庭，而且也是一项技术成就。
图10-4互动展示——压电点火，天然气展览（1971）
展览结束之前，在一封写给天然气委员会的信里，格林纳威说：“现场的天然气展览已经证明了观众的浓厚兴趣，也完全证明了在设计和安装上所做的工作的成效……在获得了基本经验之后，博物馆就可以开始设想一种新形式来重新设计永久性的天然气展厅。”[89]
科学博物馆，而不是相关机构本身，再一次提出了展示公众关注的一个领域的展览的建议，这个机构（在这个案例里面指天然气委员会）对展览的倡议表示欢迎并很乐意为展览提供资金。展览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这也证明了大众热衷于能够反映其兴趣和关注点的展览，当然展览必须是公正或公益的。提出的具体观点不符合科学博物馆自身精神的展览通常不会很成功。消烟展览和下一部分的“伊斯兰的科学与技术”展览似乎就是很好的例子。
伊斯兰的科学与技术（1976年）
对于目前存在的应如何表现英国社会中多元社区文化的争论来说，举办临时展览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措施。[9]但是要举办这样一个展览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如何展示伊斯兰的科学与技术，特别是如何避免留下它是“先进”西方科学的先驱这样的印象，以及如何在展示伊斯兰文化时避免产生“东方主义”。[90]此外，这里还引发了一场争论，即到底在展览中展示伊斯兰文化对一些具体科学或技术所做的积极的贡献，还是展示与伊斯兰文化本身相关的科学和技术。考虑到科学博物馆对20世纪50年代舍伍德·泰勒道歉活动的敏感性，科学博物馆在展览中将科技与宗教融合在一起可能会令人不安。当前，这样的展览也可以看作是与富裕的海湾国家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为未来的资金支持提供机会。事实上，在展览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以上这些问题。虽然大部分展览经费（30000英镑）来自新成立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下简称阿联酋）政府，但是科学博物馆并没有表现出要维持长期关系的兴趣。更引人注目的是，展览的组织者将展览的意义看作是将近东和中东的伊斯兰文化瑰宝展现给英国观众。[91]当时没有任何资料提及穆斯林居住在英国。虽然从事后看来，1971年大约有369000名穆斯林生活在英国，而1976年英国有大约200万的穆斯林。[92]展览主要是关于中世纪伊斯兰的科学和技术的，丝毫没有考虑如何全面展现伊斯兰的诸多成就。事实上，科学博物馆的馆长戴维·托马斯（DavidThomas）在展览期间承认他“对伊斯兰国家知之甚少”。[93]
1973年的春天，基勒向科学博物馆提出建议，表示科学博物馆应该举办表现穆斯林科技成就的展览，因为“穆斯林在科学与工艺技术方面的成就确实十分可观”。[98]一开始，科学博物馆就发现了三个问题：科学博物馆忙于展厅和国家铁路博物馆的发展，每次举办展览的时候都需要提供人员；要寻找合适的展厅；从科学博物馆的收藏来看，极度缺乏合适的展览对象，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导致对展览手册的依赖。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一旦威尔康藏品被转移到科学博物馆[99]，我们很快就有机会使用其中的一些材料举办展览，否则在伦敦是看不到这些物品展览的。如果大英博物馆参与这个节日的话，科学博物馆也会感受到一些压力，事实也是这样。1973年的春天，科学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尤其是格林纳威和约翰·瓦纳比（JohnWartnaby）]谨慎地通过了这个建议，但到1974年的秋天时却变为了彻底反对。瓦纳比在1974年9月指出，科学博物馆确实没有合适的仪器，不建议在这里举办展览。[100]格林纳威似乎也对托马斯让他举办一场关于炼金术的展览表示反感。[101]由于托马斯（他接管了温顿在科学博物馆的服务工作）的热情，及科学博物馆的展览负责人迈克尔·普雷斯顿和玛格丽特·韦斯顿对托马斯的支持，展览得以成功举办。他们认为，托马斯敢于反对格林纳威、瓦纳比和肯尼斯·丘（KehChew）的“旧势力”。[102]临时助理研究员安东尼·特纳（AnthonyTurner）出色的工作背景也为这个项目打了一针“强心剂”。
展览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展示欧洲最早的科学仪器，如1026—1027年被苏格兰皇家博物馆租借的一个摩尔人的星盘、第一个动力泵（用于抽水的）的复制品、使用来自威尔康藏品的材料重建的一个伊斯兰药店、被埃克塞特海事博物馆租借的一艘迪拜渔船。[107]基勒对展览非常满意，大约30年之后，他评论说：“我认为展览举办得非常好而且设计得很出色，它将其他文明背景下的科学与技术进行了整体展示，我认为这是领先于时代的。”[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