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当然应该这样。”母亲说，“我正想把书还给他呢，亲爱的简。好了，大卫，再试一次，可别再这么笨了。”
我遵照这个指令的前半段又试了一次，但指令的后半段我却执行得不太成功，因为我实在太笨了。我连上次卡住的地方都没背到，先前背得顺畅的部分也忘了，只好停下来回想。可我想的却不是功课。我想的是默德斯通小姐帽子上的网纱有多少码[3]、默德斯通先生的晨衣值多少钱，还有诸如此类与我无关、我也压根儿不想与其相关的荒谬问题。默德斯通先生不耐烦地动了一下，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默德斯通小姐也同样动了一下。母亲恭恭敬敬地朝他们瞥了一眼，把书合上，放到一旁，打算让我做完别的功课再来补这笔欠账。
不一会儿，留待我背的书已经垒了一摞，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雪球越大，我就越笨。情况令人绝望，我觉得自己陷进了荒谬的泥淖之中，索性放弃了脱身的念头，听天由命。我接二连三地犯错，我和母亲面面相觑，那绝望的神情实在令人伤心。但是，这种令人苦恼的功课最令人苦恼之处在于，母亲想偷偷用口型提示我（她以为没人注意她），可她嘴刚一动弹，一直默默等待这一刻的默德斯通小姐就立马用低沉的声音警告说：
“克拉拉！”
母亲一惊，脸霎时红了，无力地笑了一下。默德斯通先生从椅子上站起身，抓起书朝我扔来，或者用书打我耳光，然后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推出房间。
即便完成了这些背诵，还有最头痛的事等着我哩，那就是可怕的算术。这种算术题是专为我设计的，由默德斯通先生口述，内容如下：“假如我到干酪店买了五千块一级格洛斯特干酪[4]，每块干酪四个半便士，我应该付多少钱？”此题一出，我就看见默德斯通小姐在暗自高兴。我仔细计算这些干酪的价钱，可一直折腾到吃晚饭都没结果，也没有半点儿头绪。这时候，小黑板上的灰钻进我的皮肤毛孔里，把我弄得犹如一个黑白混血儿。最后，他们给了我一片面包，我终于从干酪难题中摆脱出来，但一整晚都是在耻辱中度过的。
时隔这么多年回想起来，我觉得我那倒霉的功课大致就是这样进行的。如果没有默德斯通姐弟在场，我本可以学得很好。但默德斯通姐弟就像两条蛇，把我这只小鸟吓得六神无主，无处可逃。就算我一上午的成绩还算不错，除了能吃到一顿饭，别的什么也得不到，因为默德斯通小姐一见我无事可做，就忍无可忍。只要我一不留神，表现出无所事事的样子，她就会如此提醒她弟妹注意我：“克拉拉，亲爱的，没什么比得上工作、学习的了—给你孩子一点儿作业吧。”此话一出，一堆新功课便当即压到了我头上。至于跟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玩耍，那少之又少，因为默德斯通家的阴郁神学把所有孩子都看作一群小毒蛇（虽然也曾有一个孩子被置于耶稣的门徒中间[5]），而且认为孩子会相互传染毒素。
我估计这种待遇持续了半年，或者更久，其必然的结果就是使我变得阴郁、迟钝、固执。我觉得，母亲同我日渐隔阂、生疏，也是我性格转变的原因。我相信，若不是发生了一件事，我很可能就要变成白痴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留下了少量藏书。我可以自由出入那个房间（因为它就在我卧室隔壁），而家里没有别人会来这里。从那间天赐的小房间里，走出了一大群显赫人物与我做伴，包括罗德里克·兰登、佩里格林·皮克尔、汉弗莱·克林克、汤姆·琼斯、维克菲尔德的牧师、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和鲁滨孙·克鲁索[6]，都会出来给我做伴。