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老天！”他摇着头说，“他们在那所学校把一个男孩的肋骨弄断了—两根肋骨—他还是个小孩子呢。我猜他只有—我想想看—你多大了？”
我告诉他八岁多，不到九岁。
“就像你这么大。”他说，“他们弄断他第一根肋骨的时候，他八岁零六个月；他们弄断他第二根肋骨的时候，他八岁零八个月，这要了他的命。”
听到如此凑巧之事，我无法向自己或者那位侍者掩饰脸上的不安，于是我问那是怎么发生的。侍者的回答并没有令我振作起来，因为他只说了三个可怕的字：“打断的。”
就在这时，院子里响起了驿车的号角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于是我站起身，手上攥着钱包（我将钱包从口袋里掏了出来），半是骄傲，半是羞怯，犹犹豫豫地问，要不要为什么东西付钱。
“有一张信纸，”他答道，“你付过信纸的钱了吗？”
我不记得我付过。
“信纸很贵，”他说，“因为要交税。三便士一张。咱们这个国家就是啥都要收税。还有给侍者的小费，此外就没别的了。墨水不必付钱，算我送的。”
“你应该—我应该—我得要—请问，我付多少钱给侍者才合适呢？”我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如果我没有孩子，孩子又没有出牛痘，”侍者说，“我就不会要你六便士。如果我没有年老的父母和可爱的妹妹要养活，”说到这里，侍者非常激动，“那我连一法新[2]都不会要。如果我有一份好差事，如果我在这儿待遇好，我不仅不会收你的钱，还会求你收下我的一点儿什么呢。可我吃的是剩饭，睡的是煤堆呀。”说到这里，侍者放声大哭起来。
我非常同情他的不幸遭遇，觉得要是给他的报酬少于九便士，那简直就是丧心病狂、铁石心肠。于是，我从三个亮闪闪的先令中拿了一个给他，他毕恭毕敬地接过去，然后立即用拇指将银币弹到空中再接住，检验真假。
有人帮我从车后上了驿车，这时我发现，大家都觉得是我一个人吃光了午餐，不禁感到有点儿尴尬。我之所以会发现这点，是因为我无意间听到凸肚窗边的女士对车上的警卫说：“照顾好那个孩子呀，乔治，不然他会胀破肚皮的！”此外，我还看见附近的女仆都出来看着我咯咯直笑，好像我是个“神童”一样。我那位不幸的侍者朋友已经振作起来，见到这一幕，他似乎并不觉得烦乱，反而跟着别人一起“赞美”我，丝毫不难为情。如果我对他有所怀疑，那么多半是由这件事引起的。不过，我还是更倾向于认为，即使在当时，出于小孩子单纯的轻信，以及对年长者自然的依赖（倘若有孩子过早地丧失这种天性，变得世故圆滑，我会觉得难过），我对他总体上并没有不太信任的地方。
我得承认我很难受，因为我蒙受不白之冤，沦为车夫和警卫嘲笑的对象。他们说，驿车后部太沉是我坐在那里造成的，还说我坐四轮货车旅行更合适。我大肚皮的故事也传到坐在车厢外的乘客中间，他们听了也乐得前仰后合，问我在学校里是不是要交两份或者三份伙食费，伙食费是给我特别打了折，还是按照普通标准收费，另外还问了些拿我寻开心的问题。但最糟糕的是，我知道，有机会再吃东西时，我会羞于进食。刚才的晚餐我只吃了两三口，接下来只能整宿挨饿了—我走得匆忙，把蛋糕落在旅店了。我的担心果真应验了。我们停车用夜宵的时候，虽然我很想吃，却鼓不起勇气进食，只好坐在火炉旁，说我什么都不想要。但这并未使我免遭更多的讥讽。一个声音沙哑、满脸胡楂的绅士说我就像条大蟒蛇，一顿吃饱能顶半年，可他自己一路上除了拿瓶子喝酒的时候，几乎都在从盒子里掏三明治往嘴里塞。取笑我之后，他又吃了煮牛肉，结果起了一身疹子。
