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他跟他母亲离开这儿了。”特拉德尔斯说，“这段时间，他母亲一直在吵吵闹闹、哭哭啼啼，又是哀求，又是揭发。他们坐上夜间驿车去伦敦了，后来的情况不得而知，只知道他是怀着对我的刻骨仇恨走的。他恨我的程度，似乎不亚于恨米考伯先生。而我认为—我也是这样对他说的—这实在是一种恭维。”
“你认为他还有钱吗，特拉德尔斯？”我问。
“噢天哪！当然，我认为他还有钱。”他一本正经地摇着脑袋答道，“我应该说，他肯定想方设法捞了不少钱。但我想，如果你有机会观察他的处世之道的话，科波菲尔，你就会发现，就算这个人有了钱，也不会不伤天害理。他就是典型的伪君子，不管追求什么目标，都会走歪门邪道。他表面上克制拘谨，全靠背地里干坏事来做心理补偿。他总是在地面上爬行，去追求这样那样的小目标，所以他总是会夸大路上遇到的每一样东西，从而怀疑并仇恨每一个不知不觉走进他和他目标中间的人。因此，他随时都会因为微不足道的理由，甚至毫无理由地走上更加邪恶的道路。只要想想他在这儿的历史，”特拉德尔斯说，“就一清二楚了。”
“他是个卑鄙无耻的恶魔！”姨婆说。
“我实在弄不懂，”特拉德尔斯若有所思地说，“很多人只要存心卑鄙无耻，就能非常卑鄙无耻。”
“好了，谈一谈米考伯先生吧。”姨婆说。
“哎呀，说真的，”特拉德尔斯兴高采烈地说，“我必须再次大大称赞米考伯先生。如果没有他长时间耐心细致、坚持不懈的工作，我们就别指望做出值得称道的成绩。我认为，我们应该想想，他本可以向乌利亚·希普提条件，以换取他的沉默，但他为了主持正义，做了正确的事情。”
“我也这样认为。”我说。
“那你要怎么酬谢他？”姨婆问。
“噢！在我们谈这个问题之前，”特拉德尔斯有点狼狈地说，“我认为，谨慎起见，恐怕得首先排除以下两点—我无法面面俱到—才能以不合法的方式处理这个难题—因为这件事从头至尾都是不合法的。米考伯先生从乌利亚手里预支薪水时，立下了借据之类的东西—”
“噢！那必须还清。”姨婆说。
“没错，但我不知道米考伯先生什么时候会因为这些欠款被起诉，也不知道借据在什么地方。”特拉德尔斯睁大眼睛回应道，“我预计，从现在到出发前，米考伯先生将不断受到逮捕，或者强制执行。”
“那他就得不断地被释放，解除强制执行。”姨婆说，“他一共借了多少钱？”
“嗯，米考伯先生把这些交易—他称其为交易—都规规矩矩地记在了一个账本上。”特拉德尔斯微笑着答道，“总金额是一百零三镑五先令。”
“好吧，算上这个数目，我们要给他多少？”姨婆说，“阿格尼丝，亲爱的，咱们以后再谈怎么分摊。应该是多少？五百镑？”
听到这里，我和特拉德尔斯立刻插话。我们俩都建议给米考伯先生一小笔钱，至于他欠乌利亚的债，每次乌利亚来要的时候就替他还上，而不是按照他账本上的金额支付。我们建议，除了垫付米考伯先生一家的旅费和服装费，再额外给他一百镑。我们应该同米考伯先生认真约定如何偿还这笔垫付款，因为让他知道自己承担了义务对他是有益的。此外，我还补充了一条建议，说我要向佩戈蒂先生介绍米考伯先生的个性和经历—因为我知道佩戈蒂先生是靠得住的—然后再拿一百镑，暗中交给佩戈蒂先生，嘱咐他酌情借给米考伯先生。我又进一步建议，把佩戈蒂先生的故事中我认为可以讲的或适合讲的部分，私下告诉米考伯先生，以引起他对佩戈蒂先生的兴趣，并且努力让他们为了共同利益而互相照应。大家都热烈赞成这些意见。我可以在这里插一句，不久以后，这两位主要当事人就友好和睦地形成了上述关系。
看到特拉德尔斯又不安地看了姨婆一眼，我便提醒他，他还没有讲刚才提到的第二点，也就是最后一点。
“我非常担心自己会触碰这个痛苦的话题，但如果我不得不提的话，科波菲尔，我希望你和你姨婆会原谅我。”特拉德尔斯犹豫不决地说，“不过，我想，有必要提醒你，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米考伯先生揭发乌利亚那天，乌利亚·希普曾威胁你姨婆，要对她的—丈夫不利。”
