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我坠入情网
直到阿格尼丝离开伦敦那天，我才再次见到乌利亚·希普。我去驿车售票处向阿格尼丝道别，为她送行。乌利亚也在那里，准备搭乘同一辆车返回坎特伯雷。他穿着那件短小、高肩的深紫红色厚大衣，带着一把像小帐篷似的大伞，高坐在车顶后部靠边的座位上；阿格尼丝当然坐在车厢里。看见这一幕，我感到一种小小的满足。不过，我在阿格尼丝眼前拼命装出跟他友好的样子，这番努力或许应该得到那么一点儿补偿。我在驿车窗口同阿格尼丝说话时，他就同那天晚宴上一样，在我们附近一刻不停地盘旋，仿佛一只巨大的秃鹰，贪婪地吞食着我们说出口的每一个字。
他在壁炉边的坦白令我惴惴不安，我反复思索着阿格尼丝说过的关于他跟威克菲尔德先生合伙的话：“我做我觉得是正确的事。我觉得，为了让爸爸安宁，就必须做出牺牲，所以我就恳求他接受乌利亚的提议。”为了父亲，无论要做何种牺牲，她都会委屈自己接受，强撑自己活下去—从那以后，这一不祥的预感便压在我心头。我知道她是多么爱她父亲，也知道她天性是多么孝顺。我听她亲口承认，她认为是自己不知不觉导致父亲犯了错，欠父亲的实在太多，所以十分渴望做出补偿。看到她跟那个身穿深紫红色厚大衣的可憎赤发鬼判若云泥，我没有感到一丝慰藉，因为我感到，正是在这样的不同中，在她那纯洁灵魂的自我牺牲和他那肮脏灵魂的下流无耻之间，潜藏着莫大的危险。毫无疑问，他对这一切一清二楚，而且凭他的狡猾奸诈，早已深思熟虑过了。
不过，我确信，这样的牺牲，虽然还很遥远，但必定会毁掉阿格尼丝的幸福；我也确信，从她的态度判断，她对这种前景还浑然不觉，这种前景的阴影也还没有投在她身上。如果我提醒她防备这即将降临的灾祸，就会立刻伤害她。所以，我们分别的时候，我未做任何解释，她从车窗里对我微笑着挥手告别；纠缠她的那个恶魔在车顶扭来扭去，仿佛已经将她攥在手心，大胜而归。
同他们分别时的情形，令我久久难以忘怀。我收到阿格尼丝的来信，得知她已平安抵家时，心里却像送别她时一样悲哀。每当我陷入沉思，这个问题就会立刻浮现出来，我所有的不安也会随之倍增。我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不梦到它，它成了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我自己的脑袋一样。
斯蒂尔福思来信说他去牛津了，因此我不在律师公会上班时，就是孤身一人，有充足的闲暇来咀嚼我的焦虑。我相信，到这时候，我对斯蒂尔福思产生了隐隐的不信任。虽然我写给他的回信依然热情洋溢，但总的来说，我为他当时不能到伦敦来而感到高兴。我怀疑，实际情况是，阿格尼丝的话对我产生了影响，而见不到斯蒂尔福思的面，我也就受不到他的干扰。我惦念、关心的人主要是阿格尼丝，于是她的影响压倒了斯蒂尔福思。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一周周悄然逝去。我成了斯彭洛与乔金斯事务所的正式学徒。我从姨婆那里每年拿九十镑（房租和其他杂费不包括在内）。我的这套房间租期定为一年。尽管我依然觉得一个人住在那里太无聊，夜晚也很漫长，但我可以在低落的情绪中安定下来，泡在咖啡里打发时光。如今回想起来，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我喝下的咖啡似乎得用加仑计量。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我有了三个发现：其一，克拉普太太是一种名为“筋乱”[1]的怪病的受害者，一发病，鼻子往往就会发炎，需要用薄荷来治疗；其二，我的食物储藏室里的温度有点怪，导致白兰地酒瓶都裂了；其三，我在世上形单影只，我常用一两行英文诗将这一处境记录下来。
正式成为学徒那天，我没举行任何庆祝活动，只是给事务所的办事员买了点儿三明治和雪利酒，还在晚上独自去剧院看了一场戏。那出戏名叫《陌生人》[2]，像伦敦民事律师公会一样古老而陈腐，看得我悲伤不已，回家一照镜子，差点儿都认不出自己了。那天办理完所有手续，斯彭洛先生说，他本来打算请我去他位于诺伍德的宅邸做客，庆祝我们建立师徒关系，但因为女儿即将从巴黎学成归来，家里还有点儿混乱，这次只好作罢。但他表示，等她回家后，他希望有幸招待我。我知道他是个鳏夫，只有一个女儿，于是表示了谢意。
斯彭洛先生说到做到。过了一两个礼拜，他又提起邀我做客一事，还说如果我肯赏光，下礼拜六到他家去，并待到礼拜一再走，他会喜出望外的。我当然说我求之不得。他决定用自己的四轮敞篷马车把我接去，再送我回来。
