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礼貌！”
她一字一顿地说完这句话之后，便请求带她去自己的房间。打那以后，那个房间在我眼中就成了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那两只黑行李箱就放在里面，从没人见它们打开过，或者不上锁。那里还有（我趁她不在的时候偷偷往里瞧过一两次）数不清的小钢铐和铆钉[1]，那是默德斯通小姐打扮自己用的饰物，常常并排挂在镜子上，叫人看了脊背发凉。
据我推断，她这一来，就会永远住下去，不打算走了。第二天早晨，她就开始“帮助”我母亲，一整天都在储藏室里进进出出，把所有东西放到正确的地方，把原先的布置弄得乱七八糟。我在默德斯通小姐身上观察到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她总是疑神疑鬼，认为仆人们在这座房子的什么地方藏了个男人。在这种幻觉的影响下，她常常在最不合适的时间钻进煤窖，或者打开黑漆漆的橱柜门，然后又砰的一声关上，自以为抓到了那个男人。
虽然默德斯通小姐这个人同轻盈灵活毫不沾边，但在早起这一点上，她简直就跟云雀一样。全家其他人都还在熟睡，她就已经起床（我至今仍然相信，她这样做是为了寻找那个男人）。按照佩戈蒂的说法，默德斯通小姐睡觉的时候也睁着一只眼。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我听她说了以后，自己也试过，结果发现睁着一只眼根本没法睡觉。
就在默德斯通小姐到我家后的头一个早晨，鸡刚打鸣儿，她就起床摇铃了。母亲下楼吃早饭，正要沏茶的时候，默德斯通小姐在她脸颊上啄了一下—那就是她最接近亲吻的表示了—然后说：“我说，克拉拉，亲爱的，你知道，我到这儿来，是要尽量为你减少麻烦的。你太漂亮，也太没脑子了。”听到这话，我母亲唰地脸红了，但还是笑了笑，似乎并不讨厌别人这样评价她，“凡是我能做的事，就不该再勉强你做。你要是不见外，把钥匙交给我，亲爱的，那今后这些事就全由我来料理。”
从那以后，默德斯通小姐白天把钥匙放在她那个小小的手提包监狱里，晚上就放在枕头下，母亲就和我一样与钥匙无缘了。
对于自己大权旁落这件事，母亲并非默默接受、没有半点儿抗议。一天晚上，默德斯通小姐向她弟弟提出一项家务计划，她弟弟表示认可。这时，母亲突然哭起来，说她本以为他们会跟她商量呢。
“克拉拉！”默德斯通先生厉声道，“克拉拉！你真是让我震惊！”
“噢，你大可以说你多么震惊，爱德华！”母亲喊道，“你大可以说什么要坚定。但换作是你，你也不会喜欢别人这样对你。”
可以说，坚定乃是默德斯通姐弟立身处世的最高品质。不过，如果当时有人叫我发表看法，我或许会表达我的理解。但无论我如何表达，都以自己的方式清楚地认识到，所谓坚定就是暴虐的别名，就是他们俩身上都有的那种阴郁、傲慢、邪恶的脾性。现在我可以说，所谓坚定，其信条如下：默德斯通先生是坚定的；在他的世界里，谁都不许像默德斯通先生一样坚定；在他的世界里，其他任何人都不许坚定，因为他们必须屈从于他的坚定。默德斯通小姐是个例外。她可以坚定，但只是作为默德斯通先生的亲人才有此权利，而且她的坚定是次等的、附属的。我母亲是另一个例外。她可以坚定，而且必须坚定，但只能坚定地忍受他们的坚定，坚定地相信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坚定。
“太让人难受了，”母亲说，“在我自己家里—”
“我自己家里？”默德斯通先生重复道，“克拉拉！”
“我意思是说，在我们自己家里。”母亲结结巴巴地说，显然是吓坏了，“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爱德华—在我自己的家里，我对家务事却连一个字都不能说，这真是太让人难受了。我敢说，咱们结婚前，我把家里管得好好的。我可以证明。”母亲哽咽着说，“你去问问佩戈蒂，没有别人干涉的时候，我是不是把家里管得好好的？”
“爱德华，”默德斯通小姐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吧。我明天就走。”