姨婆依然保持着笔挺的坐姿和镇定的神情，点头表示确有此事。
“也许，”特拉德尔斯说，“他只是胡乱讹诈罢了？”
“不是。”姨婆答道。
“真有—原谅我—真有那么一个人，而且完全在他掌控之中？”特拉德尔斯暗示道。
“不错，我的好朋友。”姨婆说。
特拉德尔斯显然拉长了脸，解释说：他还没有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与米考伯先生的债务，都没包括进他跟希普谈判的条件之中；我们不再能制约乌利亚·希普了；如果他能对我们整体，或者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造成伤害或者进行骚扰，那他无疑就可以那样干。
姨婆没有说话，直到又有几滴眼泪滑下脸颊。
“你说得很对。”她说，“提到这件事，你考虑得非常周到。”
“我—或者科波菲尔—能帮什么忙吗？”特拉德尔斯柔声问道。
“什么忙也帮不上，”姨婆说，“非常感谢你们。特罗特，亲爱的，他的威胁毫无用处！咱们把米考伯夫妇叫回来吧。你们都不要跟我说话！”说完，她抚平裙子，直挺挺地坐在那儿，盯着门口。
“哎呀，米考伯先生、米考伯太太！”他们进门后，姨婆说，“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你们移居海外的问题，真对不起，让你们在外面等了那么久。现在我就来告诉你们，我们建议做哪些安排。”
听完姨婆的解释，米考伯全家—孩子们当时也在场—无不心花怒放、喜上眉梢。米考伯先生在所有期票交易的开始阶段都准时签发票据的习惯也被激发出来，他不听别人劝阻，当即兴冲冲地跑出去买贴在期票上的印花税票。可是，他的喜悦没过多久便突然中止。因为不到五分钟，他就被法庭执行官押回来，泪如雨下地告诉我们一切都完了。这无疑是乌利亚·希普使的手段，但我们早有准备，于是很快付清了欠款。又过了五分钟，米考伯先生坐在桌旁，欢天喜地地贴起印花税票来。只有干这种他最感兴趣的活儿，或者调制潘趣酒的时候，他那张发亮的脸上才能绽放如此肆无忌惮的快乐。他带着艺术家的眼光，像欣赏名画一样抚摩着印花税票，左看看，右瞧瞧，然后把日期和金额郑重地记在小笔记本上，记完后又认认真真地看了又看，就像那是无价之宝一样。这情景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好吧，先生，如果你允许我给你一个忠告的话，”姨婆默默观察了他一会儿后说，“从今往后，你最好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夫人，”米考伯先生回应道，“我打算把这句誓言写在未来生活的第一页。米考伯太太可以做证。我相信，”米考伯先生庄严地说，“我儿子威尔金斯将永远铭记，宁可把手放进火里，也不要去摆弄在他不幸父亲的血液中注入毒液的毒蛇！”米考伯先生说得异常感动，但转眼就陷入了绝望，用忧郁、憎恶的神情看着那些毒蛇（即便如此，刚才的赞赏之色也并未完全消退），把它们折起来，装进口袋。
那天晚上要处理的事就这样结束了。悲伤和疲惫把我们折磨得筋疲力尽，姨婆和我打算第二天就回伦敦。我们的安排如下：米考伯先生将家具等动产卖给旧货商以后，也跟我们一起走；威克菲尔德先生的事务，应该在特拉德尔斯的指导下尽快处理完毕；在那之前，阿格尼丝也应该来伦敦。我们那天晚上在那座老房子里过夜。希普母子离开后，那里就仿佛祛除了一场瘟疫。我躺在我那个老房间里，如同遭遇海难后侥幸生还的流浪者重回家园一般。
第二天，我们回到姨婆家—没有回我家—临睡前，姨婆和我像过去那样单独坐在一起，她说：“特罗特，你真想知道我最近有什么心事吗？”
“我的确想知道，姨婆。如果说有什么时候，我不愿你有我分担不了的悲伤和忧虑，那就是现在了。”
“你自己已经够伤心的了，孩子，”姨婆深情款款地说，“不用再加上我的小痛苦让你更难受。我瞒着你，特罗特，就是出于这个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