那一天到来时，连我的毯制提包都成了拿薪水的办事员仰慕的对象。在他们心目中，诺伍德的那座宅邸是一处神秘的圣地。一个办事员告诉我，他听说，斯彭洛先生吃饭用的都是金银餐具和知名瓷器；另一个则说，斯彭洛先生家的香槟都可以随时从桶里汲取，就跟平常喝普通啤酒一样。那位戴假发的老办事员，名叫提菲先生，任职期间曾因公去过那宅子好几次，每次都深入内宅早餐室。他将那个房间描绘得富丽堂皇，还说在那里喝过东印度棕色雪利酒，品质上乘，令人不禁闭目陶醉。
那天，我们在主教法庭上审理了一桩延期诉讼的案件—把一个在教区会议上反对缴纳修路税的面包师逐出教会—据我估算，本案的证据之多，足有《鲁滨孙漂流记》的两倍，所以审理完毕时已经很晚了。不过，我们还是判决将他逐出教会六个礼拜，还罚了他一大笔钱；然后，面包师的代诉人、法官、双方的律师（他们的关系都很密切）一同出城，斯彭洛先生和我乘四轮敞篷马车离开了。
那辆马车气派非凡；那两匹马扬颈奋蹄，仿佛知道自己属于伦敦民事律师公会一般。在律师公会里，样样都讲排场，个个都争高下，于是催生出一些十分精致的马车。不过，我一直认为，将来也会认为，当时那里最大的竞争是比赛衣服浆洗得有多硬。我觉得，那些代诉人穿的衣服，已经僵硬到人类难以忍受的程度。
我们一路上十分开心，斯彭洛先生就我的职业给予了若干指点。他说，代诉人是世界上最优雅的职业，万万不可与事务律师混为一谈，因为代诉人与后者截然不同，圈子更小，门槛更高，规则更灵活，赚得也更多。我们在律师公会中办起事来，比在别的地方轻松得多，他说，而这就让我们与众不同，成了特权阶级。他说，我们主要受雇于事务律师，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是无法掩盖的。但他又让我明白，事务律师是人类中的劣等种族，凡是有志气的代诉人都瞧不起他们。
我问斯彭洛先生他认为哪种业务最好。他回答说，涉案遗产不多不少就三四万镑，这种遗产纠纷案或许是再好不过的了。他说，这种案子，不仅在诉讼的各个阶段都有辩论，而且在质询和反质询中，还有堆积如山的证据要收集整理（更别提还要上诉到代表法庭和上议院了），这些都能让你捞到可观的外快。另外，因为诉讼费用最终必定来自遗产，双方都铆足了劲儿，要拼个你死我活，完全不考虑费用。然后，他就开始全面颂扬律师公会。他说，律师公会特别值得推崇的，是它的简练精干。它是世界上组织得最灵活高效的地方，是舒适得体的完美体现。它规模虽小，却又无所不包。比方说，你把一起离婚案或赔偿案提交主教法庭，很好，你就在主教法庭审理它。你就在亲如一家的人当中玩一场小小的圆桌纸牌游戏，你不慌不忙地把牌打完。要是你不满意主教法庭，那接下来怎么办？哎呀，你就把案子提交到拱门法庭。拱门法庭是怎么回事？还是那个法庭，还是那个房间，还是那个被告，还是那群律师，只是换了个法官，因为主教法庭的法官在任何开庭日都能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出庭。嗯，然后你又把纸牌游戏玩一遍。如果你仍然不满意，很好，那接下来怎么办？你把案子提交到代表法庭。代表是谁？哎呀，教会代表就是那群无所事事的辩护律师，前面两个法庭玩纸牌游戏的时候，他们在一旁观看，见证了怎么洗牌、切牌、玩牌，还跟所有玩家都谈论过。现在，他们又以法官的身份重新登场，要把案子审得人人满意！斯彭洛先生郑重地总结说，心怀不满的人会说律师公会如何腐败、如何故步自封、如何需要改革，但一蒲式耳小麦价格最高的时候，就是律师公会最忙的时候[3]，一个人可以摸着胸口向世界宣布：“谁要是碰了律师公会，国家就会垮台！”
我从头到尾聚精会神地听完他的话，我得说，虽然我怀疑国家是否真像斯彭洛先生说的那样仰仗律师公会，但我只能毕恭毕敬地遵从他的判断。至于一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我谦卑地认识到自己力有不逮，只好搁置不提。时至今日，我都从未搞懂一蒲式耳小麦价格的问题。在我一生中，它会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重新冒出来，把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我现在仍不知道，在数不胜数的场合中，它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它有什么权利来压倒我。不过，无论何时，只要见到我的老朋友一蒲式耳小麦被强行拽进话题（我发现它总是这样），我便会直接败下阵来。
这都是题外话。我可不是敢去碰律师公会，把国家弄垮台的人。我用沉默谦卑地表示，我完全赞同学问在我之上的长者所说的话。我们又谈到《陌生人》，谈到戏剧，谈到那两匹马，不知不觉中来到了斯彭洛先生家的大门口。
