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八章家务
在不影响我按时完成报社工作的前提下，我努力写作。我的书出版了，大获成功。我没有被耳边的如潮赞誉冲昏头脑，虽然我敏锐地意识到，并且毫不怀疑，我的表现优于他人。观察人类本性时，我早就注意到，一个人如果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就绝不会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以求得信任。所以，我自尊自重，但也依然谦虚谨慎。我得到的赞誉越多，就越发努力，让自己受之无愧。
这部传记，虽然就其他重要方面来说是我的回忆录，但我并不打算叙述我的小说的创作历程。我的小说本身各有其表达的主旨，不需要我多此一举地加以阐释。如果我在这部传记中偶尔提及它们，那也只是因为它们是我成长的一部分。
到这时候，我已经有某些依据相信，是天赋和机遇让我成了作家，于是我满怀信心地从事这一职业。如果没有这种信念，我肯定早就放弃写作，把精力投入别的事业中了；肯定早就去弄清天赋和机遇到底让我去干什么，然后只干那件事，不做别的了。
我为报纸写稿，也为别处写稿，全都顺风顺水，名利双收。在我写的书也大获成功之后，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有权不去记录枯燥的议会辩论了。因此，在一个愉快的晚上，我最后一次记录下风笛演奏般冗长乏味的议会辩论，就再也没有去听过了。虽然整个议会会期里，我还能从报纸上辨别出过去那种沉闷的声音，但也许除了更沉闷，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我想，现在我写到婚后一年半左右的时期了。经过多次试验，我们认为自己干不好家务，索性放弃了。我们对家务听其自然，雇了一个小听差。这个仆人的主要作用是跟厨子吵架。在这方面，他是个十足的惠廷顿[1]，但没有惠廷顿那只猫，也没有丝毫做伦敦市长的可能。
在我看来，他好像整天都在炖锅盖的猛烈打击下生活。他的生存本身就是一场混战。他会在最不合适的时候—例如，我们晚上举行小宴会，或者有朋友来访的时候—高喊救命，踉踉跄跄地冲出厨房，铁器如飞弹般从身后袭来。我们想赶他走，但他很依恋我们，死活不肯走。他是一个爱哭的孩子，只要我们稍微暗示要同他断绝关系，他就会哭天抢地、悲痛欲绝，我们只好把他留下。他没有母亲—除了一个姐姐，我没发现他有任何亲属。一把他交到我们手上，他姐姐就逃到美国去了。于是，他就像个被仙女偷换留下来的丑孩子，住在了我们家里。他对自己的不幸境遇非常敏感，动不动就用夹克袖子擦眼泪，或者弯着腰用小手帕的一角擤鼻涕。他从不肯把手帕全部从口袋里掏出来，永远都是藏着大部分，力图节省。
这个小听差一年的工钱是六镑十先令，他自己倒霉，我们雇他的时候也不吉利，于是他就没完没了地给我惹麻烦。我看着他长大—他长得像荷包豆一样快—一想到他长到开始刮胡子的时候，甚至秃顶白发的时候，都可能还在我们家，我就忧心忡忡，痛苦不已。我看不出摆脱他的希望。想象未来的时候，我常常感叹，他变成老头子之后会是多大的累赘呀！
这个倒霉鬼最终还是让我摆脱了困境，但其方式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他偷了朵拉的表—跟我们家的所有东西一样，这表也是随便乱放—卖了钱，把钱都花在反复搭乘伦敦和阿克斯布里奇之间的驿车上，每次还都坐在驿车车厢外部的座位（这孩子总是没脑子）。我记得，他在完成第十五次旅行时，被带到了弓街，从他身上搜出四先令六便士，还有一支他不会吹的二手横笛。
我看着他长大—他长得像荷包豆一样快—一想到他长到开始刮胡子的时候，甚至秃顶白发的时候，都可能还在我们家，我就忧心忡忡，痛苦不已。（第686页）
