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校长是个又矮又壮的男人，长着淡黄色的头发，下巴颏很大，不管怎样，他可以说是眉清目秀，一口下垂的大胡子，看上去相当漂亮。他似乎正全神贯注地清点他的东西，对厄休拉走进来完全没有注意。他那种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情，对别人全然不予理睬的神态，有时简直让人感到是一种侮辱。
他似乎偶然得到了片刻闲暇，这时他才抬起头来对厄休拉说了一句早晨好，他棕色的眼睛里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光亮。他似乎颇具男人的傲气，而且很显然，他讲的任何话都是不容辩驳的，正像那种她希望推翻的人物。
“你早晨来的时候够难走的吧？”他对厄休拉说。
“噢，我不在乎，我已经习惯了。”她紧张地笑了笑，回答说。
可是，他早已不再听她讲话了，这就使她的话显得很可笑，很无聊。他早已经把她丢在一边了。
“你每天来学校和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对她说，仿佛她是个小孩子，“你得在这儿写下你的名字。”
厄休拉在签到簿上签了名，然后又退到一边去。屋里的人谁也没有再理睬她。她绞尽脑汁想说点什么，结果却毫无用处。
“现在我得让他们进来了。”哈比先生对那个瘦个子男人说。他正十分匆忙地整理他的学生作业。
那位助理教师没有做任何同意的表示，仍继续干着他的。屋子里的空气现在越变越紧张了。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布伦特先生穿上了他的外衣。
“你请到女生们活动的那一带廊子上去。”校长对厄休拉说，用他那既可爱又可恨的温和的、纯粹打着官腔的声调说。
她走出来，在门廊上找到了哈比小姐和另一个女教师。外面铺着柏油的庭院里雨仍然下着。头的上方，一个不成调子的铃铛单调地、疲惫地、总也不停地当当当地响着。最后铃声停住了，然后她看到布伦特先生光着头，站在学校庭院的另一个门口，眼看着飞着细雨的凄凉的街道，尖声尖气地吹着一个口哨。
一阵阵一群群的男孩子迈着碎步走过来，从那老师的身边跑过，响起一阵啪啪的脚步声和说话声，穿过那庭院一直跑进男学生活动的那一段廊子上去。女学生们也正从另一个路口三三两两地跑进来。
廊子上的女孩子越来越多，围绕着衣钩的热潮越来越高涨。最后，那些学生叽叽喳喳地三五成群讲着话，整个分散在廊子上了。这时维奥莱特·哈比拍拍手，接着声音更大地再拍拍手，并尖声叫喊着：“安静点，姑娘们，安静点!”
吵闹声停下来了，那嘈杂声尽管低了许多，可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对你们怎么说来着？”哈比小姐尖着嗓子叫着。
现在几乎完全安静下来了。有时一个稍稍晚到的女学生匆匆跑上廊子，扔下她的衣帽。
“各班班长——都站好了。”哈比小姐尖着嗓子命令说。
有几对穿着围裙留着长发的小姑娘彼此分开在廊子上站着。
“四班、五班和六班——都排好。”哈比小姐叫喊着。
接着又是一阵喧闹，然后所有的小姑娘慢慢两人一排变成了三队，一个个傻笑着站在过道里。在衣架那边，别的老师也正在让低班的学生站队。
厄休拉站在她的第五班旁边。那些学生有时耸耸肩膀，有时甩甩头发，捅捅别人，扭扭身子，东张西望，微笑着，低声耳语着，或者显得忸怩不安。
前面响起一阵尖厉的口哨声。第六班那些最大的女孩子，在哈比小姐的带领下向教室走去。厄休拉带着她的第五班跟在后面。在一条狭窄的过道里，她站在一排咧开嘴和抿着嘴笑的姑娘们的旁边等待着。她简直不知道自己是个干什么的了。
忽然传来了钢琴声，六班的学生走进了那间大教室。男孩子们也从另一个门口进去了。钢琴继续演奏着一支进行曲，五班的学生跟着来到了那大教室的门口。远处可以看到哈比先生站在那边的讲桌后面。布伦特先生守着教室的另一个门。厄休拉的那班学生也走进教室里去。她们东张西望，微笑着，彼此轻轻推搡着。
“再往前走。”厄休拉说。
她们咯咯地笑着。
“往前走。”厄休拉说，因为那钢琴还在演奏。
那些女孩子一窝蜂拥进教室。哈比先生似乎正在想着什么心事，忽然离开他的讲桌，抬起头来吼叫道：“站住!”
