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向高层表示，和黄以后请人，要多用本地人，并且通晓普通话是必要条件——这很清楚地表明，他的投资大计是放眼内地。
李嘉诚“以夷制夷”的策略方针，对于稳定军心、控制局势起到了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收购英资公司之后，如果实行排外，势必会使公司出现混乱，陷于停滞和瘫痪。这样，经济上势必遭受惨重的损失。
相反，保持稳定，以夷制夷，可使公司正常运转。
以马世民为例，他任和黄总裁达9年之久，为和黄创下了辉煌的业绩。
一些投资的失利，只是白璧微瑕。
马世民的政见，曾招来不少非议。但他的人品，却几近完美——他的口碑，甚至可与李嘉诚相提并论。
马世民辞职后，其下属无不对“波土”（老板）交口称赞，有的还掉下眼泪。
由此可见李嘉诚“以夷制夷”战略的成功。
然而，李嘉诚的投资重心转向内地时，就顺应现实需要，以当地华人为重，并且要通晓普通话，这是李嘉诚适时应变的体现。
《壹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还分析道：
“反观一些事业上没有像李嘉诚般飞黄腾达的富豪，倘若说他们有什么缺失的话，那往往就是不晓得任用人才，以至窒碍了企业的发展。环顾香港的上市公司，虽然很多公司资产值不少，但至今始终摆脱不了家族式管理。”
李嘉诚的长实系，是一家股权结构复杂、业务范围广泛的庞大集团公司，他是这一商业帝国的绝对君主，但集团内部，却看不到家长制作风的影迹，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模式管理。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却又钟情于东方民族的企业家族氛围。西方经济学者探索日本经济奇迹的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族氛围浓郁，形成极富特色的儒教商业文化。
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潜移默化，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李嘉诚是个善于吸收新事物的人，又绝不人云亦云，人爱我喜，对任何事都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了很多哲理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
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者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进取方面是不够的。”
李嘉诚摈弃家族式管理，而采取将中西方的优点和长处糅合在一起的管理机制。李嘉诚常说：“唯亲是用，必损事业。”
唯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
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要求到李嘉诚的公司做事，遭到他婉拒。
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而获得任何照顾。
得到他重用和擢升的，大部分不是他的老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人。
“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道：“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在人才使用和管理上，李嘉诚确实高人一筹。家族式管理，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这样的管理，也许凭创业者的杰出才华可以一世显赫，但很难维持第二代的辉煌，更不用说像怡和等一些具有先进管理制度的家族事业的百年兴盛。
当然，西方管理方式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不像华人经商那样富有人情味；研究和计划十分周密，但决策周期过长，不像华商握一握手，便达成协议。
李嘉诚中西合璧，各采其长。比如一个项目，李嘉诚会周密调查，仔细研究——这是西方的方式。一旦确定，就打一个电话或握一握手，就完成决策——这是华商风格。
杜辉廉是英国人，出身伦敦证券经纪行，是一位证券专家。70年代，唯高达证券公司来港发展，杜辉廉任驻港代表，与李嘉诚结下不解之缘。
1984年，万国宝通银行收购唯高达，杜辉廉参与万国宝通国际的证券业务。
李嘉诚得到证券专家杜辉廉的帮助，在股市更是如虎添翼，风生水起，甚至对股市具有强大的左右力。
李嘉诚最辉煌的战绩在股市，最能显示其超人智慧的载体也是股市。而被称为“李嘉诚股票经纪”的杜辉廉在其中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功不可没。
李嘉诚投桃报李，以恩报恩，又使杜辉廉更专致不二地回报李嘉诚，充当李嘉诚的“客卿”。
李嘉诚从一个微贱的打工仔，成为香港首富；长江由一间破旧不甚的山寨厂，成为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他的巨大成功，还得益于他的“用人之道”。
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企业主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企业主下属的辅佐人才，在不同的阶段，亦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