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我在塞勒姆学校的第一学期
第二天，学校正式开学。我记得，教室里原本人声鼎沸，但克里克尔先生吃过早餐后一进来，房间里顿时变得一片死寂，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站在教室门口，把我们扫视了一遍，就像故事书里的巨人查看他的俘虏。
滕盖就紧挨克里克尔先生站着。我想，他已经没有机会恶狠狠地喊“安静”了，因为学生们早已吓得瞠目结舌，呆若木鸡。
学生们看见克里克尔先生的嘴在动，听到的却是滕盖的声音，内容大致是：
“听着，学生们，新学期开始了。在这个新学期，你们的一举一动可要当心。我劝你们，趁着这股子新鲜劲儿好好学习，要不然，我就会趁着这股子新鲜劲儿好好惩罚你们。我不会手软的。不管你们怎么擦都没用，我留在你们身上的鞭痕是擦不掉的。好了，你们都去念书吧！”
这段可怕的开场白结束后，滕盖又拖着木腿咚咚咚地走出去了。克里克尔先生来到我的座位前，对我说，如果我是以爱咬人著名，那他也是以爱咬人著名。接着，他给我看了他那根藤条，问我：“藤条比起牙齿来怎么样？它赶不赶得上一颗锋利的牙齿，嗯？赶不赶得上一对牙齿，嗯？它是不是又长又尖，嗯？它咬不咬人，嗯？咬不咬人？”他问一句，就用藤条抽我一下，抽得我皮开肉绽，身子不停扭曲。就这样，我很快便享受到了塞勒姆学校的一切权利（如斯蒂尔福思所说），而且很快也泪如雨下了。
我并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获得了这份殊荣。恰恰相反，大多数学生（尤其是年纪小的）都在克里克尔先生巡视教室时受到了类似的关照。一天的功课还没开始，就有一半学生在扭来扭去、哭天喊地了。而一天功课结束前，又有多少学生扭来扭去、哭天喊地，我真的不敢回想，以免说出来有夸大之嫌。
我觉得，世上再没有谁像克里克尔先生那样享受工作了。他以抽打学生为乐，仿佛这样可以满足某种渴望一样。我相信，他一见胖嘟嘟的学生就忍不住想打，那种学生身上有种东西令他着迷，不把对方当天就打得伤痕累累，他就会心烦意乱。我自己就长得胖嘟嘟的，所以很清楚这一点。现在想起那家伙，我敢说，就算我从未遭到他的凌辱，只要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也会义愤填膺。但我现在之所以怒火中烧，是因为我知道他是无能的畜生，根本不配得到那么大的信任，就像他不配当海军大臣或陆军总司令一样—其实，他如果真担任了其中一种职务，很可能干的坏事比当校长时少得多呢！
我们在他面前是多么凄惨，就像一群可怜的小赎罪者面对一尊残忍无情的邪神！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刚踏上人生旅途时，竟然会对那种才能低劣、虚张声势的家伙如此卑躬屈膝，真是匪夷所思！
现在，我好像又坐在课桌旁，注视着他的眼睛—谦卑地注视着他的眼睛—他正拿着尺子给另一名“受难者”在算数本上画线，后者刚被同一把尺子打过手，想用小手帕把手上的刺痛感擦掉。我有许多功课要做。我注视他的眼睛并非因为闲得无聊，而是因为他的眼睛对我有一种病态的吸引力。我惴惴不安地想要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是不是该轮到我，或者别的什么人挨打了呢？我面前的一排小学生对他的眼睛怀着同样的兴趣，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我想他是知道这一点的，却装出浑然不觉的样子。他一边在算数本上画线，一边龇牙咧嘴，可怕极了。现在，他又斜眼看向我们这一排，我们立刻埋头看书，浑身哆嗦。不一会儿，我们又抬头瞟他。一个倒霉的犯人，因为犯下功课未做好的罪行，被他叫到跟前。那犯人结结巴巴地求饶，发誓说明天一定做得更好。克里克尔先生打他前还说了个笑话，我们都笑了—我们这群可怜的小狗啊，竟然都笑了，但已经吓得面如死灰，魂飞魄散。