我们下午三点从雅茅斯出发，预计次日早上八点左右到伦敦。时值仲夏，傍晚天气宜人。当我们穿过村庄的时候，我便会寻思农舍里是什么样子，住在里面的人在做什么。当有男孩追上我们，攀到车后，在那里吊了一小段路的时候，我就会琢磨他们的父亲是否在世，他们在家里幸不幸福。所以说，除了不停地想象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我想象中的情形相当可怕—我还有许多事情可想。我记得，我有时候会任由自己思念家人和佩戈蒂，任由自己在混乱和迷茫中努力回想，在我咬默德斯通先生之前，我是什么心情，是怎样的孩子。可是，我想来想去都得不到满意的答案，我咬他的那件事似乎发生在远古。
晚上不像傍晚那么舒服，因为天变凉了。我被放在两位绅士中间（满脸胡楂那位和另外一位），以免从车上栽下去，可他俩一睡着，就把我挤得严严实实，差点儿闷死。有时他们挤得我太厉害，我就忍不住喊道：“噢，拜托！别挤啦！”可他们一点儿都不喜欢我大喊大叫，因为这样会扰了他们的清梦。我对面是个披着毛皮大斗篷的老太太，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在黑暗中更像一堆干草，而不是一位女士。她带着一只篮子，半天都没找到合适放的地方，后来发现我腿短，便索性塞到我脚下。这下我愈发动弹不得了，还被硌得生疼，难受极了。但只要我稍稍一动，篮子里的玻璃杯便会碰到别的东西当当作响（玻璃碰到东西当然会响），她就会凶神恶煞般用脚捅我一下，说：“喂，别乱动！我敢说你的骨头还嫩着呢！”
太阳终于出来了，我的旅伴似乎睡得轻松些了。你无法想象他们一整夜睡得多么辛苦，又是喘气，又是打鼾，可怕极了。太阳越升越高，他们也越睡越浅，于是渐渐一个个醒来。他们全都假装压根儿没合眼。要是有人说他们睡着过，他们就会一反常态，大发雷霆，反驳这一指控。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对此颇感惊讶。时至今日，我也仍然惊愕不已，因为据我观察，在人类的所有弱点中，我们普遍最不愿承认的弱点（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竟然毫无例外地是在驿车里睡过觉。
远远望去，伦敦是个多么神奇的地方啊！我相信，我喜欢的所有英雄都在那里一遍遍地反复上演着冒险传奇。我模模糊糊地觉得，那里的美好和罪恶都比世上其他城市更多。当时的那些感受，这里就不必赘述了。我们渐渐驶入伦敦，按时抵达我们要去的白教堂区的一家旅店。我记不清那家店是叫蓝牛还是叫蓝猪，只记得是蓝什么，驿车背后就画着那个蓝色的东西。
警卫下车的时候，目光落到我身上，在售票处门口说：“这个孩子有人接吗？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登记的姓是默德斯通，说是暂留在这儿，等人来接。”
没人回答。
“请再用科波菲尔这个姓试试，先生。”我无助地垂下头道。
“这个孩子有人接吗？从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来的，登记的姓是默德斯通，却自称姓科波菲尔，说是暂留在这儿，等人来接。”警卫说，“快点儿！有没有人接啊？”
没有。没人来接。我焦急地向四下张望，可旁人对警卫的话全无反应，只有一个扎着绑腿的独眼男人建议说，他们最好给我套个铜项圈，把我拴在马厩里。
梯子拿来了，我跟着那个像一堆干草的女士下了车。等她拿走了篮子，我才敢动弹。这时驿车上的乘客都下来了，行李也很快搬走了。此前马已卸了套，牵走了。现在，连驿车都被几个车夫推到不挡路的地方去了，可还是没人来认领这个从萨福克郡布兰德斯通来的满身尘土的小伙子。