如果他没有招供的话，这次意外及其后果也不会让我大感不快。但他的确招供了，而且方式很特别—不是和盘托出，而是一次说一点儿。比如，我被迫出庭控告他的第二天，他又供出一些情况，同我们地窖里的一个大篮子有关。我们本以为篮子里装满了葡萄酒，但其实里面只剩空瓶和瓶塞了。我们本以为，他把自己所知的厨子的最大罪行都说出来了，心中应该已经卸下包袱。谁承想，过了一两天，他又受不了良心的谴责，揭发厨子有一个小女儿，她每天一大早都会来拿我们的面包，还说他自己也被送奶工收买，向那人提供煤。又过了两三天，警察通知我，根据他的供述，在厨房用品中发现了牛腰肉，在碎布袋里发现了床单。没过多久，他在全新的方向上爆料，承认他知道某个酒馆侍者打算闯入我家行窃，那个人马上就遭到逮捕。做了这样一个受害者，我羞愧难当，恨不得给他一笔钱，叫他闭嘴，或者重金行贿警察，让他逃走。可让人恼怒的是，他根本不明白我的心思，还以为每供出一项新罪行，即使不算施恩于我，也算是对我赔罪了。
最后，一见警局派人来通报新消息，我就跑开了。直到他接受审判，被判处流放，我才结束东躲西藏的生活。甚至在判刑之后，他都不安分，总是给我们写信，说他很想在走之前见朵拉一面。朵拉只好去看他，结果一进牢房就晕过去了。总之，在他被流放之前，我没有过一天安生日子。后来我听说，他在“内地”[2]的什么地方给人家放羊，我不知道那里的地理位置。
这一切从新的角度呈现我们的错误，促使我进行了严肃的反思。尽管我很爱朵拉，还是在一天晚上忍不住要跟她谈谈。
“亲爱的，”我说，“我们的家务杂乱无章，缺乏管理，不仅影响到我们自己—我们倒是习惯了—而且连累了别人。一想到这个，我就非常头痛。”
“你已经好久没提这个了，现在又要生气了！”朵拉说。
“不是这样，亲爱的，真的！我来给你解释一下我的意思。”
“我不想知道。”朵拉说。
“可我想让你知道，亲爱的，把吉卜放下。”
朵拉把吉卜的鼻子顶到我的鼻子上，说了声：“啵！”想驱散我的严肃表情，但没有成功，只好吩咐吉卜钻进它的宝塔，她则坐在那里看着我，双手十指交握，小脸上写满了无奈。
“事实上，亲爱的，”我开口道，“我们身上有传染病，把周围所有人都传染了。”
我本可以用这种比喻的方式说下去，但朵拉脸上的表情却提醒我，她在聚精会神地思考，针对这种不卫生的状况，我是不是要提议接种一种新疫苗，或者尝试别的治疗方法。于是我忍住没用比喻，而是更直白地表达了我的意思。
“如果不学得更小心些，我的乖乖，”我说，“咱们不仅会丧失金钱和安逸，有时候甚至会把好脾气也丢掉。给咱们做事的人，或者与咱们打交道的人，都被我们惯坏了，我们是要承担很大责任的呀。我开始担心，过错并非全在一方。这些人之所以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是因为咱们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
“噢，多么严重的指控啊！”朵拉瞪大了眼睛，喊道，“你说你看见我偷金表啦！噢！”
“我最亲爱的宝贝，”我规劝道，“别胡说八道！谁提到金表半个字了？”
“你呀。”朵拉回答，“你知道你就是这个意思。你说我好不到哪儿去，还拿我跟他比。”
“跟谁比？”我问。
“跟那个小听差比！”朵拉抽噎道，“噢，你这个狠心的家伙，竟然拿深爱你的妻子跟一个被流放的小听差比！为什么结婚之前你不告诉我你对我的看法？你为什么不说，你这个狠心的东西？你认定我比一个被流放的小听差还坏？噢，你对我的看法多么可怕！噢，我的天哪！”
“哎，朵拉，亲爱的，”我回应道，想轻轻移开她捂着眼睛的手帕，“你这样说不仅滑稽可笑，而且大错特错。首先，这就不是事实。”
“你总说他爱撒谎，”朵拉啜泣道，“现在你又这么说我！噢，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哪！”
“我的宝贝女孩，”我反驳道，“我真得求你讲点道理，听清我刚才是怎么说的，现在又是怎么说的。亲爱的朵拉，除非咱们学会向咱们雇的人尽咱们的职责，否则他们就永远学不会向咱们尽他们的职责。我担心咱们向别人提供了犯错的机会，而那是绝不应该提供的。即便咱们主动放任家务不管—实际上没有即便咱们喜欢这样，觉得这样才舒服—实际上不是我相信，咱们也不应该继续这样混下去了。咱们无疑把别人都带坏了。咱们必须想想这个问题。我就总是忍不住去想这个问题，朵拉。我没法摆脱这个问题，有时一想到它，我就很不安。好了，亲爱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来吧，别犯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