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姨婆回应道，“你不知道他是谁！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已经在一个无人的门口停下来，那人也跟着站定不动。
“不要看他！”我愤怒地扭头去看他时，姨婆说，“给我叫辆马车来，亲爱的，然后到圣保罗大教堂墓地等我。”
“等你？”我重复道。
“是的，”姨婆答道，“我必须一个人走。我必须跟他走。”
“跟他走，姨婆？跟这个人走？”
“我头脑清楚得很。”她答道，“我告诉你，我必须跟他走。给我叫辆马车来！”
不论我有多么惊讶，我都清楚，我无权拒绝服从这一严厉的命令。于是我赶紧跑了几步，拦住一辆路过的空出租马车。我还没把踏板放下来，姨婆就跳进了车里，我都不知她是怎样跳进去的，那个人也紧跟着跳上了车。她严肃地冲着我摆摆手，叫我走开。我虽然惊慌失措，却还是立刻转身走开了。就在我转身时，我听见她对车夫说：“去哪儿都行！一直往前走就好！”马车立刻从我身边经过，往山丘上驶去。
迪克先生告诉过我的事，我本以为是他幻想的事，如今又浮现在我脑海里。毫无疑问，这个人正是迪克先生曾经神秘兮兮地对我提起的那个人，但我无法想象，姨婆究竟有什么把柄被这家伙抓在手里。我在教堂墓地冷静了半小时之后，看见马车回来了。车夫将车停在我身旁，车上只坐着姨婆一个人。
她还没有完全平复激动的心情，不适合去做我们不得不进行的拜访。她叫我上车，吩咐车夫慢慢赶车转一会儿，在附近来回兜几个圈子。她什么都没对我说，除了一句话：“亲爱的孩子，永远不要问我这是怎么回事，也不要提起这件事。”最后，她完全恢复了平静，对我说她感觉没事了，我们可以下车了。她把钱包交给我付车钱的时候，我发现钱包里所有的基尼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些零散的银币。
经过一道低矮的小拱廊，便是伦敦民事律师公会。我们穿过拱廊，还没在街上走几步，城市的喧嚣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融化于绵软深远之处。穿过几个沉闷的院落和几条狭窄的通道，我们来到装有天窗的斯彭洛与乔金斯事务所。朝圣者无须叩门便可进入这座圣殿的前厅，里面有三四个誊写员，正在伏案疾书。其中一人身形干瘦，独自坐着，头戴一顶僵硬的棕色假发，看上去仿佛是姜饼做的。他起身迎接姨婆，将我们带到斯彭洛先生的房间。
“斯彭洛先生还在法庭上呢，夫人。”那个干瘪的人说，“今天是拱门法庭[8]开庭的日子。不过，法庭离这里不远，我立即派人去请他。”
等斯彭洛先生回来这段时间，我和姨婆被留在房间里，我趁机四处打量。屋里的陈设古色古香，布满灰尘。写字台上的绿色台面已经完全褪色，像个老乞丐一样憔悴苍白。写字台上放着许多捆卷宗，有的标着“指控”，有的标着“诽谤”（这让我大感意外[9]），有的标明归“主教法庭”[10]审理，有的归“拱门法庭”，有的归“大主教法庭”[11]，有的归“海事法庭”，有的则归“代表法庭”[12]。我不由得纳闷总共有多少个法庭，要把它们全都弄清楚得花多少时间。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宣誓口供的大本手抄证据册，每个案件都牢牢装订成厚厚的一册，仿佛是一部十卷或二十卷的历史巨著。我觉得这一切看起来都相当珍贵，不由得对代诉人这一职业产生了好感。我浏览着这些卷宗和许多类似的物品，心里越来越得意，忽然听见屋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斯彭洛先生穿着白毛皮镶边的黑袍匆匆走进来，边走边脱下帽子。