所有的人全都站住，钢琴也停住了。刚刚从另一个门走进来的男孩子也急急往后退。从教室的那一头，先传来布伦特先生压抑着的尖厉的声音，接着又是哈比先生的一阵吼叫声：“谁告诉五班的女学生这么跑进来的？”
厄休拉满脸通红，她的那些女孩子都抬头看了她一眼，暗笑着对她进行指责。
“是我让她们进来的，哈比先生。”她用一种清晰的显然很不安的声音说。片刻的沉默，接着哈比先生又从远处吼叫：“五班的女生，还回到你们原来的地方去。”
“开步——走!”布伦特先生喊叫着，于是这些女孩子也跟着男孩子队伍的脚步前进。
厄休拉面对她班上的学生站着，他们一共是五十五个男生和女生，现在一排排全站在他们的课桌前面。她感到自己已经完全不存在了，茫茫然简直不知自己究竟身在何处。她呆呆地对着那一大堆孩子。
在这个教室的另一头，她听到孩子们一个接一个正在提出问题。她站在她的那班学生面前，简直不知如何是好。她痛苦地等待着。她的那一大堆孩子，五十多张不熟悉的面孔正观望着她，怀着敌意，随时准备拿她取笑。她感到，她仿佛是在一种脸面组成的火焰上受着折磨，而她自己从各方面来看都是**裸地暴露在它们的面前。每一秒钟都是一段难以忍受的漫长的时间，都是对她的一种折磨。
最后她终于鼓起了勇气。她听到布伦特先生正对学生提出一些心算的问题。她站得尽量离她的学生们近一些，这样她就用不着使劲提高嗓门了，她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地说：“七顶帽子每顶两个半便士？”
看到她终于开了个头，一阵微笑从全班孩子的脸上掠过。她感到满脸发烧，觉得很不好受。接着，有几只手像刀剑一般伸了出来。她问他们答案是什么。
似乎不知过了多久，那一天才算慢慢过去了。她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出现了可怕的沉默，她马上感到自己仿佛是彻底暴露在孩子们的面前了。有时依靠向一些冒失的小姑娘讨教，她终于能够开始上起课来，可是她仍然弄不清到底应该怎样做才更好。孩子们成了她的老师。她非常尊重他们的意见。她永远总是听到布伦特先生的声音。像一架机器一样，他永远用那同样的、毫无表情的、调子很高，而又似乎非人的声音不停地讲着课，一切都明明白白。然而面对着这难为人的一大群孩子，她却始终感到非常胆怯。她不能丢下他们走开。这班学生就在这里，这由五十几个学生组成的成为一个集体的班级，正等着她去指挥，然而他们对这种指挥又感到无比厌恶和愤恨。这种情况使她感到简直无法呼吸：她快给憋死了。这简直不是人干的事，他们的人数那么多，他们简直都不是孩子。他们是一个连队，她没有办法像对待孩子似的对他们讲话，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一个的孩子，他们是一个难为人的集体。
到了吃饭的时候，她惊愕地、惶惑地、孤单地走进教员休息室去吃饭。她过去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对生活如此生疏。她似乎感到她现在是刚刚从一个陌生的可怕的地方脱身出来，在那里，由于处在一种残酷、邪恶的制度之下，一切都像在地狱里一般。现在她还没有真正自由。那天下午仍完全像一条绷带似的缠在她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