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屈膝行礼、向我问好的时候，我发现姨婆的脸拉得老长。
“我也觉得很遗憾。”姨婆揉着鼻子说，“自打我来这儿之后，特罗特，我就一直放心不下。”
不等我问她原因，她就告诉我了。
“我相信，”姨婆把手放在桌上，带着忧郁而坚定的神色说，“迪克不是能把驴子赶出去的那种性格。我断定他缺乏坚定的意志。我本该把珍妮特留在家里，把他带出来才对，那样我也许就可以放心了。如果当真有驴子践踏了那片草地，”姨婆强调说，“那今天下午四点钟就有一头。我那会儿从头凉到了脚，就知道准是一头驴子闯了进来！”
针对这件事，我试图安慰她几句，但她听不进去。
“准是一头驴。”姨婆说，“而且是那个女人，那个‘杀人犯’的姐姐闯进我家时骑的那头短尾驴。”自从上次同默德斯通姐弟见面之后，姨婆就一直这样称呼默德斯通小姐，“如果多佛尔有哪头驴最放肆无礼，叫我难以忍受的话，”姨婆说到这里，冷不丁拍了一下桌子，“就是那头畜生了！”
珍妮特大胆暗示说，姨婆也许是庸人自扰，还说她相信那头驴正在干驮沙石之类的活儿，没工夫跑来践踏草地，但姨婆根本不听。
虽然姨婆的房间位于很高的楼层—究竟是因为她为了省钱宁愿多走几道石头楼梯，还是这样离楼顶的便门更近，我不得而知—但呈上来的夜宵相当丰盛，而且都热乎乎的，其中有一只烤鸡、一份牛排，还有一些蔬菜，全都美味可口，我大快朵颐了一番。但姨婆对伦敦的饮食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吃得很少。
“我猜，这只倒霉的鸡是在地窖里孵出来、在地窖里养大的，”姨婆说，“除了在出租马车站那会儿，从没呼吸过一口新鲜空气。我希望这牛排真是牛肉，但我不信。依我看，这地方除了泥巴，没一样东西是真货。”
“你认为这只鸡不是从乡下来的吗，姨婆？”我提醒道。
“当然不是，”姨婆答道，“伦敦的商人要是不干挂羊头卖狗肉的营生，心里就不舒服。”
我没敢反驳她的这一观点，但我美美地享用了夜宵，姨婆见状非常满意。餐桌收拾干净后，珍妮特帮她绾起头发，戴上睡帽—这顶睡帽的构造比平常更巧妙，姨婆说这是“为了防火”—把她的睡衣下摆卷到膝盖上，这些都是她就睡前取暖的常规准备。然后，根据决不允许有丝毫变动的既定规矩，我给她调了一杯热腾腾的掺水的白葡萄酒，将一块烤面包切成长长的薄片。然后珍妮特就离开了，留下我和姨婆在这些东西的陪伴下，消磨剩下的夜晚。姨婆坐在我对面，啜着掺水的白葡萄酒，吃着逐一在酒里泡过的烤面包片，从睡帽边缘下慈祥地看着我。
“呃，特罗特，”她开口道，“你觉得那个代诉人的计划怎么样？你是不是还没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亲爱的姨婆，也跟斯蒂尔福思讨论了很久。我很喜欢这个计划，非常喜欢。”
“哎呀，”姨婆说，“这话真叫人高兴。”
“我只有一个问题，姨婆。”
“尽管说吧，特罗特。”她回应道。
“嗯，我想问问，姨婆，据我了解，干这行的人似乎相当有限，我进这行是不是得花很多钱？”
“送你去那里当学徒，”姨婆答道，“要花刚好一千镑。”
“嗯，亲爱的姨婆，”我把椅子拉近一点，说道，“这就让我很不安了，那可是一大笔钱呀。你已经在我的教育上花了不少钱，还总是在我的各种事情上不吝钱财。你已经是慷慨大方的楷模了。我相信一定有别的职业，一开始并不需要怎么破费，只要有决心，肯努力，也大有希望能自食其力。你不认为尝试走走那条道路会更好吗？你确定拿得出这么多钱吗？你确定这笔钱花得值吗？你是我的再生母亲，我只是请你好好想想。你确定这样做？”
姨婆把正在吃的一片烤面包吃完，边吃边直视着我的脸，然后把杯子放在壁炉架上，双手十指交握，放在卷起的长裙上，这样答道：
“特罗特，我的孩子，如果说我这辈子有什么目标的话，那就是要把你培养成一个善良、明智、幸福的人。我一心要达成这个目标—迪克也是。真希望让我认识的一些人听听迪克对这件事的说法。他的远见卓识令人叹为观止。但除了我，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有多聪明！”
她停顿片刻，双手握住我的一只手，继续说道：
“特罗特，追忆往事是无用的，除非这样做能对现在产生影响。也许我应该对你那可怜的父亲更友好些。也许我应该对那个可怜的孩子，也就是你的母亲，更友好些，尽管她没生下你可怜的姐姐贝齐·特罗特伍德，叫我失望透顶。当年你逃出来，满身尘土、精疲力竭地投奔到我这里的时候，也许我就这样想过了。从那时到现在，特罗特，你一直让我感到光荣、骄傲和快乐。没有别人可以继承我的财产，至少—”说到这儿，她迟疑了一下，神情茫然，让我心头一惊，“没有，没有别人可以继承我的财产—而你是我的养子。在我这个年纪，只要你对我好，容忍我喜怒无常的脾气和天马行空的想法，那你对我这个老太婆—一个年轻时没有得到多少快乐和慰藉的老太婆—所做的事，就会胜过她为你所做的一切了。”
我还是头一次听姨婆提起她的过去。她平静地回顾，又平静地放下，这体现了她的宽宏大度。正是这样的胸怀令我对她愈发崇敬热爱。
“现在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也相互理解了，特罗特，”姨婆说，“这个话题也就不用再提了。来吻我一下吧，明天吃过早饭，我们就到律师公会走一遭。”
我们在壁炉边又做了一次长谈才去睡觉。我的卧室和姨婆的卧室在同一楼层。那天夜里，她一听见远处的出租马车或送货车的声响，就激动地跑来敲我的房门，问我：“你听见救火车了吗？”害得我也有点儿烦乱。不过，天快亮的时候，她睡得好了一点儿，我也因此睡安稳了些。
大约中午时分，我们动身前往律师公会的斯彭洛与乔金斯事务所。姨婆对伦敦还有一种总体上的看法，即她看见的每个人都是扒手，于是她把钱包交给我拿着，里面有十个基尼和一些银币。
我们在舰队街的一家玩具店门口停留片刻，观看西圣邓斯坦教堂的木头巨人敲钟—我们出门时算好了时间，刚好在十二点赶上看它们敲钟—然后再从那儿前往拉德盖特山和圣保罗大教堂墓地。我们穿过街道朝拉德盖特山走去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姨婆加快了脚步，神情惊慌。与此同时，我注意到一个面色阴沉、衣衫褴褛的人。刚才我们过街时，此人停下脚步盯着我们，而现在他竟然紧跟上来，差点儿就要碰到姨婆了。
“特罗特！亲爱的特罗特！”姨婆抓住我的胳膊，恐慌地低声叫道，“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别慌张，”我说，“没有什么好怕的。进一个铺子里躲躲，我马上就把这家伙赶走。”
“不，不，孩子！”她回应道，“千万别跟他说话。我求你，我命令你，千万别跟他说话！”
“天哪，姨婆！”我说，“他只是个长得有点儿壮的乞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