他们保留了我的幻想，让我能对超越当时当地的东西心怀憧憬—这些书，还有《一千零一夜》和《精灵的故事》[7]—对我毫无害处。就算这些书里有什么毒素，我也没有受到影响。我看不出它们哪里有害。在苦苦钻研艰深课程、接二连三犯错的间隙，我居然还能挤出时间读这些书，现在想来，我都倍感惊讶。面对小小的苦恼（当时对我来说是巨大的苦恼），我把自己想象成书里喜欢的人物—我确实这么做了—而把默德斯通姐弟想象作书里的坏蛋—我也确实这么做了—由此获得慰藉，我都好奇自己当时是如何做到的。我当了整整一个礼拜的汤姆·琼斯（孩提时代的汤姆·琼斯，一个无害的人物）。我还连续一个月扮演了我心目中的罗德里克·兰登，我确信自己就是他。我贪婪地阅读书架上那几本海上和陆上旅行的游记—现在我记不清书名了。我记得一连好几天，我拿着旧鞋楦中间的金属杆做武器，在屋子里属于我的地盘上转来转去—俨然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位舰长，虽然被野蛮人团团包围，危在旦夕，却决心以死相拼，重创敌人。舰长从来没有因为有人拿拉丁语法书打过他耳光而尊严扫地。我曾因此丧失尊严，但舰长终归是舰长，是英雄，世上所有语言的所有语法都对他毫无影响，不管那是已经死掉的语言，还是仍在使用的语言。
长期以来，沉溺在书本给予我的幻想中是我唯一的慰藉。想到这里，我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幅画面。某个夏日的傍晚，别的孩子都在教堂墓地里玩耍，而我坐在**看书，仿佛这就是我的生活。在我的脑中，附近的每一座谷仓、教堂里的每一块石头、墓地里的每一英尺土地，都同这些书存在着独特的关联，都代表着书中某个有名的地点。我看见汤姆·派克斯爬上教堂尖顶；我看见斯特拉普背着背包，靠在边门上歇息；我还知道，舰队司令特伦尼恩在我们村上小啤酒馆的会客室里同皮克尔先生见过面[8]。
现在，读者已经和我一样清楚，我回忆中的那段童年时光是怎样的了。
一天早晨，我带着书走进客厅，发现母亲满脸焦躁，默德斯通小姐神情坚定，默德斯通先生正在往一根藤条的一头绑什么东西—那是一根柔软易弯的藤条。我一进来，他就不绑了，把藤条举起来，在空中抽了几下。
“我告诉你，克拉拉，”默德斯通先生说，“我自己过去常挨鞭子。”
“一点儿没错，当然挨过。”默德斯通小姐说。
“你说得对，亲爱的简，”母亲驯服地支吾道，“不过—不过你认为那对爱德华有好处吗？”
“你认为那对爱德华有坏处吗，克拉拉？”默德斯通先生板着脸问。
“说到点子上了。”他姐姐说。
母亲只得回了一句“当然，亲爱的简”，就不再出声了。
我惴惴不安，担心这番对话和我本人有关，于是朝默德斯通先生望去，不料同他投来的视线撞到了一起。
“听着，大卫，”他说—他说话的时候，我又看见他斜视了我一眼—“今天不同往日，你必须倍加小心。”说着又扬起藤条抽了一下。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他把藤条放在身边，拿起了书，那样子着实令人望而生畏。
一开始就这样，让我本来镇定的内心顿时慌乱起来。我觉得之前脑中课文里的字全溜走了，不是一个一个地溜，也不是一行一行地溜，而是整页整页地溜走了。我试图抓住它们，可是—如果我可以这样打比方的话—它们都好像穿上了冰鞋，顺溜无比地滑走了，一点儿都拦不住。
我们一开始就不顺，越往后就越糟。我进来的时候还胸有成竹，觉得自己准备充分，能好好表现一番，但结果证明我大错特错了。背不出来的书越垒越高，默德斯通小姐始终坚定地注视着我们。最后该做那道五千块干酪的算术题的时候（我记得默德斯通先生那天把干酪改成了藤条），母亲不禁哭出声来。
“克拉拉！”默德斯通小姐用警告的语气喝道。
“我觉得不太舒服，亲爱的简。”母亲说。
我看见默德斯通先生板着脸给他姐姐使了个眼色，拿起藤条，站起来说：“哎呀，简，今天大卫给他母亲带来了这么多忧虑和痛苦，我们很难指望克拉拉能以完全坚定的态度加以忍受。那需要坚忍不拔、以苦为乐的精神。克拉拉比过去坚强多了，进步很大，但咱们不能对她期望太高呀。大卫，你跟我到楼上去，孩子。”
