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这门亲事挺不错吧？”斯彭洛先生说。
我解释说，我对这门亲事一无所知。
“是吗！”他说，“根据默德斯通先生无意中露出的几句话—男人在这种时候经常这样—还有默德斯通小姐的口风，我应当说，这是一门挺不错的亲事。”
“你是说女方很有钱，先生？”我问。
“是的，”斯彭洛先生说，“我知道她很有钱，听说人还很漂亮。”
“是吗！他的新夫人年轻吗？”
“刚刚成年，”斯彭洛先生说，“最近的事。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在等着她成年结婚哩。”
“上帝救救她吧！”佩戈蒂说。她这话说得太坚决、太突然，以至于在提菲把账单拿回来之前，我们三人都心神不宁。
不过，老提菲很快就回来了，把账单交给斯彭洛先生过目。斯彭洛先生把下巴埋进领巾里，轻轻揉搓着，带着不赞成的表情，检查了一遍收费项目—好像这都是乔金斯搞出来的—然后轻轻叹了口气，把账单还给提菲。
“不错，”他说，“算得对，算得很对。要是我能实际花了多少就收你们多少，科波菲尔，那我会非常开心的。可我们这行叫人讨厌的地方就是，我不能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因为我还有个合伙人—乔金斯先生。”
他说这话的时候流露出淡淡的伤感，好像在说，这点儿费用就等于一分钱也没收。于是我代表佩戈蒂表示感谢，并向提菲支付了现金。佩戈蒂回到住处，斯彭洛先生和我则一起去了法庭，因为有一宗离婚案即将开庭审理。我们审理的依据是一条精巧的小法令（我相信这条法令现在已经废除了，但我见过好几桩婚姻根据该法令被判无效），案情如下：一个名叫托马斯·本杰明的丈夫领取结婚证时只用了“托马斯”，而隐瞒了“本杰明”，以便婚后不如意时金蝉脱壳。他婚后果然不如意，或是对太太—可怜的人哟—有点厌倦了，于是结婚一两年后，由一个朋友出面做证，他提出自己名叫托马斯·本杰明，所以根本没结过婚。这一申诉得到了法庭的认可，他如愿以偿。
我必须说，我对本案判决是否严格公正表示怀疑，就算可以拿来解释一切反常问题的一蒲式耳小麦[4]也无法吓阻我，让我不生疑。
然而，斯彭洛先生为这个案子和我辩论起来。他说，瞧瞧这个世界，里面有善有恶；再瞧瞧教会法，里面也有善有恶。不管善恶，都是制度的一部分。这样就很好。你明白了吧！
我没有胆量告诉朵拉的父亲，假如我们早早起床，脱下外套就干活儿，说不定就能改造整个世界。但我还是坦率地表示，我们或许可以改造律师公会。斯彭洛先生回答说，他特别要劝我打消这个念头，因为这同我的绅士身份不相符。不过，他也愿意听我说说律师公会可以如何改造。
我们判决那个男人没有结过婚，然后离开了法庭，此时正漫步经过遗嘱事务所，于是我就拿律师公会碰巧离我们最近的这部分举例。我提出，我认为遗嘱事务所这个机构的管理相当古怪。斯彭洛先生问此话怎讲。怀着对他丰富经验应有的尊敬（但我尊敬他，恐怕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朵拉的父亲），我答道，三百年里，大主教法庭的遗嘱登记处保存了广大的坎特伯雷教区所有留下遗产的人的遗嘱原件，可它的选址却相当随意，并非专为此目的而建。注册官租下这里，为牟取私利，只求省钱，罔顾安全，甚至连防火设施都没有。这里可以说从屋顶到地下室都塞满了重要文件，注册官却在这里干着徇私舞弊的买卖。他们向公众收取大笔费用，却把公众的遗嘱到处乱塞，但图省事，不计其他，这或许有点儿荒唐吧！这些注册官每年获利高达八九千镑（助理注册官和常设办事员的收益就不提了），却不肯从中拿出一小部分，为各阶层公众不论是否愿意都不得不交给他们的重要文件，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存放地，这或许有点儿不合理吧！这个伟大机构里的重要职位，都是待遇优厚、地位崇高的闲职，而那些在楼上阴冷房间里从事重要工作的不幸办事员，却是伦敦报酬最低、最不被尊重的人，这或许有点儿不公平吧！那个主任注册官，本该为不断来此办事的公众提供一切必要的接待，却因为担任这一职务（或许他还是牧师，兼任多种圣职，在大教堂里也有职务）而不用干活儿，只管拿钱，这或许有点儿不体面吧！公众有多么不便，每天下午事务所繁忙的时候来这里一看便知。我们清楚，那情形是相当可怕的。总而言之，坎特伯雷主教管区的遗嘱事务所，完全就是一个弊病丛生、危害无穷、荒唐透顶的机构，要不是因为它挤在圣保罗大教堂墓地的一角，鲜为人知，肯定早就被掀得底儿朝天了。
