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841]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艺术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形式主义的血缘关系。但艺术社会学从社会学看艺术，抽出了艺术的形式因素；社会科学的形式主义则是从艺术看社会学，把艺术的内容抽出来归于社会科学了。它们走向艺术形式主义的道路正好相反。
[842]参见凌继尧：《文艺社会学的历史回顾》，载《美·艺术·时代》第2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270页。
[843]参见凌继尧：《文艺社会学的历史回顾》，载《美·艺术·时代》第2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71—273页。
[844]西欧各国近代文艺复兴同样是从古希腊取得自身的文化根基，在美学上则是从古典主义的摹仿论和认识论美学开始的。这在世界文化的传递中似乎是一个普遍规律。
[84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83页。
[846]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8页。
[847]《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848]蔡仪：《美学论著初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03页。
[849]蔡仪：《美学论著初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05页。
[850]蔡仪：《美学论著初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46、247页。
[851]在自然科学中，类型也是由个别事物（标本）体现出来的，强调个别性并不能使类型上升为“艺术典型”。
[852]蔡仪：《美学论著初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54页。
[853]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
[854]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59页。
[855]参见新建设编辑部1960年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4集，第193、206页。
[856]参见新建设编辑部1958年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2集，第260页。
[857]请参见《美学三题议》一文，载《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858]请参见《美学三题议》一文，载《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859]新建设编辑部1964年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6集，第181页。
[860]新建设编辑部1964年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6集，第184页。
[861]当然，对移情说的理论上的说明，朱光潜还是借助于现代李普斯等人的学说，但他对这个学说的哲学方面并不感兴趣，而其具体领会仍最终立足于中国人的鉴赏力。
[862]苏联图加林诺夫1963年提出“美即价值”，卡冈同年对此作了详细阐述。这种“苏式”主客观统一论一直导向系统论的形式主义，与朱光潜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
[863]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87—689页。
[864]例如杉思1961年发表于《哲学研究》的总结性综述《几年来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中，只字未提高尔泰。
[865]《美学问题》，《文艺报》，1953年第16期。《美学书怀》，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27页。
[866]以上引文均见新建设编辑部1964年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6集，第62—65页。
[867]《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684页。
[868]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77页。
[869]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870]希尔恩用“被设想为”具有实用意义来补充他对原始艺术的实用论观点，这是很明智的。参见朱狄：《艺术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2页。
[871]例如，汤姆逊在《古希腊社会史研究》中提到，原始时代的陶工在完成了制造的样品时，“便把它举起来让其他的人赞赏它，并把它叫作‘创造出来的活物’。”见朱狄：《艺术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872]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析，请参见邓晓芒：《劳动异化及其根源》，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87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
[874]普列汉诺夫曾用“想到明天”这种“经济预见”来解释这一点，见普列汉诺夫：《论艺术》，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61页。
[875]毕歇尔指出，原始人“对于他制造了也许整整一年并付出了极大劳力的石斧是特别喜爱的，而且这个石斧在他看来仿佛是他自己存在的一部分”（见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第82页）。但他企图以此证明原始人的生产是非社会性的、个人的，却受到普列汉诺夫有力的反驳。实际上，即使“狩猎者不能使用别人的武器”（同上书，第84页），也难以设想一个原始人儿童不用父辈教导就独立制造出自己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