现在，我好像又坐在课桌旁。这是一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夏日午后，我周围响起嗡嗡嘤嘤的声音，仿佛那些学生是密密麻麻的绿头大苍蝇。我嘴里依然残留着微温的肥肉那黏糊糊的感觉（我们一两个小时前吃过饭），我的脑袋就像铅块那么沉。只要能睡上一觉，叫我付出什么我都愿意。我坐在那里，注视着克里克尔先生，像小猫头鹰一样对他直眨眼。有那么一小会儿，我被睡魔征服，而克里克尔先生依然朦朦胧胧地浮现在我梦中，在算数本上画着线。不过，他的形象很快就清晰了，因为就在我打瞌睡的时候，他轻手轻脚地来到我身后，在我背上抽出一道红肿的伤痕，我登时就醒了。
现在，我似乎来到了运动场。虽然我看不见克里克尔先生，眼睛却不断搜寻着他。我知道，他就在离窗户不远的地方吃饭，那扇窗户代表了他，于是我就看着那扇窗户。只要他在窗户附近一露脸，我马上就会换上一副哀求、驯服的表情。假如他透过玻璃窗往外看，即便是最大胆的学生（斯蒂尔福思除外）也会停止叫唤或呼喊，装出沉思的样子。一天，特拉德尔斯（世上最倒霉的学生）不小心把球踢到窗户上，打碎了玻璃。我惊恐万状地看见球砸碎窗户，感觉它迸到了克里克尔先生那神圣不可侵犯的脑袋上。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不寒而栗。
可怜的特拉德尔斯！他穿着一身将他紧裹起来的天蓝色窄小衣裤，胳膊和腿看上去都像是德国香肠或果酱布丁卷。他是所有学生中最快活，也最悲惨的孩子。他总是挨克里克尔先生的藤条抽打—我记得那个学期他每天都挨打，除了一个放假的礼拜一，他只是被尺子打了两只手—他总说要写信给叔父诉苦，但始终没写。每次挨过打，他就会在桌子上趴一会儿，然后莫名其妙地振作起来，开始哈哈大笑，眼里的泪都没干，就满小黑板地画起了骷髅。我一开始不明白特拉德尔斯能从画骷髅中得到什么安慰，有段时间还将他看作某种隐士，用那些死亡象征提醒自己，鞭笞不会永无结束之日。但现在我认为，他之所以那样做，只是因为骷髅容易画，不需要描绘具体的容貌。
特拉德尔斯的为人非常值得钦佩，他就是这样可敬的人。他认为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是一项神圣的义务。因为这一信念，他吃了好几次苦头。特别有一次，斯蒂尔福思在教堂里笑出了声，牧师助理认为是特拉德尔斯在笑，就把他带了出去。现在，我好像又看见他在会众的鄙夷目光中被押出教堂的情景。第二天他就为此挨了一顿打，还被监禁了好几个小时，等放出来的时候，他那本拉丁文词典里，已经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整个教堂墓地的骷髅。虽然如此，他却始终没有说出真正犯规的人是谁。不过，他也得到了报偿。斯蒂尔福思说，特拉德尔斯绝不是告密的小人，我们大家都觉得那是最崇高的赞誉。至于我，只要能赢得这样的报偿，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虽然我远不如特拉德尔斯勇敢，年纪也没有他大）。
斯蒂尔福思同克里克尔小姐手挽手从我们前面走向教堂，乃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场景之一。我认为，克里克尔小姐在容貌方面无法同小埃米莉相提并论，我也不爱克里克尔小姐（我可没那个胆子），但我认为她是一位魅力非凡的小姐，在优雅方面无人能及。当斯蒂尔福思穿着白裤子为她打阳伞时，我甚至因为认识他而感到自豪。我相信，她除了全心全意地爱他也别无选择。在我眼里，夏普先生和梅尔先生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但他们同斯蒂尔福思比起来，就像是两颗星星之于太阳。