“简·默德斯通，”她弟弟说，“住嘴！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好像在暗示你不知道我的脾气似的。”
“我敢说，我绝没有叫别人走的意思。”我那可怜的母亲落入极其不利的境地，泪流满面地继续说道，“我不想让任何人走。要是有人走，我就会很痛苦，很伤心。我要求不高，也不是不讲道理。我只是希望你们有时候也跟我商量一下。无论谁，只要帮了我的忙，我都感激不尽。我只是希望你们有时候跟我商量一下，哪怕只是走走形式。我还以为你之前喜欢我的不懂事和孩子气呢，爱德华—我确信你这样说过—但你现在这么严厉，好像又因为我那样而讨厌我了。”
“爱德华，”默德斯通小姐说，“这件事到此为止吧。我明天就走。”
“简·默德斯通！”默德斯通先生咆哮道，“你给我住嘴行不行？你怎么敢这样？”
默德斯通小姐就像从监狱里提犯人一样，从手提包里掏出小手帕抹眼泪。
“克拉拉，”默德斯通先生盯着我母亲，继续说，“你让我吃惊，让我震惊！不错，娶一个不谙世事、天真单纯的女人，改造她的性格，给她灌输一些她缺少的坚定果断，我曾认为这是一种乐趣。可是，现在简·默德斯通好心来帮我达成这一目标，为我承担起类似管家的职责，却受到你恶毒的指责—”
“噢，求求你，求求你，爱德华，”母亲哭喊起来，“不要指责我忘恩负义。我敢说我没有忘恩负义。以前从没人这样说过我。我有不少毛病，可绝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噢，别这样说我，亲爱的！”
“我得说，当简·默德斯通好心帮忙，”等我母亲不作声了，默德斯通先生又接着说，“却受到恶毒指责的时候，我对你的感情就冷了、变了。”
“不要说这种话，亲爱的！”母亲可怜巴巴地哀求道，“噢，不要说这种话，爱德华！听你说这种话，我受不了。不论怎样，我都是感情丰富的人。我知道我是感情丰富的人。对此我很有把握，不然也不会这样说。不信你去问佩戈蒂，她一定会告诉你，说我是感情丰富的人。”
“不管你怎样一味表现软弱，克拉拉，”默德斯通先生回应道，“对我来说都毫无影响。你这是白费力气。”
“求你啦，咱们和好吧，”母亲说，“我没法在冷漠和残忍中过日子。我很抱歉。我知道我有好多毛病。多亏有你，爱德华，肯用你的意志力来改正我的毛病。简，我什么都不反对了。要是你动了要走的念头，我的心非碎了不可—”母亲悲痛不已，说不下去了。
“简·默德斯通，”默德斯通先生对他姐姐说道，“我希望我们之间平常都不要说刚才那种刺耳的话了。今晚发生了这样非同寻常的事，不是我的错。我是遭到了某人的背叛，才举止失当的。也不是你的错，你也是遭到了某人的背叛，才胡言乱语的。咱们就把今晚的事忘了吧。而且，”他说完这套宽宏大量的话，又补充道，“这种场面不适合小孩子—大卫，睡觉去！”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差点儿连门都找不到。我为母亲遭受的痛苦而难过，但我摸索着出了客厅门，又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楼进入自己的房间，甚至没有心情给佩戈蒂道晚安，或者找她要一支蜡烛。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佩戈蒂上楼来找我，把我惊醒了。她说我母亲很不舒服，上床睡觉去了，只有默德斯通姐弟两人还坐在客厅里。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比平时早一点儿。听见母亲的声音，我就在客厅门口站住了。她正在诚恳而谦卑地请求默德斯通小姐原谅，那位小姐也给予了原谅，于是两人圆满和解。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对任何事发表意见，除非她事先请示了默德斯通小姐，或者通过可靠途径弄清了默德斯通小姐的意思。每次默德斯通小姐一发脾气（她在保持冷静方面倒是不够坚定），把手伸进手提包，好像要掏出钥匙还给我母亲，我就看见母亲惊恐万状。
