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此得出什么推论呢？”米考伯太太继续道，依然带着阐明道理的语气，“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我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显而易见，我们得活下去，我这样说错了吗？”
我回答说：“一点儿没错！”特拉德尔斯也回答说：“一点儿没错！”后来我发现自己又自作聪明地补充了一句，说一个人不是活就是死。
“正是，”米考伯太太回应道，“确实如此。事实上，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如果现状不马上发生大改变，我们就活不下去。现在我深信，我们不能指望情况自行好转，这一点我最近也跟米考伯先生指出过好几次。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主动促成情况好转。也许我说得不对，但这就是我的观点。”
特拉德尔斯和我都高度赞扬这一见解。
“好吧，”米考伯太太说，“那我会提什么建议呢？一方面，米考伯先生多才多艺，才华卓绝—”
“说真的，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
“亲爱的，请你让我把话说完。一方面，米考伯先生多才多艺，才华卓绝—我应该说，是个天才，但那可能是做妻子的偏心。”
特拉德尔斯和我一齐嘟囔道：“没那回事。”
“另一方面，米考伯先生没有任何适当的职位或工作。这责任该由谁来负？显然由社会来负。那我就要曝光这一可耻的事实，勇敢地向社会挑战，要求它纠正错误。我觉得，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语气强硬地说，“米考伯先生必须做的就是向社会下挑战书，其实就是说：‘哪个敢应战，就让他马上站出来。’”
我冒昧地问米考伯太太这该如何办到。
“在各家报纸上登广告。”米考伯太太说，“照我说，为了对得起他自己，对得起他的家人，我甚至可以说，为了对得起一向忽视他的社会，米考伯先生必须在各家报纸上登广告，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是某某人，有什么样的才能，然后这样说：‘马上以优厚的待遇聘用我吧，请预付邮资回信至卡姆登镇邮局，威尔金斯·米考伯收。’”
“米考伯太太的这个主意，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把衬衫衣领的两头拉拢到下巴前，斜眼看着我，“说实话，就是我上次有幸见到你时提到的那一飞跃。”
“登广告很贵的呀。”我半信半疑地说。
“确实如此！”米考伯太太说，依然保持着明辨事理的语气，“完全不假，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我曾对米考伯先生说过同样的话。就是基于这一理由，我觉得米考伯先生应当—像我说过的那样，为了对得起他自己，对得起他的家人，对得起社会—筹一笔款子，通过签发期票筹款。”
米考伯先生靠在椅子上，一面摆弄眼镜，一面抬头看着天花板。但我觉得，他同时也在观察正盯着炉火的特拉德尔斯。
“如果我娘家没人具备人之常情，”米考伯太太说，“不肯买这张期票—我相信，有一个更恰当的商业术语能表达我的意思—”
米考伯先生依然抬头看着天花板，提醒道：“贴现。”
“如果我娘家人不肯贴现，”米考伯太太说，“那我认为米考伯先生就应该去伦敦金融城[2]，把那张期票拿到金融市场上，能卖多少就卖多少。如果金融市场上的人非要米考伯先生做出巨大的牺牲，那就是他们有没有良心的问题了。我坚决把这种牺牲看成是投资。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我建议米考伯先生也这样去想，把这种牺牲看成是绝对有回报的投资，做出再大的牺牲也心甘情愿。”
我觉得—但我当然说不出为何会有这种感觉—对米考伯太太来说，这样的建议是自我牺牲，是对米考伯先生的一片真心。于是我小声说出了这一想法。特拉德尔斯也学着我的腔调嘟囔了一句，但说话的时候依然盯着炉火。
“我不想，”米考伯太太说，她喝完潘趣酒，裹上披肩，准备退入我的卧室，“我不想再多说米考伯先生的经济问题了。在你的炉边，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也当着特拉德尔斯先生的面—我们虽然刚认识，但他已经是自己人了—我不由得想把我建议米考伯先生采取的行动给你们说说。我觉得，米考伯先生应该发愤图强了—我还要补充一点—他应该坚持自己的权利了。在我看来，我上面说的那些就是达成目标的手段。我知道，我不过是女流之辈。人们总是认为，讨论这类问题时，男性的判断更可靠。不过，我不应忘记，我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爸爸常说：‘埃玛的身体虽弱，对问题的把握却不输任何人。’我很清楚，爸爸这样说是因为偏爱我，但他多少都有识人之明。无论出于女儿对父亲的尊敬，还是依靠自己的理性思维，这一点都不容置疑。”
