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特拉德尔斯说，“萨拉是老二。萨拉的脊椎有点儿毛病，可怜的姑娘。医生说这病会慢慢好起来。不过，在这期间，她得卧床一年。索菲会看护她。索菲是老四。”
“她们的母亲还健在吗？”我问。
“噢，是的，”特拉德尔斯说，“她还活着。她真是个十分优秀的女人。不过，她的身体不适合那个潮湿的地方，所以—实际上，她的四肢已经瘫痪了。”
“天哪！”我说。
“很悲惨，是不是？”特拉德尔斯回应道，“不过，仅从家庭的角度看，还不算太糟，因为索菲代替了母亲的位置。索菲照顾她的母亲，就同呵护她的九个姐妹一样，如母亲般无微不至。”
我万分钦佩这位年轻小姐的高尚品质，也由衷希望尽力帮助特拉德尔斯，以免他的好心被人利用，危害他和那位小姐的共同前途，于是我问起了米考伯先生的情况。
“他很好，科波菲尔，谢谢。”特拉德尔斯说，“我现在没有跟他住在一起了。”
“没有了？”
“没有了。你知道，事实上，”特拉德尔斯压低声音说，“迫于暂时的经济窘困，他把名字改成莫蒂默了，不到天黑不敢出门—出门也要戴上眼镜。因为拖欠房租，我们住的房子已经被扣押了。看米考伯太太那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不在咱们在这儿谈过的第二张期票上签字。你也许想象得到，科波菲尔，我看到这么一来问题就解决了，米考伯太太也恢复了精神，我是多么高兴啊！”
“哼！”我说。
“但她的幸福并没有维持多久，”特拉德尔斯继续道，“因为，不幸的是，不到一个礼拜，扣押财产的人又来了。这就把那个家拆散了。从那以后，我就住在一间带家具的公寓里，莫蒂默一家则躲了起来。科波菲尔，我要是跟你说，那个当铺老板把我的大理石桌面的小圆桌和索菲的花盆和花架都拿走了，你不会认为我自私吧？”
“太狠心了！”我愤怒地喊道。
“这是—这是敲骨吸髓的剥削。”特拉德尔斯说出这句话时，照例往后一缩，“但我提起这件事，并不是要谴责谁，而是另有用意。事实上，在那些东西被没收的时候，我没有能力将它们赎回来。一来，当铺老板看出我想要那些东西，就漫天要价；二来，我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嗯，打那以后，我就一直盯着那家当铺。”特拉德尔斯说，因为故作神秘而沾沾自喜，“那家当铺在托特纳姆法院路的尽头。我今天终于发现那几件东西被拿出来卖了。我只是从街对面看到的，因为如果当铺老板看见我，天哪，他又会随口开价的！现在我有钱了，忽然想到一个点子：或许你不会反对去问问你那位好心的保姆，请她跟我到那家当铺走一趟—我可以从临街拐角给她指出店铺的位置—装出自己要买那些东西的样子，尽量讨个好价钱！”
特拉德尔斯眉飞色舞地向我提出这个计划，自以为想出了一条绝世妙计，那扬扬得意的样子，我记忆犹新。
我告诉他，我的老保姆一定乐意帮忙，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出马，但有个条件，那就是，他应当痛下决心，再也不能把自己的名字或别的东西借给米考伯先生。
“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斯说，“我已经这样做了，因为我开始意识到，以前不仅太轻率，而且对索菲太不公平。虽然我已暗下决心，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但我还是十分愿意向你做出保证。第一笔倒霉的债务，我已经还清啦。我毫不怀疑，要是米考伯先生还得起，他一定会还的，可他还不起。有一点我应该提一下，科波菲尔，我很喜欢米考伯先生身上的这个优点。这跟还没到期的第二笔债务有关。他不是对我说钱已经准备妥当，而是说会准备妥当的。嗯，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非常公道、非常诚实！”
我不想打击我好朋友的信心，于是附和了他的看法。我们又谈了一会儿，便去杂货店请佩戈蒂帮忙。特拉德尔斯不肯晚上留下来陪我，因为他很担心别人会在他赎回那些东西之前捷足先登，而且他总是在晚上给那位世上最可爱的姑娘写信。
佩戈蒂为那几件宝贝讨价还价的时候，特拉德尔斯就在托特纳姆法院路的拐角偷偷窥视；当铺老板不接受佩戈蒂的报价，她只好朝我们慢慢走来，结果当铺老板大发慈悲，又把她叫了回去，特拉德尔斯不安又激动地观察着她的一举一动。这些情景，我永世难忘。讨价还价的结果是，佩戈蒂用相当划算的价格买下了那些宝贝，特拉德尔斯简直乐翻了天。
“真是太感谢你啦，”听到东西当晚就会送到他住的地方时，特拉德尔斯说，“如果我请你再帮一次忙，你不会认为我在胡闹吧，科波菲尔？”
我都没问他是什么忙，就说当然不会。
“那么，要是你肯好心帮忙，”特拉德尔斯对佩戈蒂说，“现在就把花盆拿回来的话，我想自己把它拿回家—因为那是索菲的呀，科波菲尔！”
佩戈蒂说她很乐意，便去拿回了花盆。特拉德尔斯对她千恩万谢，然后深情款款地抱着那个花盆，沿托特纳姆法院路走远了。那副喜笑颜开的模样，我几乎从未见过。
于是我们转身朝我的住所走去。佩戈蒂对街上商店的着迷程度超过我认识的其他任何人，我只好不紧不慢地溜达，一面为她只盯着橱窗的样子感到好笑，一面适时地停下来等她。就这样，我们走了很久才回到阿德尔菲。
上楼的时候，我提醒佩戈蒂注意一件事：克拉普太太布置的障碍突然不见了，楼梯上还有新脚印。再往上走，只见我的外屋门大开着（我本来是关上了的），还听到屋里有人说话，我们不禁愕然。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是什么情况，便径直走进客厅。只见屋里不是别人，正是姨婆和迪克先生，令我不禁大吃一惊！姨婆坐在一大堆行李上喝茶，面前放着她的两只鸟儿，膝头趴着她的那只猫，活像一个女鲁滨孙·克鲁索。迪克先生若有所思地靠在一只大风筝上，就是我们过去常出去放的那种，身边堆的行李更多！
“亲爱的姨婆！”我喊道，“哎呀，你怎么来了，真是个惊喜呀！”
我和姨婆亲切地拥抱，迪克先生和我热诚地握手。忙着沏茶的克拉普太太再殷勤不过，热忱地说，她早就知道，科波福尔先生一见到至亲，准会心都跳进嗓子眼儿里的。
“喂！”姨婆对佩戈蒂说。在威严的姨婆面前，佩戈蒂有点儿胆怯。“你好吗？”
“你还记得我姨婆吧，佩戈蒂？”我说。
“看在老天的分儿上，孩子，”姨婆叫道，“别再用那个南太平洋诸岛蛮族的名字叫那女人了！既然她结了婚，改了姓—这真是再好不过了—你为什么不行行好，给她改个称呼呢？你现在姓什么—佩？”姨婆说。她这样称呼佩戈蒂，算作对那可憎名字的一种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