斯彭洛先生的宅邸有一个可爱的花园，当时虽不是一年中赏花的最佳季节，但那个花园还是打理得十分漂亮，令我十分着迷。那里有一片迷人的草坪，有一丛丛树木，有在暮色中依稀可辨的观景小径，上面架着拱形棚架，在草木生长的季节，那里肯定爬满了灌木和花朵。“这儿就是斯彭洛小姐独自散步的地方。”我心想，“天哪！”
我们走进宅邸，里面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门厅里放着形形色色的礼帽、便帽、大衣、方格呢披肩、手套、马鞭和手杖。“朵拉小姐在哪里？”斯彭洛先生问仆人。“朵拉！”我心想，“多美的名字啊！”
我们转进身边的一个房间（我想，那就是那个因东印度棕色雪利酒而闻名的早餐室），我听见一个声音说：“科波菲尔先生，这是我的女儿朵拉，这是我女儿朵拉的密友！”那个声音无疑是斯彭洛先生的，可我听不出来，也不在意是谁在说话。刹那间，一切已成定局。宿命降临在我身上。我成了一个俘虏，成了一个奴隶。我疯狂地爱上了朵拉·斯彭洛！
在我看来，她绝非凡人。她是仙女，是精灵—我说不清她到底是什么—从未有人见过，却人人梦寐以求。我瞬间坠入爱情的深渊。在深渊边缘，我没有迟疑，没有向下看，没有回头望，一个字都没顾得上跟她说，就一头栽了进去。
我鞠了一躬，口中嘟囔了一句之后，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我以前见过科波菲尔先生。”
说话的人不是朵拉，不是，而是朵拉的密友—默德斯通小姐！
在我看来，她绝非凡人。她是仙女，是精灵—我说不清她到底是什么—从未有人见过，却人人梦寐以求。（第386页）
我觉得自己当时并没有大惊失色。最合理的判断是，我已经没有余力来吃惊了。在这尘世上，除了朵拉，就再没什么令人惊讶的东西值得一提了。我说：“你好吗，默德斯通小姐？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她答道：“我很好。”我说：“默德斯通先生好吗？”她答道：“舍弟身体健壮，谢谢你关心。”
斯彭洛先生见我们相互认识，应该感到很惊奇，于是插了一句。
“科波菲尔，”他说，“我很高兴你和默德斯通小姐早就认识。”
“科波菲尔先生和我是亲戚。”默德斯通小姐板着脸平静地说，“我们曾经打过一点儿交道，那都是他孩提时代的事了。后来时过境迁，我们各奔东西。我刚才几乎没认出他来。”
我回答说，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认得出她来。这话千真万确。
“承蒙默德斯通小姐的好意，”斯彭洛先生对我说，“接受了做小女朵拉密友的职务—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小女朵拉不幸丧母，多亏默德斯通小姐来陪伴她、保护她。”
一个念头忽然从我的脑海闪过：默德斯通小姐，就像藏在口袋里的护身棒，与其说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不如说是用来攻击对手的。但是，我脑子里只有朵拉，其他念头全都稍纵即逝，于是紧接着就往她那边瞧，从她那娇嗔的面孔，我似乎看出，她不大愿意同她的伙伴兼保护人格外亲密。这时铃响了，斯彭洛先生说，这是晚餐的预备铃，跟着就带我去换衣服。
陷入热恋的人，若还有心思换衣服，或者做别的什么事，就未免有点儿太荒唐了。我只能在壁炉边坐下来，咬着毯制提包的钥匙，想着那位妩媚动人、稚气未脱、明眸善睐、楚楚可怜的朵拉。她是多么婀娜多姿，多么千娇百媚，多么娴静优雅、风情万种，令人心**神驰啊！
铃声很快又响了，我本希望在出席这种场合前好好打扮一番，但来不及了，只能匆匆收拾了两下便下楼。已经有客人到了。朵拉正与一位白发老者谈话。尽管他白发苍苍—照他自己所说，他已经是做曾祖父的人了—我仍然疯狂地忌妒他。
我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啊！我忌妒每一个人。一想到有谁比我更熟悉斯彭洛先生，我就难以忍受。听他们谈论我没参与的事，我就觉得如坐针毡。一个面容和蔼的秃头客人隔着桌子问我是否是第一次进这座宅第，我真想使出一切野蛮的手段报复他。
我不记得除了朵拉还有什么人在座。我一点儿都不记得晚餐吃了什么，只记得朵拉。在我的印象中，我光是看朵拉就已经看饱了，半打盘子里的菜碰都没碰，就让仆人直接撤下。我坐在她身边。我跟她谈话。她的柔声细语是那样动听，她的咯咯轻笑是那样悦耳，她的举手投足是那样可爱迷人，足以令一个神魂颠倒的年轻人无法自拔，心甘情愿地做她的奴隶。她整个人娇小玲珑，我觉得唯其如此，才更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