斯蒂尔福思继续保护我，成为对我最有用的朋友，因为凡是有幸得到他支持的人，谁都不敢骚扰。克里克尔先生对我特别严厉，斯蒂尔福思无法—或者说，从来都没有—保护我免遭克里克尔先生责罚。但每逢我受到了比平时更严厉的处罚，他总会告诉我，我缺少他那样的勇气，他是绝不会忍气吞声的。我认为他这么说是想鼓励我，便觉得他对我真好。克里克尔先生虽然严厉，但也有一点儿好处，我知道这一点儿好处，那就是，他在我坐的长凳后面走来走去，想用藤条顺手抽我一下的时候，觉得我背上那块牌子很碍事。于是，那块牌子很快就被取了下来，此后我再没见过。
一个偶发事件加深了我同斯蒂尔福思之间的亲密友情。这件事使我感到颇为骄傲得意，尽管有时候也会给我带来不便。有一次，在运动场上，他赏脸找我说话，我斗胆提到，某人或某事—现在我记不清是什么了—很像《皮克尔传》中的某人或某事。他当时没说什么，但晚上我正要上床睡觉的时候，他问我手边有没有那本书。
我回答说没有，还说明了我是怎么读到那本书，还有我提到过的其他书的。
“你记得住这些书里的内容吗？”斯蒂尔福思说。
“噢，记得，”我答道，“我的记性很好，我相信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咱们这么办吧，小科波菲尔，”斯蒂尔福思说，“你把书里的内容讲给我听。晚上太早了我也睡不着，早晨我又常常醒得很早。我们一本本地讲，就像《一千零一夜》那样，每天晚上讲一点儿。”
这样的安排令我受宠若惊，当晚就将其付诸实施。我转述故事时，把心爱的作者糟蹋成什么样子，我实在说不出口，也压根儿不想知道。但我对他们深怀信任，而且我坚信，我是抱着最诚恳的态度讲述这些故事的，而这种态度产生了极好的效果。
这样做的坏处，是一到晚上我就犯困，或者打不起精神，不想接着讲故事，于是说书就成了一件苦差，却又非讲不可，因为令斯蒂尔福思失望或者惹他不高兴，那是绝对不行的。早晨也一样，我困意沉沉，很想再享受一个小时的睡眠。可起床铃还没响，我就要被叫起来，像山鲁佐德王后[1]那样，讲述一个很长的故事，这着实令人厌烦。但斯蒂尔福思一定要这么做，他对我的报答，就是为我讲解算术和别的作业，以及功课中的任何难题，所以这笔交易我并没有吃亏。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之所以受感动，不是出于自私自利，也不是因为畏惧他。我崇拜他，喜欢他，而他对我的赞许便是对我的回报。这份赞许对我来说弥足珍贵。如今回顾当年的点点滴滴，我的内心仍然隐隐作痛。
斯蒂尔福思也很体贴人。有一次，在一件事情上，他毫不畏缩地表达了这种体贴。我怀疑，可怜的特拉德尔斯和其他同学对此都有点儿眼馋。这“学期”开学好几个礼拜之后，佩戈蒂答应写给我的信终于寄到了—这封信多么令人宽慰呀！—随信还寄来一篮橘子，整整齐齐地摆了一圈，中间围着一块蛋糕，此外还有两瓶樱草酒。这些宝贝，我义不容辞地全都放在斯蒂尔福思的面前，请他处置。
“好吧，我来告诉你怎么办，小科波菲尔，”他说，“这酒就留着，给你讲故事的时候润嗓子吧。”
听到这个主意，我顿时羞红了脸，谦虚地恳求他别这样想。但他说，他注意到我有时候声音嘶哑—他的原话是“有点儿沙沙的”—所以这酒一点一滴都要用于解决他提到的问题。于是，这两瓶酒都被锁进了他的箱子里，在他觉得我需要提神的时候，就由他亲自倒进小玻璃瓶里，让我用一根插在软木塞里的羽毛管往外吸。有时候，为了让这种特效药发挥更大的效力，他还会好心地把橘子汁挤进酒里，或者把姜片放进去搅拌，或者滴几滴薄荷油。虽然我不能断言这些实验让酒更好喝了，也很难说这就是人们通常会选的健胃剂，但我每天晚上最后一件事和每天早上第一件事，都是满怀感激地把酒喝下去，并深切体会到他对我的关心。
我觉得自己光是讲《皮克尔传》就讲了好几个月，别的故事又讲了好几个月。我敢说，我们这个小团体，从没有因为缺乏故事而烦恼，而那两瓶酒也差不多喝到了故事结束那天。可怜的特拉德尔斯—一想起那个孩子，我不知怎么就想发笑，想流泪—总是插科打诨，听到可笑的情节，他便假装捧腹大笑；听到某个可怕的人物登场，他便假装惊惧不已。这常常让我讲不下去。我记得，最好笑的是，我在讲《吉尔·布拉斯》时，一提西班牙警察，他就会假装吓得牙齿咔嗒咔嗒直打架。我记得，说到吉尔·布拉斯在马德里遇见强盗头子的时候，这个爱开玩笑的家伙假装吓得不停哆嗦，却不幸被在走廊里巡视的克里克尔先生听见，说他在破坏寝室纪律，狠狠揍了他一顿。