说完这句话，米考伯太太谢绝了我们将剩下的潘趣酒喝完再走的请求，退入我的卧室里。我真心觉得她是一个高贵的女人—就是那种古罗马贵妇[3]，可以在社会动**之际挺身而出，建功立业。
这一印象令我激动不已，不禁祝贺米考伯先生拥有这样的无价之宝。特拉德尔斯也同样表示祝贺。米考伯先生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将小手帕捂到脸上。我觉得那手帕上的鼻烟比他自己察觉到的更多。接着，他又欢天喜地地喝起潘趣酒来。
米考伯先生谈笑风生。他要我们明白，我们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获得了新生；在经济困难的压力下，添丁进口是备受欢迎的。他说，米考伯太太最近在这一点上有些疑虑，但他已经为她打消了疑虑，让她放宽了心。至于她的娘家人，他们完全配不上她。对他来说，他们的感受根本不值一提，让他们—用他自己的话说—见鬼去吧。
接着，米考伯先生热情赞颂了特拉德尔斯。他说特拉德尔斯是个人物，而他（米考伯先生）虽然没有特拉德尔斯那种沉稳的品格，不过，谢天谢地，他还可以表达钦佩。他还深情款款地提到了他未及谋面的那位与特拉德尔斯订婚的年轻女士，她荣幸地得到了特拉德尔斯的爱慕，也回过头用她的爱慕给予了特拉德尔斯荣耀与幸福。米考伯先生举杯为她祝福。我也举杯为她祝福。特拉德尔斯感谢了我们，说：“我真的十分感激二位。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她是最可爱的姑娘！”他说得质朴而坦诚，令我这个理智之人也不由得为之迷醉。
接着，米考伯先生又趁热打铁，极其委婉而礼貌地提出了我的恋爱问题。他说，除非他的朋友科波菲尔郑重否认，不然他就会一直认为，他的朋友科波菲尔已有所爱，并且为人所爱。我浑身燥热，窘迫极了，只得红着脸结结巴巴地矢口否认。过了好一阵子，我才端起酒杯说：“好吧！那就为‘朵’干杯！”此言一出，米考伯先生兴奋不已，心满意足，拿着一杯潘趣酒就跑进我的卧室，好让米考伯太太也为“朵”干杯。米考伯太太热情地干了那一杯，在房里尖叫道：“好哇，好哇！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我太高兴啦！好哇！”她拍打着墙壁，算是鼓掌。
后来，我们转到了更世俗的话题上。米考伯先生告诉我们，他觉得卡姆登镇这里很不方便，倘若广告能带来令人满意的转机，他首先便要考虑搬家。他提到牛津街西头面对海德公园的一排房屋，他早就看上了其中一座，但并不打算马上入手，因为那样气派的房子需要一大帮仆人。很可能得等段时间，他解释道，在这段时间里，只要能在某个体面的商业区，比如皮卡迪利大街，住进某座房子的上层，他就心满意足了，米考伯太太也会很高兴的。在那里扩出一个凸肚窗，或者在楼顶上再加一层，或者搞点儿诸如此类的改建，他们就可以舒舒服服、体体面面地住几年了。他明确表示，不论等待他的是怎样的命运，也不论他住在什么地方，有一件事我们大可放心—他永远都会为特拉德尔斯准备一个房间，为我准备一副刀叉。我们对他的好意表示感激，他也恳求我们原谅他谈起这些现实而严肃的琐事，因为对一个正在对生活做全新规划的人来说，这在所难免。
米考伯太太又敲了敲墙，询问茶点是否已准备妥当，打断了我们对这一特别话题的友好交谈。她十分和蔼地为我们泡茶。我给众人分发茶杯和黄油面包的时候，一到她跟前，她就小声问我，“朵”是白还是黑，是高还是矮，或者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觉得自己挺喜欢她这样问来问去的。用过茶点，我们在壁炉前讨论了五花八门的话题。米考伯太太还好心地为我们唱起了她最喜爱的两首民谣：《勇敢的白衣军官》和《小塔夫林》。（唱的声音又小又细又平。我记得，初次见到她时，我就觉得她的声音像佐餐啤酒一样寡淡无味。）当年米考伯太太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的时候，就以善唱这两首歌闻名遐迩。米考伯先生告诉我们，他在她娘家听她唱第一首歌时，就被她深深吸引住了；听她唱《小塔夫林》时，他便下定决心，即便赴汤蹈火，也要赢得这个女人。
米考伯太太站起身，将帽子放回浅棕色的纸包里，戴上软帽，这时已是十点到十一点之间。米考伯先生趁特拉德尔斯穿厚大衣的时候，将一封信偷偷塞到我手里，小声嘱咐我有空的时候再看。米考伯先生领着太太走在前头，特拉德尔斯拿着帽子跟在后面，我拿着蜡烛趴在栏杆上，为他们照亮下楼的路。我趁机也把特拉德尔斯留在楼梯口待了一会儿。
“特拉德尔斯，”我说，“米考伯先生是个可怜的家伙，没有害人之心，但我要是你的话，是不会借任何东西给他的。”
“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斯微笑着说，“我一无所有，没什么可借的。”
“你不是还有名字吗？”我说。
“噢！你说那玩意儿也能借？”特拉德尔斯若有所思地反问道。
“当然可以。”
“噢！”特拉德尔斯说，“不错，当然！我非常感激你，科波菲尔，不过—恐怕我已经把这个借给他了。”
“你在据说是某种投资的期票上签了字？”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