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我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从我回到学校到三月间我的生日，这期间学校里发生的一切，我就略过不提了。因为除了斯蒂尔福思愈发令人敬佩之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他最晚本学期结束时就要离开学校。在我眼里，他比以前更活力四射、特立独行，因此也比以前更富魅力。除此而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当时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那件事似乎吞没了其他所有小事，单独存留了下来。
我甚至难以相信，回到塞勒姆学校和过生日这两件事，居然间隔了整整两个月。我现在只能认为这就是事实，因为我知道情况肯定如此，否则我就会坚信这两件事是接踵而至的，中间没有任何间隔。
那天的情况，我记得多么清楚哇！我现在还能闻到四处弥漫的浓雾；还能透过雾气看到幽灵似的白霜；还能感到我那覆霜的头发黏糊糊、冷冰冰地落在我的脸颊上；还能在昏暗教室中朝远端望去，看见那里七零八落地亮着几支蜡烛，照亮雾蒙蒙的早晨，同学们一边往手指呵气，一边脚跺地板，他们呵出的热气在阴冷的空气中化作袅袅白烟。
吃完早饭，我们被从运动场叫进教室。这时，夏普先生进来说：“大卫·科波菲尔，到客厅里去。”
我以为是佩戈蒂给我捎来了一大篮东西，所以一听到这道命令就欢欣雀跃。我敏捷无比地离开座位时，周围的几个同学还叮嘱我，有好吃的东西可不要忘了他们。
“不要急，大卫，”夏普先生说，“有的是时间，我的孩子，不要急。”
如果我当时多想一下，就会对他那充满同情的语气感到诧异，可我直到后来才发觉其中的异样。我急匆匆地来到客厅，只见克里克尔先生正坐在那里吃早餐，面前放着那根藤条和一张报纸，而克里克尔太太手里拿着一封拆开的信。但我没看见篮子。
“大卫·科波菲尔，”克里克尔太太把我领到沙发前，和我并排坐下，说道，“我特意把你叫来，是想跟你好好谈谈。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的孩子。”
我理所当然地朝克里克尔先生看去。他眼睛盯着别处，摇了摇头，正要叹气，又用一大块抹了黄油的烤面包塞住了嘴。
“你还太年轻，不懂得世事无常，”克里克尔太太说，“也不懂得人人都逃不过生老病死。但这种事我们都得经历，大卫，有的人年轻时就经历了，有的人年老时才经历，还有的人一辈子总在经历这种事。”
我认真地看着她。
“你假期结束离开家的时候，”克里克尔太太略作停顿，道，“家里的人都还好吗？”接着她又停顿了片刻，“你妈妈还好吗？”
不知为什么，我浑身颤抖起来。但我依然认真地看着她，没有作答。
“因为，”她说，“我不得不很难过地告诉你，今早我听说你妈妈病得很重。”
在我和克里克尔太太之间突然升起一片迷雾，她的身影似乎在雾中摇晃了一下。然后，我感到滚烫的泪珠从脸庞滑落，她的身影又稳定下来。
“她的病很危险。”她补充道。
我现在全明白了。
“她过世了。”
她没必要告诉我这句话。我早已忍不住凄惨地大哭起来。世界这么大，我竟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
克里克尔太太对我很好，让我在那儿待了一整天，有时候还让我独处。我哭啊，哭啊，哭累了就睡，醒了又哭。当我再也哭不出来的时候，就胡思乱想起来。这时我才发现，我心头的压力沉重无比，我的哀伤隐隐作痛，无法缓解。
但我的思绪杂乱无章，没有只考虑压在心头的这场灾难，与灾难相关的一切我都在瞎想。我想到家里门窗紧闭，悄无声息；我想到那个娃娃，据克里克尔太太说，他最近愈发虚弱了，他们觉得他也活不成；我想到我家附近教堂墓地里父亲的坟墓，想到母亲将安息在我熟悉的那棵大树下面。房间里只剩下我的时候，我就踩到椅子上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眼睛有多红，面容有多悲伤。几个小时后，我开始琢磨，我的眼泪现在似乎很难流出来了，倘若如此，我快到家门的时候—我是要回去参加葬礼的—又该想些什么与我失去母亲有关的事，才能让自己痛哭流涕呢？我记得，我当时已经感到同学们对我的尊敬，感到我的不幸让自己成了重要人物。
如果有孩子感受过彻骨的悲痛，那就是我了。但我记得，那天下午别的孩子都在教室上课，我却在运动场散步。这种重要人物才能享有的特殊待遇令我大感满足。他们去上课的时候，我看见他们从窗后望着我，感觉自己确实与众不同，于是显出愈发悲伤的样子，脚步也更慢了。上完课，他们走出教室同我说话，我对任何人都毫无傲慢之举，对待他们的态度同以前一模一样。我觉得自己这样表现得挺好。
我要在第二天夜里回家，不是乘邮车，而是乘一种笨重的夜行公共马车，名叫“农夫”，主要是供乡下人短途旅行用的。头天晚上，我们没讲故事，特拉德尔斯非要把他的枕头借给我用。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当时觉得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因为我自己也有枕头。不过，这个可怜的家伙，能借给我的也只有这个了，此外还有一张画满骷髅的信纸。我们分别的时候，他把那张信纸送给了我，希望借此抚平我的悲伤、获得内心的安宁。
我在第二天下午离开了塞勒姆学校。我当时并未想到，我这一走，便再没回来。我们整夜都走得很慢，第二天上午九十点才到雅茅斯。我往车外张望，想找巴吉斯先生，却没见到人影，只看到一个胖乎乎、喘吁吁、乐呵呵的小老头。他身穿黑衣黑裤，马裤的膝盖处系着褪色的小丝带，脚穿黑色长筒袜，头戴宽檐帽。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车窗前，说道：“你是科波菲尔少爷吧？”
“是的，先生。”
“请跟我来，少爷。”说着，他拉开了车门，“我将很荣幸送你回家。”
我把手放进他手中，暗自揣测此人是谁。我们走到窄街里的一家店铺前，招牌上写着：奥默服装店、缝纫店、针线店、殡葬店，等等。那是家又挤又闷的小铺子，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服装，有的做好了，有的还没做好，橱窗里堆满了海狸皮帽和女士软帽。我们走进铺子后面的小客厅，看到三个年轻女人正用堆在桌上的黑色布料干活儿，地上到处都扔着边角余料。房间里炉火正旺，弥漫着做丧服用的黑纱受热后那种令人窒息的气味。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气味，但现在知道了。
那三个年轻女人看上去非常勤劳而且愉快，她们抬头瞅了我一眼，然后便继续埋头工作，缝呀，缝呀，缝呀。与此同时，从窗外小院另一头的作坊里传来有节奏的锤击声：啪—嗒嗒，啪—嗒嗒，啪—嗒嗒，毫无变化。
“我说，”带我来的那个老头儿对三个年轻女人中的一个说，“你们干得怎么样啦，明妮？”
“试样子前就能做好，”她快活地回答，并没有抬头，“别担心，父亲。”
奥默先生摘下宽檐帽，坐下来，呼哧喘气。他太胖了，不得不喘了一阵子才开口：“这就对了。”
“父亲！”明妮开玩笑道，“你胖得都成海豚了！”
“唉，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亲爱的。”他琢磨了一会儿说，“我确实挺胖的。”
“要知道，那是心宽体胖，”明妮说道，“什么事都看得开。”
“看不开也没用啊，亲爱的。”奥默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