这个话题，我越说越激动，斯彭洛先生微笑着听完，然后像讨论刚才那个问题一样同我辩论起来。他说，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只是感觉问题。如果公众觉得他们的遗嘱得到了安全保管，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必改造事务所，这对谁有坏处呢？没有人。这对谁有好处呢？所有吃闲饭的人。很好。如此一来，不是利大于弊了吗？也许这种制度并不完美，但世上没有东西是完美的。他反对的是硬要去改造这种制度。遗嘱事务所维持了这个国家的荣光。一旦要改造遗嘱事务所，国家就将荣光尽失。他认为，君子之道就是要抱残守缺，安于现状。他毫不怀疑，遗嘱事务会在我们这一代延续下去。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尽管依然满腹狐疑。不过，现在我发现他是对的，因为遗嘱事务所不仅至今犹存，而且扛住了十八年前议会（不情不愿地）通过的一份重大报告中的指责。那份报告详细阐述了我对遗嘱事务所的所有意见，还说事务所里可供存放遗嘱的空间再过两年半就全部填满了。他们后来是怎么处理遗嘱的？是丢掉了很多，还是不时卖给黄油店一点儿，我不得而知。我庆幸自己的遗嘱不在那里，我也希望它一时半会儿不必送到那里去。
我把这些写进记录我喜事的这一章，是因为它们出现在这里才自然。开始交谈之后，斯彭洛先生和我就径直聊了下去。我们边走边说，直到改换为一般话题。最后，斯彭洛先生告诉我，下礼拜的今天是朵拉的生日，如果我肯去参加那天的小野餐会，他会非常高兴。我听了顿时欣喜若狂。第二天，我收到一张花边小信笺，上面写着“爸爸特别嘱咐，请勿忘约定”，我一见更是语无伦次。后面那几天，我都是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度过的。
我记得，为准备这次幸福的聚会，我把所有荒唐事都干了个遍。现在回想起当时买的领巾，我就面红耳赤。我的靴子可以归入刑具收藏品之列。我买了一只精致的大篮子，头天晚上托前往诺伍德的驿车给朵拉送去。我觉得这篮子本身就几乎是表白了。篮子里装着彩包拉炮，里面的纸签上写着花钱买得来的最温柔的隽语。早晨六点，我就到考文特花园市场给朵拉买了一束鲜花。十点，我骑在马背上（为了这次聚会，我特地雇了一匹灰色骏马），向诺伍德奔去。为保持花束新鲜，我把它放进帽子里托着。
我看见朵拉在花园里，却装作没看见。我从她家前面策马驰过，却假装还在焦急寻找。我想我干了两件小傻事，别的年轻绅士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干这种事—对我来说，那样做是再自然不过了。但是，噢！当我真的找到她家，真的在花园门口跳下马，拖着那双对我铁石心肠的靴子走过草坪，来到坐在丁香树下花园椅子上的朵拉身边，看到的是一幅多么美丽动人的画面啊！在那个美丽的早晨，朵拉头戴一顶白色棕榈叶编织帽，身着一袭天蓝色长裙，四周蝴蝶翩跹飞舞。
有一位年轻女士同朵拉在一起—比朵拉年长一些—我想快二十岁了。她是米尔斯小姐，朵拉叫她朱莉娅，是朵拉的闺密。米尔斯小姐真是太幸福了！
吉卜也在那儿，见了我又是一阵狂吠。我把花束献给朵拉的时候，吉卜妒忌得咬牙切齿。它当然会那样。要是它知道我是多么爱慕它的女主人，它当然会那样！
“噢，谢谢你，科波菲尔先生！多可爱的花儿呀！”朵拉说。
我本来想说（来这里的三英里途中，我一直在琢磨如何措辞最得体），在把花拿到她面前之前，我也觉得它们很美。可我竟然一时说不出话来。她简直美得令人不知所措。看着她把那束花贴在带酒窝的小下巴上，我就陶醉得浑身无力，脑子一片空白，话也说不出来。我纳闷当时我为什么不说：“你要是可怜我，就杀了我吧，米尔斯小姐！就让我死在这里吧！”
接着，朵拉拿我的花给吉卜闻。吉卜呜呜低吼着不肯闻。朵拉大笑，把花凑得更近了，硬逼着吉卜闻。吉卜叼住天竺葵撕咬起来，仿佛里面有一只猫一样。朵拉打了它，噘着嘴说：“我的漂亮花儿好可怜呀！”说得饱含怜惜之情，就像吉卜咬的是我一样。我倒希望它咬的真是我！
“你听了一定会非常高兴，科波菲尔先生，”朵拉说，“那个坏脾气的默德斯通小姐不在家。她去参加她弟弟的婚礼去了，至少三个礼拜都不在。这太让人开心了，不是吗？”
我说，这肯定让她很开心，而凡是让她开心的事都会让我开心。米尔斯小姐带着一副极其睿智仁慈的样子，对我们面露微笑。
“我还从没见过她那样讨厌的人，”朵拉说，“你无法想象她的脾气有多糟糕、多吓人，朱莉娅。”
“我想象得到，亲爱的！”朱莉娅回答。
“也许你可以，亲爱的。”朵拉把一只手搭在朱莉娅手上，回应道，“请原谅我一开始没有将你排除在外，亲爱的。”
我从这段对话猜出，米尔斯小姐的人生跌宕起伏，饱尝苦难；我刚才注意到的她那睿智仁慈的神态，或许就是这番经历造成的。一整天下来，我发现果然如此。米尔斯小姐曾经遇人不淑，因而郁郁寡欢。据说那次可怕的经历发生之后，她就心灰意冷、不问世事了。但她依然平静地关注着年轻人尚未破灭的希望和爱情。
这时，斯彭洛先生从屋里走出来，朵拉迎上前去说：“看，爸爸，这些花儿多美呀！”米尔斯小姐若有所思地笑了笑，似乎在说：“你们这些蜉蝣啊，就在这明媚晨光中享受短暂的生命吧！”我们一起穿过草坪，朝已经备好的马车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