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各算各的账
中国军队首先偃旗息鼓，鸣金收兵，早已达成战役目的的日本军队自然是求之不得，乐得清闲。圆部和一郎把戍守宜昌的任务，交给了第十三师团。
两个月后，田中静乙调往马尼拉，接替本间雅晴担任驻菲律宾的日本第十四军司令官，宜昌城新的统治者，是内山英太郎中将。
仗打完，中日双方翻开账本，算盘拨得嘀嘀嗒嗒响，各算各的账。
我们先看看日军的账本——第十一军军部给东京大本营上呈的《宜昌作战双方伤亡情况报告》：
这次战役（自五月一日至六月二十四日）综合战果报告如下：
敌交战兵力约三十五万人，遗弃尸体为六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具，被俘为四千七百九十七人，缴获武器：野炮十一门、山炮十二门、机关炮两门、迫击炮五十三门、高射机关枪三挺、重机枪一百二十四挺、轻机枪四百一十七挺、步枪九千六百八十四支，各种枪炮子弹约一千二百万发。
日军损失：战死一千四百〇三人（内将佐一〇六名），负伤四千六百三十九人（内将佐二〇三人）。
众所周知，这次作战给了当初战斗意志旺盛的第五战区部队，精神上、物质上极大的打击。在重庆很快传出“日军逼近重庆”的风声，加上欧洲形势激变，使重庆政权内部抗战与和平两派的分裂更加激化，日中战争八年中，蒋介石最感到危机的时刻，就是宜昌作战的时候。（13）
请注意，日军的双方伤亡情况报告里，只有中国军队的战死数字，却无受伤数字，这自然是日军不可能掌握这一数字，但按日军上报的伤亡情况来看，伤者当在死者的二至三倍。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按照日军所言中国军队遗弃尸体为六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具，那么，伤者就应在十五万左右。
当然，笔者依据的，仅仅是日军罗列出的数字。毋容置疑，与历史上所有陷入战争的国家一样，日军的战时宣传同样是政治功利高于一切的，他们的军队同样在战场上欺上瞒下，谎报战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的战史，同样是建立在虚假的战报之上的。
关于虚报战功的问题，就连官至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圆部和一郎也不例外。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四日至四月九日进行的上高会战，圆部败于罗卓英之手。
日军伤亡惨重，无力实现鄱阳湖“扫**”计划。为了保存实力，不得不尽全力拼命突围，向原来进攻的老路仓皇溃退。
罗卓英令旗一挥，国军全线出动，分两路对日军实施侧后追击，予以重创。
三月二十八日，国军主力进攻官桥街，与日军激战至下午，将日守军六百余人全部歼灭，并击毙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少将指挥官岩永。国军乘胜挺进，再击毙联队长滨田大佐，追得第三十四师团参谋长引咎切腹自杀。此役歼灭日军一万六千余人，击落敌机一架，缴获日军军马两千八百余匹，辎重物资无数。
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将此役称之为“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蒋介石对担任攻击主力的七十四军甚为满意，特以军委会名义授予七十四军“飞虎旗”一面，七十四军从此便有了“虎”部队的威名，此为国民革命军中最高奖励。
要不是敌机狂轰滥炸，日军统帅圆部和一郎没准也就玉碎在上高那地儿了。
但是，圆部为了逃避国内舆论指责，通过广播，捏造战报，宣传他们“已经占领上高县城，达到了歼灭重庆军主力之目的，乃回兵南昌”。
此战结束，圆部和一郎因为战败和谎报军情，被大本营免职，由阿南惟几中将接任。
日本《读卖新闻》的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他战后著的《侵略——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一书中说：“胜利！胜利！胜利！——经常报道这些鼓舞人心的战争消息，这类报道都不必通过新闻检查，可是一旦写日军遭到袭击吃了败仗，就会招来新闻检查的麻烦。不过，要是采取描写前线士兵如何忍受困苦进行战斗的这种方法，就能勉强通过新闻检查，所以我的新闻稿就尽量围绕这一题目写。当时不准使用‘士兵’这个词，表现‘士兵’时要写‘勇士’。”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承认：“更应该注意到，单纯的遗尸数目，未必就意味着敌人损失的多少，因为其中往往包括多数的居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这样分析：“由于从来光凭战果论功行赏，因而造成了掩饰失败、捏造战果的坏风气。”《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认为：日军战史中的“战况”及“战果”，是根据当时日本当局发表的作战公报编写的。但连日本人也认为“大本营发表的统计数字相当可观，但其中70％是为了夸耀战果而增加的水分”。
宜昌失守，大后方人心惶惶。
蒋介石严控记者暴露真相，管控主流媒体，中央社、《扫**报》等发布的消息始终不敢痛快承认。一会儿说，敌方宣传占领宜昌纯属子虚乌有，一会儿又编造许多自相矛盾的神话来**，什么“收复宜昌，歼灭大量敌军”云云，什么“以雷霆万钧之势肉搏敌阵。敌人伏尸塞途，全线瓦解”云云。
国军打了败仗，丢了宜昌，总得要找找原因才是。
陈诚在恩施召开军事会议，检讨宜昌战败教训，将星闪耀，济济一堂。
这个会，有人欢喜有人愁。
郑洞国将军晚年回忆：“宜昌之失，从根本上讲是我军战略失误造成的。本以为我军在长江两岸集结有大量兵力，却始终未能形成一支具有较强机动性的打击力量，反被分散用来防守宜昌及周围的众多据点。由于分散兵力固守宜昌诸点，我军始终处于内线作战的不利地位，无法形成拳头，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处处显得被动，穷于招架，最后被日军各个击破。枣宜会战结束后，上峰追查宜昌失守的责任。我也因荣誉一师弃守土门垭，被记过一次。这是我二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中，唯一受到的一次军纪处分。”（14）
像郑洞国将军这样受个警告处分是轻的，宜昌作战中失职的将领，当场被抓的，被撸官帽的，多达二十余名。
第二十六军萧之楚作战不力，免去军长之职，由第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盘将军继任；
第十八军军长彭善指挥失当，予以免职，以第一八五师师长方天将军继任；
第七十五军军长周喦将军作战努力，升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刚刚在昆仑关大血战中出尽风头的郑洞国，没想千里迢迢日夜兼程赶到长江边上，宜昌一仗竟然折了他麾下两员大将，新编第三十三师师长张世希免职，以杨宝毂继任。荣誉一师师长舒适存因是弃守土门垭的直接责任者，不仅当场被宣布撤了差，稍后还被判了五年徒刑。据说上峰念其在昆仑关战役中立有战功，这样处置尚属重罪轻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