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真是同一个人，”我边说边瞟了特拉德尔斯先生一眼，“那我们就在一个叫塞勒姆学校的地方做过同学。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噢，是啊！特拉德尔斯是个好人，”主人回应道，勉强点了点头，“特拉德尔斯实在是个好人。”
“真是太巧了。”我说。
“没错，”主人说，“特拉德尔斯到这儿来实在是太巧了。因为特拉德尔斯是今天早晨才接到邀请的。亨利·斯派克太太的兄弟因病来不了，才空出了一个位子。亨利·斯派克太太的兄弟是一位极有绅士风度的人，科波菲尔先生。”
我嘟囔着附和了两句，感情相当复杂，毕竟我对那位先生一无所知。然后我便询问特拉德尔斯从事什么职业。
“特拉德尔斯，”沃特布鲁克先生答道，“正在念法律，将来要当律师。是的。他实在是个好人—从不和别人作对，只跟自己过不去。”
“他跟自己过不去？”听了这话，我不禁有些难过，问道。
“呃，”沃特布鲁克先生抿着嘴，摆弄着表链子答道，一副生活优渥、事业成功的样子，“我得说，他是自己挡了自己前程的人。是的，我得说，他一年绝赚不了—比方说，五百镑。特拉德尔斯是一个同行介绍给我的。噢，不错，不错，他是有那么一点儿才能，可以起草答辩状，还可以清楚明白地书面陈述案情。一年之中，我也能甩给特拉德尔斯一点儿活儿干。对他来说，这点儿活儿就够可观的了。噢，不错，不错。”
沃特布鲁克先生不时把“不错”二字说一遍，每次说的时候，那怡然自得、心满意足的神情都令我印象极其深刻。这两个字饱含深意，充分表达出一个人生赢家的心态：他出生时即便不是含着银汤匙，也是带着通天梯。他在这阶梯上节节攀登，直至站到社会堡垒的顶端，以哲人和恩人的目光，俯视深陷壕沟的人。
宣布开饭的时候，我仍在思考这个问题。沃特布鲁克先生陪哈姆雷特的姑妈下楼了。亨利·斯派克先生带走了沃特布鲁克太太。我本想陪阿格尼丝下楼，不料她被分派给了一个满脸傻笑、两腿发软的家伙。乌利亚、特拉德尔斯和我都是晚辈，只好随便凑合着最后下了楼。不能陪阿格尼丝下楼，我其实并不怎么烦恼，因为这让我有机会同特拉德尔斯在楼梯上叙旧。他非常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乌利亚则在旁边蠕动着身子，一副自鸣得意又故作卑贱的样子，煞是刺眼，我恨不得把他从楼梯栏杆上扔下去。
特拉德尔斯和我被安置在餐桌上两个相距很远的角落，他身边是一位光彩夺目、身着红色天鹅绒长袍的女士，我身边则是从头到脚一身黑的哈姆雷特的姑妈。宴会进行了很久，话题始终不离贵族—还有血统。沃特布鲁克太太反复告诉我们，如果说她有什么癖好的话，那就是谈论血统了。
我有好几次都忍不住想，如果我们不是这么装腔作势，宴会或许会进行得更愉快些。我们过于自命不凡，话题范围就大大受限了。席上有一对古尔皮治夫妇，在法律事务方面与英格兰银行有某种间接联系（至少古尔皮治先生有），于是我们要么就聊英格兰银行，要么就聊财政部，别的一概不谈，就跟宫廷公报一样。所幸事态还能弥补：哈姆雷特的姑妈有一个家传的毛病，喜欢独白，不论别人谈到什么话题，她都可以漫无边际、自言自语地发表一通长篇大论。当然，这些话题屈指可数，但因为我们谈来谈去都会落到血统问题上，她便同他侄儿哈姆雷特一样，有大把机会进行抽象思辨。
谈话充满了血腥味，我们简直是一群食人魔。
“我承认，我和沃特布鲁克太太的看法是一样的。”沃特布鲁克先生说，把酒杯举到眼前，“我在别的方面都不错，缺的就是血统！”
“噢！”哈姆雷特的姑妈说，“没什么比血统更能令人满意的了！总的来说，在一切事物当中，没什么像血统这样十全十美。有些智力低下的人—幸好这种人不多，但毕竟还有一些—他们宁愿去崇拜什么偶像。绝对是偶像！他们崇拜官职、智力之类的东西，但这些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血统不一样，血统可以在鼻子上表现出来，我们一看就明白。我们还能在下巴上看到血统，并说：‘就在那儿！那就是血统！’血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可以指出来，不容置疑。”
我认为，陪阿格尼丝下楼的那个满脸傻笑、两腿发软的家伙，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更明确的阐释。
