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特罗特伍德小姐家，”年轻女人说，“现在你知道了，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了。”说着，她就匆匆跑进房里，仿佛要甩掉带我到这儿的责任似的。我被丢在花园门口，目光越过门上方，忧郁地望向客厅窗户。平纹细布窗帘的中间部分没有拉拢，窗台上固定着一面绿色圆形大屏风或者扇子，室内放着一张小桌子和一把大椅子。这一切让我不禁想到，姨婆这会儿说不定正威风凛凛地坐在那儿呢。
我的鞋此时已经烂得可怜，鞋底一块块脱落了，鞋面的皮革也破裂得完全没了鞋样。我的帽子（也兼做睡帽）被压得又扁又皱，垃圾堆上没柄的破旧炖锅与它相比都不必自惭形秽。我的衬衫和裤子上沾满汗渍、露水、草梗，还有我曾睡于其上的肯特郡泥土，而且还破破烂烂的—我这样子站在门口时，姨婆花园里的鸟儿说不定都吓了一跳呢。自从我离开伦敦后，头发就没碰过梳子或刷子。因为不习惯风吹日晒，我的脸、脖子和手都烤得黝黑了。我从头到脚沾满白垩和尘土，仿佛刚从石灰窑里钻出来似的。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如今是何等狼狈，但也只能带着这副狼狈相，等待把自己介绍给我那位令人生畏的姨婆，给她留下最初的印象。
过了一会儿，客厅窗户上仍不见动静，我便推测姨婆不在那里，抬头向楼上的窗户望去，只见窗口有一位面色红润、头发花白、神情和蔼的绅士，模样古怪地闭起一只眼，朝我点了几下头，又摇了几下头，然后笑着走开了。
我已经够心烦意乱的了，但他这出乎意料的行为令我愈发不安。我正要溜走，去想下一步如何是好，这时从房里走出一个女人，帽子上扎着手帕，手上戴着园艺手套，胸前挂着征税人围裙那样的园艺口袋，手里拿着一把大刀子。我当即就认出她是贝齐小姐，因为她神气十足地走出房子的模样，跟我可怜母亲经常描述的一模一样。当年，她就是这样趾高气扬地走进了我们布兰德斯通栖鸦楼的花园。
“走开！”贝齐小姐说，一面摇头，一面隔空做了个挥砍的动作，“走开！这儿不许小孩子进来！”
我提心吊胆地看她走到花园一角，弯腰去挖什么东西的小根。这时候，我勇气全无，只好孤注一掷，蹑手蹑脚地走进花园，站到她身旁，用手指碰了碰她。
“对不起，夫人。”我开口道。
她吓了一跳，抬起头来。
“对不起，姨婆。”
“嗯？”贝齐小姐大叫一声，我还从没听见过如此惊讶的声调。
“对不起，姨婆，我是你外甥的孩子。”
“噢，天哪！”姨婆说，一屁股坐在花园小径上。
“我是大卫·科波菲尔，来自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我出生那晚，你去过那里，见过我亲爱的妈妈。我妈妈去世之后，我一直非常不幸。他们对我不理不睬，也不教我读书，让我自谋生路，去干不适合我干的活儿。我只好跑出来找你，不料刚一上路就被抢了。我是一路走过来的，动身之后就没在**睡过觉。”说到这里，我再也不能自持，举手比画了一下，想让她看看我破衣烂衫、穷途末路的模样，好证明我确实饱经磨难，接着我就放声大哭起来。这场痛哭，我想我憋了整整一个礼拜。
我当即就认出她是贝齐小姐，因为她神气十足地走出房子的模样，跟我可怜母亲经常描述的一模一样。（第190页）
我说这番话的时候，姨婆坐在碎石路上紧盯着我，脸上除了惊诧再无别的表情。见我哭了，她匆匆起身，抓住我的衣领，把我带进客厅。她在那儿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打开一个高高的橱柜，取出好几个瓶子，将每个瓶子里的东西都往我嘴里倒了一点儿。我想，那些瓶子肯定是她随机取出来的，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我尝到了茴香水、鳀鱼酱和沙拉调味汁。她给我灌下这些滋补剂之后，见我依然歇斯底里，哭得停不下来，便将我放到沙发上，用一件披肩垫在我头下，又将她头上的手帕取下来垫在我脚下，以免我弄脏沙发套。然后，她坐在我刚才提到的绿色扇子或者屏风后面，这样我就看不见她的脸了。她不时大叫一声：“天哪！”就像放分炮[5]一样。
过了一会儿，她摇了摇铃。“珍妮特，”女仆走进来后，姨婆说，“你上楼去，替我向迪克先生问好，说我想和他谈谈。”
见我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我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惹姨婆生气），珍妮特觉得有点儿惊讶，但还是去上楼传话去了。姨婆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直到曾在楼上对我挤眼的那位绅士乐呵呵地走进来。
“迪克先生，”姨婆说，“你不要装糊涂，因为只要你愿意，就没人能比你更明白。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所以，你怎么都可以，就是别装糊涂。”