我感觉自己比鲁滨孙·克鲁索还要孤单。他虽然孤单，却没人看着他，没人看见他的孤单。我就这样孤零零地走进售票处，值班的伙计招呼了我一下，我就来到柜台后面，坐在他们称行李用的磅秤上。我坐在那里，看着大大小小的包裹、行李和一本本账簿，闻着马厩的气味（从那以后，只要闻到这种气味，我就会想到那天早晨的情形），一连串极其恐怖的念头开始涌入我的脑海。假如没有人来领我，店里的人会同意我在这里待多久呢？他们会让我一直待到把七先令都花光吗？我晚上是不是要同行李一起躺在木箱里睡觉，早晨在院子里的水泵边洗脸呢？还是说，我每天晚上都会被赶出去，第二天售票处开门了再放我进来，等人来接？假如这并不是什么差错，而是默德斯通先生制订的计划，好把我甩掉，那我该怎么办？即使他们允许我留在这里，直到花完七先令，我也不能指望挨饿后还能继续待下去。那样显然会给顾客带来不便和不快，更别提还会连累这家蓝什么的旅店，搞不好还要给我付丧葬费呢。如果我立刻动身走回家，又怎么找到回家的路呢？我怎么能指望自己走那么远呢？就算我回到家，又怎能保证佩戈蒂之外的人好好对我？就算我找得到最近的有关机构，主动投身军营，当个大兵或者水手，他们八成也不会接纳我，因为我实在太小了。这些想法，还有其他一百个类似的想法，让我浑身燥热、头晕目眩、忧惧惊恐。正当我焦躁到极点的时候，一个人走进来，跟值班伙计耳语了几句，后者立即把我从磅秤上拽下来，推到那人面前，好像我是一件货物，已经被称了重、下了单、交了货、付了钱一样。
和这个新相识手拉手走出售票处时，我偷看了他一眼。那是个年轻人，身材瘦削，皮肤蜡黄，双颊深陷，下巴同默德斯通先生的一样黑，但他们的相似处到此为止，因为他的络腮胡都剃掉了；他的头发毫无光泽，干巴巴的，褪了色一样；他身穿一套黑衣服，衣服也是干巴巴的，褪了色一样；袖子和裤腿都很短；他还系着一条不怎么干净的白围巾。我当时就认为，现在依然认为，那不是他身上唯一的亚麻织物，但他身上显露出来的，或是让人看得到的亚麻织物，却只有这条围巾[3]。
“你就是新来的那个学生吧？”他说。
“是的，先生。”我说。
我觉得我是，其实我也说不准。
“我是塞勒姆学校的教师。”他说。
我连忙鞠了个躬，敬畏之情油然而生。面对这样一位学者和教师，我实在不好意思提及像我的行李箱那样平凡的物品，以至于走出院子一段路后，我才鼓起勇气提到它。我谦卑地暗示，那箱子或许今后还用得着，于是我们又返回旅店，他告诉值班伙计，他已吩咐车夫中午来取行李箱。
“老师，”我们走到先前那么远的时候，我说道，“请问学校远吗？”
“离布莱克希思不远。”他说。
“那地方远吗，先生？”我怯生生地说。
“不近，”他说，“我们得坐驿车去。大概有六英里呢。”
我已经虚弱无力，疲惫不堪。一想到还要再苦熬六英里，我实在受不了。我鼓足勇气告诉他，我已经一整夜没吃东西了，如果他允许我买点儿吃的，我将感激不尽。他好像对此颇感惊讶—这时，我看见他停下脚步打量我—略作思忖之后，他说他要去看望住在附近的一位老太太，我最好买点面包，或者我爱吃的健康食品，拿到老太太家里当早餐吃。我们在那儿还能喝些牛奶。
于是，我们来到一家面包店，隔着橱窗向里张望。我提了一系列建议，都被他一一否决，因为那都是不健康食品，吃了会分泌过多胆汁。最后我们决定买一小块看起来不错的黑面包，只花了三便士。然后，我们又在一家杂货店买了一个鸡蛋和一片五花咸肉。我用第二个亮闪闪的先令付钱，找回来的零钱特别多，让我觉得伦敦是个物价很低的地方。购入这些食物后，我们继续前进，在一片鼎沸喧嚣中穿行。我本就头昏脑涨，困乏不已，现在更被搅成一团不可名状的乱麻。我们过了一座桥，那无疑就是伦敦桥（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这么告诉我的，但我当时半睡半醒，迷迷糊糊），一直走到一户穷苦人家房前。从房子外表和大门上方的石板铭文来看，我断定这是救济院的一部分，因为铭文写着：这些房子是为二十五个穷苦女人修建的。
塞勒姆学校的教师将一扇小黑门的门闩拔掉。那里有一排一模一样的小黑门，每扇门旁都有一个菱形小窗，门上方也有一个菱形小窗。我们走进一位贫穷老太婆的小屋，她正在扇火，要把小炖锅烧开。一见教师进来，老太婆就不再去拉放在膝上的风箱，说了句什么，我觉得好像是“我的查理”，但她又看见我也进了屋，就站起身，搓搓手，张皇失措地行了个半屈膝礼。
“请给这位年轻的绅士做顿早餐，行吗？”塞勒姆学校的教师说。
“行吗？”老太婆说，“当然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