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 阎尔梅：《阎古古全集》卷六，《沛城从贼纪事》。
[45] 赵士锦：《甲申纪事》。
[46] 陈济生：《再生纪略》中说：“贼兵营于宿迁。南北相持，往来路绝。”不久，在南明优势官军的攻击下，董部被迫北撤。
[47]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按，刘暴在一些史籍里被写作刘日恭。
[48] 聋道人（徐应芬）：《遇变纪略》。
[49] 《国榷》卷一○一。又，《甲申传信录》卷六载，四月“初二日，……榜示伪顺仪制，颁为条约，凡文官俱受权将军节制，行跪礼”。刘尚友《定思小纪》说大顺政权将官制、服色以及“文官拜武将之类，俱刊定成册，以候颁行”。《永昌仪注》早已亡佚，从一些记载当中可以看出，这部文献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反映了大顺政权实行“右武”制度，以保证久经战阵的农民军将领居于主导地位。
[50] 赵士锦：《甲申纪事》说，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大顺军破城时任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见《二素纪事》）。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
[51] 《甲申核真略》。
[52] “在宗敏及诸将处者，付本人；在监押健儿处者，付健儿自追。”（《甲申核真略》）
[53]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54] 《甲申核真略》。除了杨士聪所说的某些“坊刻”以外，有些接受了大顺政权官职的明朝官僚，为了掩盖自己“从贼”的经历，也颠倒黑白地把大顺政权的礼遇说成被“拷掠”。
[55] 《明史》卷二六六。
[56] 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七，《帝纪》。又该书卷三一也说，大顺政权“伪为均田免粮之说”。
[57] 《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一二一页。
[58] 《明季北略》卷十六。
[59] 丁耀亢：《出劫纪略·保全残业示后人存纪》。
[60] 顺治二年《厉宁奏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第三册A3—226，户部为厉宁事上揭帖为顺治三年正月。厉宁为日照生员，中武举，历都司，任副将，降清，隶镶红旗下为副总兵。
[61] 顺治二年《登莱巡抚陈锦题本》，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第四九六页。
[62] 在山西大同地区，明朝代王的“宗姓约计四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宗之房屋尽为贼居，地土庄窝无一不为贼据。”大顺军西撤之后，清政府“查出贼遗故宗室空房共一千六十所，地一千三百七十余顷，大小庄窝五十八处”。说明在大顺政权控制下的一两个月间，当地大土地所有制受到摧毁性的打击（引文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顺治元年八月初六日《大同总兵姜瓖启本》）。
[63] 李天根：《爝火录》。
[64] 《国榷》卷一百。
[65] 《平寇志》卷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66] 《小腆纪年》卷四。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中贵迎贼不独（王）德化一人为然，凡监局掌印者皆出迎，皆照旧。由是各招集名下听贼拣选，共留八百余人，余皆散去。”
[67] 《国榷》卷一〇一说，大顺政权“改锦衣卫为龙衣卫，各营兵递直午门……”孙承泽在《天府广记》卷三四中，记大顺军占领北京后，看守他的人是“伪锦衣尉梁姓”，原为“陕西诸生”。两书所说的“龙衣卫”和“伪锦衣尉”大概是指李自成的警卫部队，而不是明朝的锦衣卫。
[68] 《再生纪略》卷上。
[69] 顾炎武：《明季实录》；《平寇志》卷九。
[70] 《平寇志》卷九；《甲申传信录》卷五。
[71] 《明季实录》；《甲申传信录》卷五。
[72] 民国三十二年《米脂县志》卷九下，《艺文·诗词》。
[73] 《再生纪略》卷下。
[74] 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纪事》。又，顺治元年七月清滦州同知赵钟瑞奏本中自我表功说：“即前平西亲王兵丁分居本城，尽皆安置得宜，兵民帖服。”（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顺治朝奏本》第九号）也是指吴三桂降清以前的事。
[75]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传》，就用了“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兵起”的措辞。
[76] 见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四，《官职志》。
[77] 《清史列传》卷七九，《唐通传》；《平寇志》卷十。
[78] 匿名：《吴三桂纪略》，见《辛巳丛编》。行至永平府的时日是根据乾隆《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纪事》。
[79] 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又，《临榆县志》所载当时人佘一元《述旧事诗》云：“进抵无终地。”无终即玉田县的古称。
[80] 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三，《圆圆曲》。这类讲法极多，充斥于史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