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下册）第三十三章喜从天降
在这段时间里，我对朵拉的爱与日俱增。我只能通过思念她，在失望和烦恼中寻找避难所。就连痛失好友后的空虚感，也借此得到了弥补。我越可怜自己或是别人，就越想从朵拉的音容笑貌里寻求慰藉。世间的欺诈和烦恼累积越多，朵拉那颗高悬天际的星星就越发明亮晶莹。朵拉来自何方，同超脱凡尘的神祇有多深的关联，对此我并无明确概念。但是，对那种认为她也是肉体凡胎、与普通少女无异的观点，我一定会满怀愤慨和鄙夷地予以驳斥。
或许可以说，我对朵拉的爱汪洋恣肆，而我已经沉浸其中。这份爱不仅从头到脚吞没了我，而且充盈了我的五脏六腑。打比方说，从我身上榨出来的爱，足以淹死任何人，但剩下的爱仍然足以弥漫在我的身体内外。
我回伦敦以后，为自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连夜徒步到诺伍德，像童年时猜的那个古老谜语一样，一面想念朵拉，一面“绕着房子转，却永远碰不到房子”。我相信，这个难解谜语的谜底是月亮。不管是不是，反正我这个为朵拉痴狂的奴隶，绕着那座房子和花园转了两个小时。时而透过栅栏缝隙向里张望，时而拼命翘起下巴以免被栅栏上的锈钉扎到，朝窗里的灯光送飞吻，还不时自作多情地呼唤黑夜，求它保护我的朵拉—保护她免遭什么呢？我说不清。我想是火灾吧。或许是老鼠，因为她非常讨厌那种东西。
我对朵拉朝思暮想，念念不忘，也很自然地将这一心事透露给了佩戈蒂。一天晚上，她又坐在我身边，拿出过去做针线活儿的那套工具，忙着缝补我衣柜里的衣服，我趁机拐弯抹角地把这个重大秘密告诉了她。佩戈蒂兴趣颇浓，但我无法让她理解我作为局中人的感受。她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不明白我为何疑虑重重、意志消沉。“那姑娘能得到你这样的情郎，”她说，“会觉得自己赚到了呀。至于她爸爸，”她说，“那位绅士到底想要怎样才满意呢，真是的！”
然而，我发现，斯彭洛先生的代诉人长袍和硬挺领巾，令佩戈蒂的狂傲劲儿略有收敛，对他也越来越尊敬了。斯彭洛先生在我眼中一天比一天更像云端的神灵。当他笔直地坐在法庭上，四周堆满文件的时候，我仿佛看见他周身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宛如一座矗立于笔墨海洋的小灯塔。顺便一提，我记得，自己也坐在法庭上的时候，常想那些老朽昏聩的法官和律师即使认识朵拉也不会喜欢她；即使有人建议他们与朵拉结婚，他们也不会欣喜若狂；即使朵拉一边歌唱一边弹奏美妙的吉他，令我如痴如醉，那群迟钝的家伙心里也生不出半点儿涟漪！每每想到这里，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我鄙视他们所有人，无一例外。他们都是心灵花坛中被冻僵的老园丁。对他们所有人，我一见到就忍不住生气。在我看来，他们不过是一群麻木不仁的糊涂蛋。法庭上的律师也像酒馆里的酒保一样缺乏柔情和诗意。
我不无骄傲地处理佩戈蒂的事务，自觉非常得意。我办理了遗嘱验证，到遗产税务局签了协议，又带她去了英格兰银行，很快就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们在办理法律手续的过程中，还抽空到各处游玩了一番。我们到舰队街的蜡像馆[1]参观了冒汗的蜡像（这二十年来，那些蜡人恐怕都融化了）；我们参观了林伍德小姐[2]的刺绣展，我记得那里就像是刺绣的陵园，适合反省和忏悔；我们还去看了伦敦塔，登上了圣保罗大教堂的屋顶。这些景点都给佩戈蒂带来了当时心境下最大的欢乐。我想，只有圣保罗大教堂例外。因为她多年来一直喜欢那个针线盒，自然将大教堂同盒盖上的画做比较。她认为，在某些细节上，大教堂远不如那件艺术品。
佩戈蒂的事务，在我们律师公会里通常称作“常规事务”（常规事务办起来很轻松，又相当赚钱）。办理妥当之后，一天下午，我带她到事务所去交费。老提菲说，斯彭洛先生带一位申请结婚证的绅士去宣誓了。因为我们那地方靠近主教代理人事务所[3]，也靠近代理监督事务所，我知道他不久就会回来，于是告诉佩戈蒂稍等片刻。
