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左传·襄公十一年》。
[78]《论语·宪问》。
[79]《商书·太甲下》。
[80]《论语·颜渊》。
[81]《论语·述而》。
[82]《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83]《礼记·大传》。
[84]《尚书·周书·无逸》。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3页。
[8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763页。
[87]金观涛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具有“脆性”和“强控制”的特点（见《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以后），似不确。毋宁说，中国社会结构与西方古罗马和中世纪相比更具“软”性。
[88]《诗经·大雅·大明》。
[89]《论语·颜渊》。
[90]《论语·子路》。
[91]《乐记·乐本篇》。
[92]《乐记·乐本篇》。
[93]《论语·述而》。
[94]《论语·公冶长》。
[95]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9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5页。
[97]正如黑格尔指出的：“希腊英雄们都出现在法律尚未制定的时代，或则他们自己就是国家的创造者，所以正义和秩序，法律和道德，都是由他们制定出来的，作为和他们分不开的个人工作而完成的。”这可以作为普罗塔哥拉的个体性原则的注脚。见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37页。
[98]北京大学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47页。
[9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15页。
[100]参见庞朴：《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1986年1月6日《光明日报》。
[101]参见《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页。
[102]《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6—237页。
[103]可见，笼统地说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从来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这种说法多么含混。
[104]费尔巴哈认为，基督教与异教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基督教的神就是个体的人（基督）。异教徒不仅跟自然相联系地看人，还“跟别人相联系地、跟团体相结合地来看人，来看个体、个人”，使个体从属于“类”，“基督教却仅仅在与类直接的、无区别的统一里面来设想和理解个体”（《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86页）。“上帝乃是被当作个体的类之概念”（同上书，第188页），“基督徒使理智个体化，异教徒则使理智成为普遍的本质”（同上书，第189页）。
[105]孔子生平“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并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他还对古代神话作了合乎常识的解释（如“夔一足”“黄帝四面”）。
[106]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8页。
[10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