这位绅士身材矮小，浅色头发；脚穿一双无可挑剔的靴子，白领巾和衬衫衣领无比硬挺；全身的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严严实实；络腮胡精致地卷曲着，想必费了许多功夫打理；他的金表链十分粗大，我不禁突发奇想：他肯定有一条金箔店门口那种做招牌的粗大金胳膊才能把表掏出来。他穿戴得一丝不苟，束手束脚，几乎弯不下腰，落座后想看桌上的文件，都不得不像木偶潘趣[13]那样，以尾椎骨为轴心，转动整个身躯。
姨婆先把我介绍给他，他礼貌地接待了我们，然后道：“这么说，科波菲尔先生，你是想进我们这一行了？前几天有幸与特罗特伍德小姐会面时，我无意间提到，”说到这儿，他又像潘趣一样身体前倾，“我们这里正好有一个空位。特罗特伍德小姐也好心言及，她正在为自己特别关心的一位外甥孙寻找体面的工作。这位外甥孙，我相信，我此刻有幸—”他又像潘趣一样倾了下身体。
我鞠躬致意，说姨婆曾向我提过有这样一个空位，我相信自己会很喜欢这份工作；我的求职意愿非常强烈，于是立即接受了这一提议；在对这份工作有进一步了解之前，我不能打包票自己一定喜欢；虽然只是形式，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先争取机会尝试一下，看自己喜不喜欢，然后才能无怨无悔地投入其中。
“噢，当然！当然！”斯彭洛先生说，“在我们这个事务所里，我们总是会给新人一个月—一个月的试用期。我本人倒是愿意给两个月—三个月—其实就是没有固定的期限—可我还有个合伙人乔金斯先生啊！”
“那么学费，先生，”我回应道，“是一千镑吗？”
“学费，含印花税在内，是一千镑。”斯彭洛先生说，“我已经对特罗特伍德小姐提过，我这个人并不贪钱—我相信，世上几乎没人在这方面比得上我—不过，乔金斯先生对此有他自己的看法，而我必须尊重乔金斯先生的意见。简单说吧，乔金斯先生还认为一千镑太少哩。”
“先生，”我仍然想给姨婆省点儿钱，便说，“不知这里有没有这种规矩，倘若一个学徒特别能干，熟练地掌握了自己的业务—”说到这儿，我不由得脸红起来，因为这话太像是自我吹捧了，“不知这里有没有这种规矩，就是在他学徒期的后几年，可以给他点儿—”
斯彭洛先生猜到我要说“薪水”二字，便用尽全力把脑袋从领巾里伸出来摇了摇，答道：“没这个规矩。如果不受约束的话，我会对这个问题作何考虑，我就不说了，科波菲尔先生。但乔金斯先生那里是说不动的。”
一想到那位可怕的乔金斯，我就心灰意冷。但后来我发现，这位老先生是个性格沉稳温和的人，他在这个事务所总是居于幕后，但别人却动不动就打着他的名义行事，将他说成是世上最刚愎自用、冷酷无情之人。如果哪个办事员要求加薪，乔金斯先生会置之不理。如果哪位客户拖欠诉讼费，乔金斯先生会坚决要求对方付清。不论这样做让斯彭洛先生感觉多么痛苦（他总是于心不忍），乔金斯先生都不松口。斯彭洛先生是善良天使，乔金斯先生是吝啬恶魔。如果不是恶魔从中作梗，天使永远都会心胸宽广、慷慨大方。现在我年纪大了，觉得自己后来遇到的一些机构也是按斯彭洛与乔金斯事务所这套原则办事的！
双方商定，我的一个月试用期何时开始，完全由我个人决定；姨婆不用待在伦敦，试用期结束后也不必回来，因为我的学徒契约可以很容易送到她家里签字。话说到这里，斯彭洛先生主动提议立即带我去法庭，让我看看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也特别想去长长见识，便跟着斯彭洛先生往外走。姨婆留了下来，她说她信不过那种地方。我想，她是把所有的法庭都当成了火药工厂，随时可能爆炸。