我在黑暗中讲了那么多故事，心底的浪漫梦想都被鼓动起来。从这方面说，这件事也许对我没有多少好处。但是，我在寝室里被当成开心果，备受宠爱；我也意识到，虽然我年纪最小，我讲故事的本领却在同学中传开了，引来了众人关注。这一切都激发了我的努力上进。在一个完全靠残暴手段运行的学校里，不管经营者是不是蠢货，学生都学不到什么东西。我相信，总的来说，我们这帮学生同其他任何学校的学生一样，都是一群白痴。他们受到太多的烦扰和责打，根本无心学习。他们不能好好学习，就像始终生活在不幸、折磨和忧虑之中的人必定一事无成一样。然而，不知为什么，我那一点儿虚荣心，还有斯蒂尔福思对我的帮助，却激励我不断进步。在校期间，虽然我所受的惩罚并未因此减轻多少，但在踏踏实实、零零星星地吸取知识方面，我却成了所有学生中的例外。
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梅尔先生的大力帮助。他喜欢我，我想起这一点就非常感激。斯蒂尔福总是蓄意毁谤他，不放过任何伤害他感情或者唆使他人这样做的机会。每次看到这些，我就心如刀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相当苦恼，因为我很快就把梅尔先生带我去见那两个老太太的事告诉了斯蒂尔福思。我已经无法再对斯蒂尔福思保守任何秘密，就像我无法不同他分享蛋糕或者其他任何有形之物一样。我一直担心他把这事张扬出去，并借此嘲笑梅尔先生。
我敢说，我到伦敦的头天早晨，我吃完早餐，然后在孔雀翎子的阴影下伴着笛声入睡时，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想到，把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带进救济院会招致什么后果。但那次拜访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后果，而且还相当严重。
有一天，克里克尔先生因身体微恙未能到校，全校自然洋溢着欢快喜庆的气氛，早晨上课时闹得沸反盈天。学生们如释重负，得意扬扬，变得很难约束。虽然可怕的滕盖拖着木腿进了教室两三次，记下了闹得最凶的学生的名字，但吵嚷并没怎么被压制下去。因为学生们知道，不管干什么，明天都会惹上麻烦，倒不如想开一点儿，索性今天玩个痛快。
准确地说，那天是礼拜六，本来就要放半天假。但是，如果到运动场去，吵闹就会惊动克里克尔先生，而天气也不适合外出散步，所以下午我们被勒令留在教室里，做临时安排的功课，比平时轻松一些。那天是每个礼拜夏普先生外出烫假发的日子，所以只有梅尔先生独自留在学校里管学生，因为不论什么苦差，向来都由梅尔先生承担。
像梅尔先生那样温和的人，是很难让人联想到牛或熊的，但那天下午，当喧闹达到顶点时，我不由得想到，他就像是一头遭到上千条狗围攻的牛或熊。我记得，他用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支撑着疼痛欲裂的脑袋，俯身在桌上看书，努力在那片足以令下议院议长头晕目眩的喧嚣中，继续进行无聊的工作，那样子悲惨极了。学生们在自己的座位上跑进跑出，和同学玩“抢座位”游戏。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放声唱歌，有人谈天说地，有人蹦来跳去，有人嗷嗷乱叫，有人拖着脚慢腾腾地走，有人围着他打转，龇牙咧嘴，挤眉弄眼，在他的背后或者面前模仿他—模仿他的穷酸样，模仿他穿靴子，模仿他穿外套，模仿他母亲。他身上所有本该怜悯的地方，他们都在模仿。
“安静！”梅尔先生突然站起身，用书敲着桌子喊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真让人受不了。都快把人逼疯了。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