在律师公会里办理遗嘱验证的时候，我们有点儿像丧葬承办人。在同身着丧服的当事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必须多多少少露出哀伤的神情，这是我们这行的一般规定。在领取结婚证的人面前，我们会怀着同样的体贴心情，总是一副喜气洋洋、高高兴兴的样子。因此，我暗示佩戈蒂，等会儿她会发现，斯彭洛先生已从巴吉斯先生过世带来的震惊中基本恢复。不出所料，他回来的时候，简直跟新郎一样快乐。
但是，佩戈蒂和我都顾不上看他，因为我们发现，默德斯通先生跟他一起走了进来。那家伙几乎没什么变化，头发一如既往地稠密，当然也一如既往地乌黑，眼神也像从前那样不可信任。
“啊，科波菲尔？”斯彭洛先生说，“我想，你认识这位绅士吧？”
我对那位绅士冷冷地鞠了一躬，佩戈蒂几乎没有理睬他。他碰到我们两个在一起，起初还有点儿狼狈，但很快就拿定主意，朝我走过来。
“我想，”他说，“你过得还不错吧？”
“你不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我说，“但如果你想知道，那答案就是：还不错。”
我们互相看了一眼，他便同佩戈蒂搭话了。
“你啊，”他说，“听说你丈夫去世了，我很遗憾。”
“这不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失去亲人，默德斯通先生。”佩戈蒂答道，从头到脚都在颤抖，“我很高兴这次不必怪谁—谁都不用负责。”
“哈！”他说，“那你回想起来倒是了无遗憾了。你尽到本分了吗？”
“我没有把任何人折磨死。”佩戈蒂说，“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欣慰！不，默德斯通先生，我没有让哪个可爱的小家伙焦虑惊恐，年纪轻轻就进了坟墓！”
他面色阴沉地看了佩戈蒂一眼—我想还带着几分懊悔—然后把头转向我，不看我的脸，只是盯着我的脚，说道：
“我们最近可能不会再见面了。毫无疑问，这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好事，因为这样的见面绝对算不上愉快。你从前总是反抗我的权威，而我管教你都是为了你好，为了让你长进。所以现在，我并不指望你会好好待我。我们两人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反感—”
“我想，那由来已久了吧？”我打断他道。
他笑了笑，黑眼睛瞟了我一眼，目光极其狠毒。
“这种反感腐蚀了你幼小的心灵，”他说，“也让你那可怜母亲的生活苦不堪言。你说得没错。但我希望你过得更好，希望你能改过自新。”
这场对话是在事务所的外间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进行的，声音很低。现在，他结束对话，进入斯彭洛先生的房间，用极尽圆滑的腔调大声说道：
“斯彭洛先生这一行的绅士们已经对家庭纠纷司空见惯啦，知道这种事有多么复杂，多么棘手！”说完，他便把结婚证的费用交了。斯彭洛先生将折得整整齐齐的结婚证交给他，同他握了握手，说了些祝福他和那位女士的客气话，然后他就走出了事务所。
听完他那句话，我好不容易才忍住，没开口反驳。因为我不得不用更大的力气劝慰佩戈蒂（她只是为了我才动怒，真是个好人），说这里不是同他顶嘴的地方，并恳请她保持冷静。想起过去我们受到的种种伤害，佩戈蒂异常愤怒，我只好当着斯彭洛先生和众多办事员的面热情地抱住她，尽量安抚。
斯彭洛先生似乎并不知道默德斯通先生和我是什么关系，这样也好，因为想起我那可怜的母亲因为我而受罪的那段历史，即使要我在心里承认他，也是难以忍受的。斯彭洛先生似乎认为—如果他想过这个问题的话—我姨婆是我们家的执政党领袖，此外还有一个由别的什么人领导的反对党—至少，我们在等待提菲先生算出佩戈蒂应交的手续费时，我从斯彭洛先生的话里听出了这个意思。
“毫无疑问，”他说，“特罗特伍德小姐是很坚定的，不大可能向反对党让步。我敬仰她的人品，还要祝贺你站在正确的那一边，科波菲尔。亲戚之间闹不和是令人痛惜的—不过这种事极其普遍—重要的是，要站在正确的那一边。”我猜，他的意思是，要站在有钱的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