他把我带出门的时候，母亲朝我们跑过来。默德斯通小姐拦住她，说：“克拉拉，难道你是个不可救药的糊涂虫吗？”我看见母亲捂住耳朵，还听见她号啕大哭。
默德斯通先生阴沉着脸，将我慢慢带到楼上我的房间—我敢说，对这种行刑前的正式游行，他感觉乐趣无穷—进屋之后，他突然将我的脑袋往下一拧，夹在腋下。
“默德斯通先生！先生！”我对他喊道，“别这样！求你别打我！我努力学过了，先生，但只要你和默德斯通小姐在边上，我就学不进去。真的学不进去呀！”
“你真的学不进去，是吗，大卫？”他说，“咱们来试试看。”
他像老虎钳一样夹住我的脑袋，但我设法绕着他转圈，让他一时半会儿没法动手，同时乞求他不要打我。但我只是阻挡了他一小会儿，紧跟着他就狠狠抽起我来，而就在同一刻，我咬住了他勒住我的那只手，猛地咬了下去。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牙痒痒呢。
然后他就打我，好像不把我打死决不罢休。在我们的喧闹中，我听见有人哭喊着跑上楼—我听见母亲在大哭—佩戈蒂也在大哭。后来，默德斯通先生走了，从外面锁上了房门。我浑身滚烫，伤痕累累，疼痛不已，虽然怒不可遏，却只能虚弱无力地躺在地上。
我清楚地记得，我平静下来之后，整座房子是多么反常地安静啊！我清楚地记得，痛苦和怒火开始消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多么罪恶啊！
我坐起来听了好久，但一点儿声音都没听到。我从地上爬起来，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那么肿，那么红，那么丑，简直把我吓了一跳。藤条在我身上留下的伤痕酸胀发僵，我一动就疼得我哭起来。但同负罪感比起来，这点儿伤痛就算不得什么了。我敢说，负罪感重重地压在我心头，即便我真是个罪大恶极之徒，也不会感到如此羞愧。
天色渐暗，我关上窗户（我大部分时间都头枕窗台躺着，哭一会儿，眯一会儿，无精打采地往外张望一会儿）。这时钥匙转动，默德斯通小姐拿着一点儿面包、肉和牛奶走进来。她一言不发地把这些东西放到桌子上，以堪称模范的坚定态度瞪了我一眼，转身离开，随手锁上了门。
天黑了好久，我还坐在那里，盘算着别人会不会来。断定那晚不可能再有人来之后，我脱去衣服，上了床。我躺在**，提心吊胆地琢磨着他们要怎样处置我。我是不是犯了罪？会不会被抓起来，送进监狱？有没有被绞死的危险？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第二天早晨醒来时的情景—起初感觉快活又新鲜，接着就回忆起昨晚那些苦闷、压抑的事，心情一下子跌入谷底。我还没下床，默德斯通小姐就又来了，唠唠叨叨地告诉我，我可以去花园散步，但不准超过半小时。说完就走了，这次没关门，好让我可以享用这一恩典。
我遵命散步去了。五天的监禁期中，我每天都去散步。如果可以单独见到母亲，我一定会双膝跪地，求她宽恕。但在这段时间，除了默德斯通小姐，我一个人都没见到。不过晚祷时例外。那时候，等别人都各就各位了，默德斯通小姐就会押着我来到客厅，将我这个小犯人单独安置在靠门的地方。然后，在别人做完祷告起身之前，我的狱卒就又阴沉着脸将我押回牢房。我只看到母亲待在尽可能远离我的地方，别开脸，不让我看见。我还看到默德斯通先生的手上缠着一大块亚麻布。
在监禁期的最后一晚，我被低唤我名字的声音惊醒。我从**一跃而起，向黑暗中伸出胳膊，说：“是你吗，佩戈蒂？”
没人立刻应声，但不一会儿，我又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那声音非常神秘可怕，若不是我忽然想到，它一定是从钥匙孔里透进来的，我想自己准会吓昏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