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们参观结束后，精神面貌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连徐远举这样的铁杆抗改造分子也都开始主动向政府坦白自己的罪恶，甚至还强烈地要求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通过劳动实践来转变自己的立场。可是，没过多久，徐远举与王陵基却不得不离开了造时场。而迫使管理所把他们转移他处的原因却带有一点黑色幽默的意味。重庆战犯管理所从外面看完全像一个什么机关单位，根本看不出这里住的都是战犯。特别是当地的老百姓，都以为这里是所学校或是训练班。因为他们每天见到的是买进许许多多的鸡蛋、鱼肉、蔬菜，从这里走出去的全都是些穿着整整齐齐的蓝制服的人，于是认定这里是个好地方，都想进来。
有一次，沈醉正和廖宗泽正在院外散步，一群老百姓围住他俩说：“喂，同志，让我们也进去学学吧。”
沈醉心里好笑，用手指了指院门外的一个工作人员，回答说：“我们可管不着，你去问他吧。”
这帮人马上蜂拥上前，围住那个工作人员，七嘴八舌地要求进去学习。
工作人员说：“不行，这地方不是谁都能进来的，你们不够条件。”
老百姓一片声嚷：“要什么条件？你快说说，我们也好争取嘛！”
工作人员乐不可支，说：“我看你们一辈子也争取不上。”
几个年轻人听了不高兴，说：“你也太看不起人了，我们为啥子就一辈子都争取不上呢？”
工作人员让他们缠得不耐烦了，大声说：“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们快点走吧！”
王陵基、徐远举等人正在院子里散步，听见外边争吵，都走出来看出了什么事。没想这里面有人过去见过徐远举和王陵基等人的，一见他们，才恍然大悟地嚷道：“原是是这样的学校啊，别说我们一辈子争取不上，二辈子也没机会了！”其他的人明白后也都说：“和这些人在一些学习，会吓死我的！”
就这样一个误会，王陵基，徐远举在造时场大院的消息很快便传了出去。王陵基过去在四川当了几十年大军阀，死在他手里的人无数，徐远举则是重庆“11·27”大屠杀的大刽子手，许多受害者的家属知道他们关在造时场后，纷纷写信来，要求向他们讨还血债，甚而还邀约着赶到造时场，要当面找他们算账，给管理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一个月后，就把王陵基和徐远举转到北京去了。
在造时场管理所，整个大西南的战犯集中在一起，少数已经判刑，大多没有经过正式的审讯，没有判决。彼此互相一打听，才知道有的已经判了几年，几时刑满，没审没判的就觉得还是判了的好，给个明白就有了盼头。在学习时，这种强烈的情绪便表现了出来。
一位刚调来的管教人员听了战犯们的牢骚，不太冷静地冲口而出：“你们觉得没判刑的就没有指望，我倒认为不判相反还好一些。你们都是战犯，不是一般的犯人，哪一个不是血债累累！我要是法官，依你们的罪恶，肯定判你们个死刑。如果你们都知道自己被判了死刑，又会怎么想？那时还有指望么？”
这番话，立即在战犯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恐慌。
一天晚上，重庆市公安局七处刘处长到白公馆召集全体在押犯开会，他讲了国内外形势后说：“大家应该把精力集中到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上，不要过多考虑自己会判什么罪，听说你们个个都估计自己会被判处死刑。我们有的管教人员也从个人情绪出发，说你们该判死刑，我说算了，不判你们的死刑，判一个死缓，那又怎么样呢？你们就睡得着觉了么？你说我说，都是嘴上说说，还得等法院的正式宣判为准。而且，我还可以给大家透一个风，为啥对你们中的大多数人迟迟未判，这就是给你们一个机会，交罪认罪的态度、是否有立功表现，改造中的情况，都是将来判决时法庭要考虑的因素。”
刘处长的讲话如同定心丸，马上又使很多人的思想情绪稳定了下来。
建国初期，因恢复生产、土地改革和朝鲜战争等原因，研究制定处理国民党战犯的方案一直未有出台。1953年下半年，西安市公安局向中央公安部提出了关于处死3名国民党被俘将军的报告。罗瑞卿部长在报告上批示：“不杀为好，杀了是可惜的人物。”后将报告呈报中央。党中央接到这个报告后，研究了处理国民党战犯的决定，并下达了相关的指示。其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调查分散关押在全国的国民党俘虏数量。
第二，成立以罗瑞卿公安部长为首的“五人小组”，审查各地报上的报告。
第三，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争取战犯。
第四，不审讯，不审判，集中起来，改造他们。
“五人小组”审查各地报告之后，初步确定了926名战犯，其中有72名中将、388名少将，校级276名，省党部书记27名，省主席和厅长46名，情报系统处长以上117名。
从1956年1月开始，分散在全国的国民党战犯向北京、济南、西安、内蒙古、抚顺等监狱集中。是年下半年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来自东北三省、南京、武汉、北京、四川等地的战犯，共计350人，大部分为少将以上。为了便于管理，各监狱的管教科长在战犯移交到抚顺管理所的同时，也调任到抚顺管理所。
1956年9月，已经在重庆关押了7年的廖宗泽、周养浩等44名战犯被转移去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
所长宣布了政府的决定和转移名单之后，照例又是分组学习讨论，打通思想。这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让战犯们随时都要认识到自己是人民的罪人，应该服从政府的安排，不论到哪里，同样要安心改造。明白了道理，并不等于思想感情就已经完全解决，战犯们踊跃发言表态，拥护政府的决定，到了东北照样认真改造，而心里都在敲小鼓：想到坐监已近7年，法律不判，把人悬在半空中，上下不着地，如今正是凉秋9月，塞外草衰时候，大家又要远迁异省去听牧马悲鸣了。苏联从沙皇时代到红色布尔什维克都是把犯人流放到西伯利亚，中国历朝历代则把蛮荒的云南和贵州当作了流放地，而这批从西南各地被集中起来的战犯大都认为到东北无异于流放，而与其流放到寒冷的东北，倒不如流放去云南、贵州的好。可命运却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一切都只能听天由命！
想到这些，战犯们就觉得心里凉飕飕的，感到前途茫茫，所长说东北监狱里的条件比重庆好，同样是坐监，有什么区别？又觉得在重庆监狱了这么些年，和管教干部们都混熟了，放不放也安心些，到了东北，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面孔，不知又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