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连续下了三天。
城市被浸泡在灰蒙蒙的水汽里，梧桐叶落得越来越急，黏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像一块块褐色的补丁。
教室里总是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气，混合着青春期少年身上的汗味和洗衣粉香。
自从那次在办公室的对话后，我和杨雯雯之间建立起某种微妙的默契。
她依然每天放学后给我补习二十分钟，讲解题目时专注而专业，仿佛那本深蓝色笔记本里的文字从未存在过。
但我能感觉到，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她会在我答对难题时，眼角弯起的弧度比以往深一点。
会在天气转凉时，不经意地问一句“穿这么少不冷吗”。
会在补习结束时，从抽屉里摸出两颗糖——有时是薄荷，有时是水果硬糖，包装纸在灯光下闪着廉价的彩光。
这些细小的关照像针脚，一针一针缝补着我因家庭破碎而裂开的情感缺口。
我贪婪地收集每一个瞬间，晚上躺在床上反复回味，直到它们发酵成更浓稠的东西。
周三下午，政治小论文的初稿完成了。我把它工工整整地誊写在稿纸上，装进透明文件夹，像捧着一颗心脏般走向教师办公楼。
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
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她正低头批改作业，眼镜滑到鼻尖，右手握笔，左手无意识地卷着一缕垂落的发丝。
光线从百叶窗的缝隙漏进来，在她侧脸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线条。
“杨老师。”我敲门。
她抬头，看见是我，眼里闪过一丝光亮：“论文写好了？”
“初稿。”我把文件夹放在她桌上，“您看看。”
她没有立刻打开，而是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这个动作让她看起来有些疲惫，眼下有淡淡的青影。
“老师没休息好？”我问得小心翼翼。
“嗯，最近失眠。”她重新戴上眼镜，翻开文件夹，“坐吧，我看看。”
我在对面坐下，看着她阅读我的文字。
她的表情很专注，偶尔会用笔在页边做记号，嘴唇无声地动着，像是在默念。
窗外雨声绵密，办公室里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和她的呼吸声。
有那么一刻，我希望时间就停在这里。
“这里，”她忽然开口，用笔尖点着其中一段，“你写‘价值的判断往往受制于主体的局限性’，这个观点很好，但论证可以再深入。比如——”
她开始讲解，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
我听着，目光却不自觉地飘向她的嘴唇。
她的唇形很好看，上唇有明显的唇峰，下唇饱满，涂着很淡的唇膏，在灯光下泛着湿润的光泽。
讲到一个哲学概念时，她停顿了一下，抬眼看向我：“明白了吗？”
我的视线还停留在她的嘴唇上，慢了半拍才反应：“明、明白了。”
她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走神，但没说什么，只是继续往下讲。然而她的耳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起了淡淡的红。
那抹红像火星，落在我心里干燥的草原上。
补习结束时已经六点。雨还在下，天色昏暗得像傍晚。杨雯雯看了看窗外，从柜子里拿出那把深蓝色的伞：“拿着吧，明天还我就行。”
“老师您呢？”
“我等雨小点再走。”她坐回椅子上，重新打开电脑，“快回去吧，别让家人等。”
我知道这是逐客令，但脚步挪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