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促进多元化，信息社会中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促进媒体的多元化；发展在公共广播、电视和互联网方面的社区、少数民族和语言的服务；建立数字化档案、博物馆、图书馆，以便公民接触相关文化内容；运用新媒体技术为儿童提供教育和培训；推进关于文化与其（通过新的电信服务和媒介的）传播之间关系的研究；促进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中的文化内容，以及母语和外国语言的学习；
5。推进青年人间的文化：增进并增强儿童和弱势群体接受特殊的教育和文化需要的权利；鼓励青年一代欣赏现存的文化表达形式和文化内容的多样性；包括他们作为社区或公民组成部分的表达；
6。增强文化产业：制订国家的专门人才、文化行政管理人才和经营人才的培训计划；通过保护和增进创造者的权利来扶持艺术家、设计人员和手工艺者；
7。增强和扶持新兴的和传统的传媒：支持传媒在当地或全国的生产和发行；发展创新基金系统，促进私人与公共媒体之间首创精神的互补；支持接触新技术；
8。改进文化政策的国际合作和研究：支持发展中国家巩固其文化制度，培训文化专业人才；鼓励民间的和专业的文化政策研究网络的发展，增进文化部长在地区和国际层面上的磋商和合作；
9。动员更多的人力和财政资源发展文化：增加文化发展的投资；拓展文化活动的财政来源；促进文化发展的企业资助；发展公共捐助和能带来其他收入项目的文化制度。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艺术表达和文化内容多样性文化公约草案初稿》。参见：http：。unesc。
（四）公共文化政策的类别
公共政策可根据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如按其在政策体系中的重要性分为“元政策（政策的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按政策形式可分为“实质性政策和程序性政策”；按功能可分为“分配性政策与再分配政策”“管制性政策和自我管制性政策”“物质性政策和象征性政策”“涉公政策和涉私政策”等；按政策主体行政层级的不同分为“中央政策和地方政策”；按政策是否成文分为“成文的政策”和“不成文的政策”；按具体政策涉及的领域区分，如在文化领域可分为“文化艺术政策”“新闻出版政策”“文化市场管理政策”等。[18]
这里，我们根据文化政策的不同目标，来尝试进行一种简易的文化政策分类，将文化政策大致分为如下类别：
1。文化发展的总体政策：如文化发展战略、方针、原则、大型文化规划、各种都市文化发展计划等；
2。文化行政管理类的政策：包括文化管理架构的设立、文化事权的划分、文化组织的等级注册、文化经营许可证的审批、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配套政策等；
3。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包括公共图书馆政策、公共博物馆政策、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艺术教育政策、语言文字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公共文化设施政策、非营利文化组织的扶持资助政策等；
4。非（准）公益性文化服务（文化产业）——经营性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行业政策，包括文化市场准入政策、文化投融资政策、国家重点鼓励的文化产业类别及其优惠政策、文化市场监管政策、对外文化贸易政策等；
5。高雅艺术、专业研究及创作的政策：包括文艺创作、社科研究等的指导性政策、文化艺术赞助条例、人文社科基金的设立和使用、非营利文化组织的扶持资助政策等。
由于国情不同，世界各国公共文化政策的类别有一定差异。就我国情况看，按照目前的文化行政管理架构，我国的文化政策大致分为以下11类：
表4-1我国公共文化政策分类表
就我国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狭义界定的范围来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类政策，主要涉及表4-1的第1、2、5、7、8、9政策类别，以及部分涉及第3、4、6类别。事实上，由于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公共文化服务的相关政策与其他类别的公共文化政策存在很多交叉，另外一些未纳入文化政策系统的其他政策，如公共教育政策，因其富有文化内涵，影响文化生态，也可视为广义的文化政策。
二、公共文化政策过程
（一）公共文化政策的主体和形式
所谓“主体”是一个哲学概念，一般是指有意识、有实践能力、能够对客观事物进行主动认识和实践的人或群体。政策主体，简单讲即政策的制定者。一般而言，政策主体可以被简单地界定为直接或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个人、团体或组织。文化政策主体有权制定文化政策，确定文化政策的价值取向、目标、适用范围、针对人群、政策期限等。因此，文化政策通常代表的是文化政策主体的利益。
尽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化政策主体会因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形式、政党制度、文化体制等政策环境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它们对政策制定过程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也有所不同，但政策主体的构成因素并无大的差别，其主要构成因素均包括立法机构、行政决策机构（政务官系统）、行政执行机构（文官系统）、司法机构、政治党派、利益集团、思想库、大众传媒和公民个人等。[19]一般而言，国家、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具有对文化资源进行权威配置的权力和职能，因此各级政府（包括其决策智囊机构），往往是文化政策的“决策中枢”，即政策主体。
就我国而言，具体的文化政策主体及公共政策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类：[20]
1。执政党
执政党是政策制定的核心力量。公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执政党的政策。通过执政党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有效掌握和对国家事务的有效管理，是现代民主和法治国家的主要政权形式。现代国家的政党制度多样，但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在多党制，执政党均具有制定包括文化政策在内的一切国家政策的权力，从而获得制定国家文化政策的主体资格。由于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这就决定了党在整个文化政策决策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并规范和制约着其他文化政策主体。在实践中，党的文化方针、路线往往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转化为国家文化政策。其直接形式是将党中央发布的政治文件以及党的主要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作为党的基本政策，直接以公共政策的形式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如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党代会报告，其中关于文化的表述成为我国基本文化政策的依据，直接指导我国文化的改革发展。
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党在工作中强调“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21]。这里所谓法定程序主要有三种并形成了不同的政策形式：一是中共中央与国家其他机构联名发布的政策文件，如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联名发布的决定、指示等，这种政策形式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最为普遍，如2007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二是中共中央单独提出政策倡议，国家有关机构据此制定具体政策方案，并依照法定程序加以通过，如1982年邓小平在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报告中提出机构改革的指导原则，会后国务院据此拟定了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行动方案，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以公共政策形式加以颁布；三是国家有关机构以党的政策为指导原则制定相关政策。
2。人民代表大会（国家立法机关）
国家立法机关是有权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法律的国家政权机关，是最重要的政策主体之一，其主要职责是立法，即通过制定法律使文化政策合法化。任何文化政策建议和主张，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成为国家行为和国家意志，获得规范社会文化行为的合法性。现代国家的立法机关主要包括议会、国会、人民代表大会等。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它是我国政策制定的主要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法律，如宪法，基本法及其他适用全国的法律（如环保、土地管理、文化等领域的法律），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则制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等。此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拥有对国家行政、司法机关的监督、检查权，以确保行政、司法机关对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就文化法规来看，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文化法律和文化政策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制定的有关文化的法规和政策都不得与之相抵触，一旦抵触，国家立法机关有权予以纠正和撤销。
3。政府
政府即各级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法机关，它直接执掌国家行政权，从事国家事务的管理，是国家意志的直接体现者。就文化领域来看，我国中央政府文化部门主要是国务院的文化行政部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省、市、区等各级地方政府，则根据对口原则设有相应的文化行政部门。一般来说，政府及其文化行政部门根据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及其赋予的立法权来制定文化管理规章和政策，具体引导、规范全体公民和所有社会组织的文化行为，处理和解决国家文化管理事务中经常发生的政策问题和文化矛盾，以确保国家文化意志的切实执行和国家文化事业的顺利发展，维护人民的合法文化权益和社会正常的文化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