那位绅士立刻换上严肃的面孔，朝我望过来，仿佛是在恳求我别提刚才看见他在窗口那件事。
“迪克先生，”姨婆说道，“你听我提过大卫·科波菲尔吧？好了，不要假装不记得了，因为你我都不是傻子。”
“大卫·科波菲尔？”迪克先生说，我觉得他好像不大记得了，“大卫·科波菲尔？噢，是的，当然。确实提过一个大卫。”
“好吧，”姨婆说，“这就是他的孩子，他的儿子。要不是他没那么像他妈，那就简直跟他爸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他的儿子？”迪克先生说，“大卫的儿子？真的呀！”
“没错，”姨婆接着说，“他不光是大卫的儿子，还干了件漂亮事呢。他逃跑了。啊！他的姐姐贝齐·特罗特伍德[6]是绝不会逃跑的。”姨婆坚定地摇摇头，对那个从未出生的女孩的德行充满信心。
“噢！你认为她就不会逃跑吗？”迪克先生说。
“老天，救救这个人吧，”姨婆厉声道，“看他是怎样说话的！难道我还不知道她不会逃跑？她一定会跟她的教母一起生活，我们一定会相亲相爱的。我倒很想知道，他的姐姐贝齐·特罗特伍德会从哪儿逃跑，逃到哪儿去。”
“她哪儿都不去。”迪克先生说。
“那好吧，”听见这一回答，姨婆的口气缓和下来，回应道，“你既然像外科手术刀一样敏锐，迪克，又怎么能装糊涂呢？现在，你看到小大卫·科波菲尔在这儿了，我要问你的是：我拿他怎么办才好？”
“拿他怎么办才好？”迪克先生有气无力地说，挠了挠头，“噢！怎么办？”
“是啊，”姨婆神色严峻，竖起食指道，“快！我要你给我出个非常棒的主意。”
“哎呀，如果我是你的话，”迪克先生一面思忖，一面呆呆地看着我，“我就—”他似乎从对我的凝视中忽然获得了灵感，急忙补充道，“我就给他洗个澡！”
“珍妮特，”姨婆按捺住得意—我当时并不理解她为何得意—平静地转身道，“迪克先生给我们拿定了主意。快去烧洗澡水！”
虽然我对他们之间的对话深感兴趣，但在他们的交谈过程中，我还是忍不住观察起姨婆、迪克先生和珍妮特，继续完成我对这个房间的审视。
姨婆是一位身材高挑、神情严峻的女士，但绝不难看。她的面容、她的声音、她的步态和举止中，都散发着一种顽固不化、绝不变通的意味，这足以解释为何母亲那样温柔的人会对她望而生畏。尽管她看上去严厉刻板，五官还算是端庄秀丽。我尤其注意到，她目光犀利而明亮。她头发花白，从中间简单朴素地分开，头戴应该叫“室内软帽”的帽子。这种帽子两侧有丝带，可系在颌下，当时很流行，如今已不多见。她的长裙是薰衣草色的，非常整洁，但剪裁得很简单，好像要尽量减少累赘一样。我记得，当时我想，她的长裙样式很像是一件女骑装，只不过剪去了多余的下摆。她在身侧佩戴着一只金表，还有一条与其相称的表链，表链上挂着几枚印章。从大小和样式判断，那应该是男用金表。她脖子上系着一块亚麻织品，有点儿像衬衫领子，手腕上的东西也像衬衫袖口。
迪克先生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头发花白，面色红润。如果他没有古怪地垂着头—这并非因为上了年纪—我用这几个字概括描述他的样貌就足够了。这让我想起克里克尔先生的学生，他们挨打之后也会那样垂着头。他的灰色眼睛又大又凸，水汪汪的，泛着一种诡异的光，加上他心不在焉的神态、对我姨婆的服从，还有受她赞扬时孩子般的喜悦，这一切让我不禁怀疑他有点儿疯。可是，如果他真的疯了，又怎会在这儿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他的穿着打扮同其他普通绅士一样，上身是宽大的灰色燕尾服与背心，下身是白色长裤；表放在裤子上的表袋里，钱放在上衣口袋里。他故意把钱弄得哗啦作响，好像非常得意似的。
珍妮特大约十九岁或二十岁，容貌秀丽，青春正好，看上去整齐干净极了。虽然我当时没进一步观察她，但在这儿也可以提一下我后来发现的一件事，那就是：她是受姨婆庇护的一群女孩之一。姨婆之所以雇她们为仆，是为了专门教她们戒掉男人；而她们总以嫁给面包师的行为来完成她们绝不与男人交往的誓言。
那个房间就像珍妮特或姨婆一样整洁。我刚才放下笔回忆那个房间的时候，海风又带着花香吹了进来；我又看见了那些擦得锃亮的老式家具，又看见了凸肚窗前绿团扇旁姨婆那把不可侵犯的椅子和那张桌子，我又看见了那张盖着粗毛线的地毯、那只猫、那个水壶把手垫、那两只金丝雀、旧瓷器、盛满干玫瑰花瓣的酒钵、摆满各种瓶瓶罐罐的高橱柜；同时，我也看见了沙发上蓬头垢面的自己，与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
珍妮特给我烧洗澡水去了。突然，姨婆把我吓了一大跳，只听她气得浑身僵直，声嘶力竭地叫道：“珍妮特！驴！”
听见这一声喊叫，珍妮特就像房子着火了似的，沿楼梯跑上来，冲向房前的一块草地上，把胆敢踏足草地的两头驮着女人的驴轰走了。与此同时，姨婆冲出屋子，一把抓住一个孩子骑的第三头驴的缰绳，掉转驴头，将它拽出了草地，接着扇了那个倒霉的赶驴顽童几耳光，教训他竟敢亵渎这片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