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样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南县人才第一次想到：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眼下百姓有难，我们的军队和政府为啥还没拼上几天，就背对着日本人拼命往后跑呀？
的确如此，汪之斌的七十三军如同失去了主心骨的散兵游勇，和汹汹卷来的难民一样，正从南县人的眼皮底下没命地向着南边、向着西边“转进”。
从国军士兵们的着装上看得出来，他们分明也和日本人血拼过。不少人军装破烂，很多人脸上还残留着烟熏火燎的痕迹。被战火弄得破碎乌黑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军旗水湿淋淋，像一块巨大的抹桌布耷拉在旗杆上。士兵们的眼瞳里能一览无余地看到他们的仇恨、愤怒和疲惫，当然也有恐惧与绝望。
很多人已经饿坏了，草鞋上糊满了厚厚的泥巴，脚下粘滞沉重，使他们难以迈步。
绝大多数人的装备和武器差不多已经丢光了，士兵们抬着他们受伤的战友，也抬着他们的级别较高的长官，级别低一些的长官则高踞在马背上。张开一块长方形雨棚的滑竿上，甚至还躺着长官眷属。
是留是走，尚未打定主意的人心惶惶，遇有相识的人，就不免很惊奇地问对方是走是留。想走的却又不知走到哪儿才算安全，内心害怕吃不了跋涉之苦，暴毙在逃难途中，想留下来去那太阳旗下讨生活的人，又实在害怕日本人再把南县当南京，杀它一个鸡犬不留。
没有人的回答能让对方放心，所有人都处在惊慌失措当中，每个人都清楚鬼子就要进城了，鬼子进城一定和每个南县人的生活与命运太有关系。
面对恐惧他们依然在人生的重大十字路口上徘徊！
家里待不住，大家都到了街面上。县城此时也成无政府状态，好几家客栈、饭馆、杂货店都还在营业，街上的行人也如往常一样往来如织。
傍晚夕阳西下时分，接连下了好些天的霏霏细雨居然停了，让人久违的阳光红通通的，来得十分的晶明。
五月七日下午，不少南县人看到，从县城北门通往华容方向开始冒出了滚滚浓烟。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舐着一座座山坡，一片片平坝，熊熊地燃烧着，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散落在公路、大道两侧的原野和山坡上的房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更为密集的乡场、镇子扑来。
火是溃败中的中国军队士兵放的，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了，一旦战况危急，中国军队在被迫放弃防区转进之前，仍然以霹雳手段执行最高统帅部下达的“焦土抗战”的方略：放火烧掉防区内任何可供资敌的财物、设备和房屋，达到以空间换时间之战略目的。
而且，凡是溃兵涌过的城镇乡村，就如同蝗虫经过的庄稼地……
这一现象的直接恶果是，当县长黄其弼再次登高疾呼，说南县城马上就要弃守，要城里的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实行“坚壁清野”，尽量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用的东西，马上随军队向后方、向乡下“转进”，更不要留在城里“当汉奸”，帮助日本鬼子的时候，老百姓就不像过去那样听政府的招呼了。
八日上午，正在指挥部队边打边退的七十三军第十五师师长梁祗六接到军长汪之斌的电话，说南县城里发生溃兵抢劫银行、钱庄，**妇女等事，命令他马上派部队进城弹压。
梁祗六当即拒绝，说：“军座，现在城内正处于极度慌乱之中，往南县方向退的不光是我七十三军，还有四十四军，各县的保安团、警备队，到底是哪支部队在抢人，哪个分得清楚？若是我部进城弹压，就完全有可能被人诬告是我十五师在城内抢劫，一切严重后果，追查起来就全要你我承担了。”
汪之斌一听，连连点头：“言之有理，要不是你提醒，我差点办了件蠢事。”
傍晚时，梁祗六率部路过南县，看见一家钱庄门口，倒卧数不清的士兵尸体。有一具尸体下面，还压着一个钱箱。这显然是溃兵们在争夺钱财时互相践踏，互相射杀所致。
日本人还没见着影，南县城里，已变得惨不忍睹。
第二天上午，日本鬼子开进南县城时。他们看到的是兵败如山倒的景象，中国守军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没命地向着一切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地方逃去。军旗，枪械，弹药箱扔得满大街遍地都是。两边的铺号全都敞着门，里面的不值钱的货物商品凌乱不堪，一副刚刚遭受过洗劫的样子。
国军纪律糟糕透顶，蒋介石自己也是一清二楚的。
我们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辎重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掳掠，弄得民不聊生！（1）
说到自己麾下军队的腐败，中华民国的战时最高统帅怒眼灼灼，痛心疾首。大庭广众之上，面对济济一堂的众多高级将领，训斥起来声色俱厉，毫不留情。
自从这次中原会战（笔注：军史称豫中会战）和长沙会战（笔注：军史称长衡会战）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班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我们自己招致了这种耻辱，如果再不激发良心，雪耻图强，使我们中国的军队，能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那就无异我们出卖了我们自己的国家一样！
老实告诉大家，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我们推诿责任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可以辞职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不战胜，必灭亡。（2）
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远东版主编白修德到中国的晋东南、中条山战场走了一遭回来，除了写了许多战地文章，还带回了不少精彩的故事。
有一个故事他常常在重庆的各种场合讲，他说他清楚地记得一个傍晚，那时太阳正在下山。他同国军便衣游击队的一个中尉一齐骑马外出，被岗楼上的日本兵发现了，日本人出了据点，朝他们追过来。
白修德和中尉等人连忙夺路而逃，跑到了山坡上的一个村子里。
白修德骑的是一匹白马，配的是木鞍，在追击中，他吃惊地发现，在木鞍和马背之间只垫了薄薄的一层毛毯。毛毯已经破裂，马皮被磨破了，马背上在渗血。
中尉央求老百姓给马弄点吃的、喝的，为出血的马包扎一下。
那时白修德已经能听懂很多中国口语了，他清楚地听见国军中尉对几个农民说：“我们是八路军，就是说，我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白修德把中尉拉到旁边问：“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你们明明是国民党的军队呀。”
“住口！”中尉着急地说，“如果我们告诉老百姓，我们是国民党的军队，他们就不会给我们的马弄吃的喝的了。”
这个故事白修德讲给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彪、聂荣臻听过，也讲给蒋介石、陈诚、李宗仁、张治中听过。
结果，这些人全都成了他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