斯彭洛先生带领我穿过一个地面铺了石板的院子，四周都是庄严的砖房，由门上那些博士的名字判断，这里就是斯蒂尔福思告诉我的那些学识渊博的辩护律师的办公室。穿过院子，进入左边一个沉闷的大房间，那里令我联想到小教堂。屋内前部用护栏与其余部分隔开；此处有一高出地面的马蹄铁形平台，平台两侧有许多身着红色长袍、头戴灰色假发的绅士，坐在那种舒适的老式餐厅椅上。我知道，他们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些律师。在马蹄铁形平台的弯曲处，有位老年绅士正坐在一张布道坛讲桌似的桌子后面眨巴着眼睛。如果我是在鸟舍里见到他，肯定会以为他是一只猫头鹰，但我听说他是审判长。在马蹄铁里面比平台更低的地方，也就是差不多与地面平齐的地方，是与斯彭洛先生同一级别的众多绅士，他们像斯彭洛先生一样，身穿白毛皮镶边的黑袍，坐在一张绿色长桌旁。我觉得，他们的领巾都很硬挺，神情都很傲慢，但我很快便意识到，在后面一点上，我冤枉了他们，因为他们中的两三位起立回答审判长的问题时，那恭顺劲儿简直无人能及。代表公众旁听的，是一个系着围巾的小子和一个穷摆架子的男人，后者正偷偷从外套口袋里掏面包屑吃。他们正在法庭中央的火炉边烤火。打破这里沉闷氛围的，只有炉火的噼啪声和一位辩护律师的说话声。那人正在浩如烟海的证据资料库中悠然漫步，还不时停下来争辩一番，就像旅行途中走进路边小旅店歇息一样。总而言之，我这辈子从未参与过这样的小型家庭聚会，它形式老派，温馨惬意，叫人昏昏欲睡，忘却了时间。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论充当哪个角色—也许原告除外—都如同服用了鸦片酊一样舒服。
这个僻静之地如梦似幻的氛围令我非常满意，于是我对斯彭洛先生说，这次我看够了，然后我们便回到姨婆身边。我同姨婆立刻动身离开律师公会，走出斯彭洛与乔金斯事务所时，那些办事员拿笔互捅，朝我指指点点，这让我觉得自己确实太年轻了。
我们回到林肯律师学院广场，途中除了遭遇一头给卖菜小贩拉车的倒霉驴子，让姨婆产生了痛苦的联想，倒也没有遭遇别的危险。平安回到旅店后，我们又围绕我的计划进行了一番长谈。我知道她归心似箭，她待在伦敦成天不是担心失火，就是嫌弃食物，要不就是提防扒手，一刻也不得安宁，于是劝她不必为我受罪，留我在这里自己照顾自己好了。
“我明天就待在这儿一个礼拜了，这些天我心里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亲爱的。”她回应道，“在阿德尔菲有一小套带家具的房子要出租，特罗特，你住在那里再合适不过了。”
她简短介绍了几句之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从报纸上精心剪下的一则广告，上面写着：房屋租赁，阿德尔菲区白金汉街，临河，带家具，结构紧凑，格外称心，是年轻绅士（不限于律师公会成员）的体面居所。可立即入住。租金低廉，一月起租亦可。
“嗯，这正是我需要的，姨婆！”我说，想到自己住一套房子有多神气，不由得面红耳赤。
“那就走吧，”姨婆回应道，又戴上一分钟前刚放到一边的软帽，“我们去看看。”
于是我们出发了。我们按照广告的引导，去那地方找克拉普太太。我们拉了拉我们觉得可以通知克拉普太太的门铃，拉了三四次都无人回应，但她最后还是现身了，是个矮胖的女人，紫花布长裙下露出法兰绒衬裙的荷叶边。
“请让我们看一看你要租的房间吧，夫人。”姨婆说。
“是这位先生住吗？”克拉普太太说，伸手到口袋里摸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