默德斯通家族血液里的阴郁污点，给原本信奉苛刻与暴怒的默德斯通宗教增添了暗黑的色彩。那以后，我曾以为，他们的宗教信仰之所以具备那种性质，是默德斯通先生坚定的必然结果。只要找得到借口，他的坚定就决不允许他让任何人逃脱最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我还是清楚地记得我们去教堂做礼拜时的可怕面容，似乎连教堂里的气氛都为之一变。我觉得可怕的礼拜天似乎又到了，我跟随鱼贯而行的人群，第一个进入我家专属的老座位，仿佛被押着去服苦役的囚犯。默德斯通小姐又身穿如同用棺罩做的黑色天鹅绒长裙，紧跟在我后面。然后是我母亲，再后面是她丈夫。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佩戈蒂现在不来了。我又听见默德斯通小姐嘟囔着应答牧师的祈祷文，用残酷的语气念出所有可怕的字词。当她说到“可怜的罪人”的时候，我又看见她转动黑眼珠，扫视教堂，好像在咒骂全体会众。我又偷看了几眼母亲，她夹在他们两人中间，提心吊胆地嚅动着嘴唇，而他们两人在她左右两耳边闷雷似的咕哝着。我又一次突然害怕起来，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善良的老牧师错了，而默德斯通姐弟对了，不知道天堂里的天使是不是全是毁灭天使。我又一次觉得，只要我动一动手指头，或者松一松脸上的肌肉，默德斯通小姐就会拿祈祷书戳我，弄得我肋骨生疼。
不错，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又发现，有邻居在一边打量我们母子，一边窃窃私语。他们三人手挽着手往前走，我独自在后面游**时，我又顺着一些邻居的目光望去，不由得怀疑，母亲的脚步是不是真的没有我从前见到的那样轻快了，她的美貌与快乐是不是真的消磨殆尽了。我又怀疑，是否有邻居也和我一样，回想起从前我们母子一起回家的情景。就这样，我在傻乎乎的瞎想中度过了沉闷惨淡的一天。
有时候，他们谈起要把我送到寄宿学校去。这是默德斯通姐弟提出来的，母亲当然表示同意。不过，这个问题尚无定论。我当时还在家里学习功课。
我怎么可能忘掉那些功课呀？名义上负责教学的是母亲，但实际上是默德斯通姐弟。他们两人总是在场，把教我学习当作给母亲上所谓“坚定课”的大好机会，正是这种坚定成了我们母子的祸根。我相信，他们把我留在家里，就是这个目的。我和母亲单独过日子那会儿，我学起来也很快，也很愿意学。我依稀记得在母亲膝头学习字母的情景。直到今天，每当我看见识字课本上那些粗大的黑色字母的时候，那些令人费解的奇特形状，还有看起来随和善良的O、Q和S，就会像从前一样浮现在我面前。但它们并没有唤起我厌恶或勉强的感觉。恰恰相反，我好像走在一条铺满鲜花的小路上，在母亲温柔的声音和态度的鼓励下，走向那本鳄鱼故事书。但在我的记忆中，接下来严厉的功课给了我的平静生活致命一击，成为我每天都要承受的苦工和灾难。功课很长，很多，很难—其中一些我根本不懂—我常常被弄得晕头转向，我相信母亲也同样稀里糊涂。
让我回想一下当年是如何上课的，重新呈现出某天早上的情形吧。
早饭过后，我就带着课本、练习本和小黑板，进入次好的那间客厅。母亲已经坐在书桌边等我了。但比母亲更加迫不及待的是默德斯通姐弟—默德斯通先生坐在窗前的安乐椅里（但他假装在看书），默德斯通小姐坐在离我母亲很近的地方串钢珠[2]。一见他们两个，我就觉得，千辛万苦塞进脑子里的单词全都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顺便一提，我真的很好奇，它们究竟到哪儿去了呢？
我把头一本书递给母亲，也许是语法，也许是历史，或者地理。我把书递到她手里的时候，就像快要淹死的人一样，绝望地朝书页瞅了最后一眼，然后就趁着刚看过，记得住，飞速地背诵起来。我卡在了一个字上，默德斯通先生抬起头来。我又卡住了，默德斯通小姐抬起头来。我涨红了脸，有六七个字都背得磕磕绊绊的，最后完全停了下来。我想如果母亲有胆量，肯定会把书给我看的，但她没有这个胆。她只是柔声说：“噢，大卫，大卫！”
“我说，克拉拉，”默德斯通先生道，“对这个孩子要坚定。不要光说‘噢，大卫，大卫’，那太幼稚了。他会背就是会背，不会背就是不会背。”
“他不会背。”默德斯通小姐恶狠狠地插话道。
“恐怕他真的不会背。”母亲说。
“那样的话，你知道，克拉拉，”默德斯通小姐接着说，“你就该把书还给他，让他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