“噢，你们知道，该死，”那位绅士说，带着白痴一样的微笑扫视在座诸人，“咱们不能不讲血统，你们知道。咱们必须有血统，你们知道。有些年轻人，你们知道，也许在教育方面，或者行为方面，有点儿配不上他们的身份、地位。他们也许干了点儿错事，你们知道，使他们自己，连带别人，都陷入了困境—诸如此类—但是该死，只要想想他们的血统，你就会眉开眼笑！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宁愿随时被一个有血统的人打倒在地，也不愿被一个没血统的人扶起来！”
这一观点，对那个宏大问题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总结，众人大感满意，那位绅士也成了备受关注的人物，直至女士们退席。在那以后，我注意到，一向十分冷漠的古尔皮治先生和亨利·斯派克先生结成了防御同盟，把我们当作共同的敌人。两人在桌子另一头神神秘秘地交谈起来，试图打败并摧毁我们。
“首次发行四千五百镑债券的事没有预期顺利，斯派克。”古尔皮治先生说。
“你说的是A公爵的债券？”斯派克先生说。
“是B伯爵的。”古尔皮治先生说。
斯派克先生扬起眉毛，露出一脸的关切。
“问题禀告给了某位爵爷—我就不必指名道姓啦。”古尔皮治先生说，打住话头。
“我明白，”斯派克先生说，“是N。”
古尔皮治先生面色阴沉地点了点头：“禀告给了他，他的回答是：‘拿钱来，否则不让渡。’”
“我的天哪！”斯派克先生喊道。
“‘拿钱来，否则不让渡。’”古尔皮治先生坚定地重复道，“那个第二继承人—你明白我说的是谁吗？”
“是K。”斯派克先生一脸晦气地说。
“—K断然拒绝签字。他们特意跑到纽马基特去找他，但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
斯派克先生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听了这话不由得呆若木鸡。
“所以，这件事目前陷入了停滞。”古尔皮治先生说，身子往椅背上一靠，“里面牵扯的利益太大了，我们的朋友沃特布鲁克会原谅我不能详细说明的。”
在我看来，能在自家的餐桌上听到这样的利益纠葛，听到这些了不起的名字—尽管只是委婉地提及—沃特布鲁克先生心里简直乐开了花。得知这些秘闻后，他露出愁眉不展的样子（但我坚信他对那番谈话的认识并不比我深），对古尔皮治先生和斯派克先生两人采取的审慎态度大加赞扬。斯派克先生听到朋友透露了这样的机密，自然也想分享自己的机密。因此，上面那段对话结束后，斯派克先生开启了另一段对话，这回则轮到古尔皮治先生惊讶了。接着又是一段对话，再次轮到斯派克先生惊讶。如此反复轮流下去。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这些局外人被谈话中涉及的重大利害关系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我们的主人见我们满脸敬畏和惊愕，也颇感骄傲，因为这样的震惊对我们大有裨益。
后来，我上楼去见阿格尼丝，同她在角落里谈话，并把特拉德尔斯介绍给她，这让我实在开心极了。特拉德尔斯很腼腆，却也讨人喜欢，性情仍像过去那样温和。他明天早上就要到别处去一个月，今晚不得不先行一步，我无法如愿地与他畅谈。但我们交换了地址，约定他回伦敦后我们再欢聚。听说我见过斯蒂尔福思，他大感兴趣，还热情洋溢地称赞了斯蒂尔福思。我让他将这些看法告诉阿格尼丝。阿格尼丝听的时候，默默看着我，趁只有我注意她时微微摇了摇头。
我认为阿格尼丝在这群人当中会不太自在，所以一听说她过几天就要走，我几乎替她感到高兴。但想到我们很快便要再分开，我又不免有些难过。因此，我一直待在那里，直至所有客人都走光。我同她谈话，听她唱歌，愉快地回想起那座庄严古老的宅子里的幸福生活。因为她的存在，那座宅子才如此美好。我多希望待到半夜才回去呀，但沃特布鲁克先生家光彩照人的名流贵客都散了，我没有理由继续待下去，只得万般不舍地告别。此刻，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到，阿格尼丝是我的天使；假如我想到她那甜美的面庞、平和的微笑时，觉得仿佛有天使一样高高在上的神灵将圣光照在我身上，我希望这并不算亵渎。
我说过客人都散了，但我应该把乌利亚排除在外，我不能把他归于那类人中，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我左右徘徊。我下楼时，他紧跟在我身后。我走出那座宅子时，他也紧跟在我身后，将他那细细长长、瘦骨嶙峋的手指慢慢插进一副巨大的盖伊·福克斯[8]手套，指管比他的手指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