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张怡：《謏闻续笔》卷一。《甲申传信录》卷八也说：“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杨士聪则说：“吴襄者，三桂父也，在京为都督，被获将夹，复宥而宴之。吴知终不免，遣人贻书与子云。”
[82] 佘一元：《述旧事诗》第二首，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九，《舆地编》四，《纪事》。
[83] 同1，《述旧事诗》中有一联是：“二三绅儒辈，早晚共趋迎。”可见参加吴三桂叛乱的人只是当地为数有限的几个绅士。请参看程儒珍《关门举义诸公记》（见光绪四年《临榆县志》卷二一，《事实编》四，《乡型》下）和佘一元《潜沧集》卷三《曹捷音传》，卷四《朱太母诸氏墓志铭》《赓庭冯先生墓志铭》。
[84] 关于山海关战役期间留守北京的大顺军将领是谁，各种史籍说法不一致。赵士锦《甲申纪事》说：“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陈济生《再生纪略》说：“伪相牛及贺（有威）、郭（之纬）两伪将留守京师。”《甲申传信录》说：“制将军李遇（过）及贺锦二将留守京都，禁约军丁。”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说：“惟留一姓李伪都督居东，与牛金星共为守备。”《平寇志》和《怀陵流寇始终录》说，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万人守京师”。《鹿樵纪闻》则说李过留守。《国榷》记“牛金星、李牟、李友等居守”。这些说法不尽可信。如李岩、李牟本无其人，贺锦已牺牲于西宁。《国榷》卷一○一记四月十七日有人在京师宣武门外偷偷张贴“大明运当中兴”的反动榜文，“伪都督李友捕榜之，左右民杀之”。《甲申传信录》卷六记四月“二十三日，都中微闻闯败。制将军刘当将城外房屋督居民尽行拆毁，并及佛寺，运兵器上城守城”。制将军刘当指左营制将军刘芳亮。如果这两条记载属实的话，李友和刘芳亮是留守北京的大顺军将领。此事尚待继续查考。
[85]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清帝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
[86]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87] 《清世祖实录》卷四。按，据李《沈馆录》卷七，清廷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即已准备“西征”（伐明），并命李从行。不久，得到大顺军攻占北京的消息，在出兵时间和调集兵员数量上大概都做了调整。
[88] 李：《沈馆录》卷七，引自《辽海丛书》。
[89] 《清世祖实录》卷四。
[90] 同2。
[91] 按，山海关是东西向的，南翼城近海，故不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
[92] 刘健：《庭闻录》卷一，《乞师逐寇》。
[93] 威远台遗址尚在，称作“威远城”，距山海关城极近，大约不过二三里。威远台建造在欢喜岭上，所谓欢喜岭只是略高于平地的一条小丘陵。当地人士说，明时官军返自辽东，行至该岭则关门近在眼前，心中欢喜，故名。
[94] 康熙八年《山海关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95] 《清世祖实录》卷四。
[96] 李粹以当事人的身份说：“以臣所见，胡兵似倍于流贼。”（见《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加上吴三桂的军队双方兵力悬殊更大。
[97] 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
[9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99]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记，四月二十七日，“驱城中百姓于崇文、宣武门外，毁撤沿河诸房及城外四面羊马墙，云：‘向攻城时借此墙遮蔽炮箭，大得其力。恐东兵攻城，故亟去之’”。下文又说第二天他自己也被抓去拆羊马墙，“余脱身而走”。这证明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确曾打算固守北京。
[100] 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按传统规矩都是由皇帝颁诏天下宣告即位，诏书的后面一般都附有大赦等恩款。大顺政权却分别由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各发敕书一道，这些文献没有保存下来。
[101] 李天根：《爝火录》卷三所引塘报。
[102] 聋道人（徐应芬）：《遇变纪略》。
[103] 康熙十九年《保定府志》卷十七，《忠烈》。
[104] 同1。
[105] 同1。
[106] 《清世祖实录》卷五记：五月初八日“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等追击流寇于庆都县，大获其辎重”。另参看康熙十七年《庆都县志》卷三，《历代政绩》；《国榷》卷一○一。按，《国榷》记双方作战地点为定州北十里清水铺，据《清世祖实录》和《庆都县志》，这一战役是在望都县境进行的。又《国榷》记大顺军有“大帅三人”被清军俘虏，恐不可靠。
[107] 《清世祖实录》卷五记：“固山额真谭泰、准塔，护军统领德尔得赫、哈宁噶等率前锋兵追至真定，又破之。贼焚辎重，仓皇败走。”另参见《清史列传》卷四，谭泰、准塔、哈宁噶传。
[108] 边大绶：《虎口余生记》。
[10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110] 《清世祖实录》卷五。
[111] 《清世祖实录》卷四。
[112] 聋道人（徐应芬）：《燕都志变》（《遇变纪略》）。
[113] 《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七五页，引顺治元年谕旨云：“前朝勋戚赐田、己业，俱各照旧。”
[114] 《燕都志变》。
[115] 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