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上，陆军省的松村中佐指着墙上挂的大幅军事地图，讲解完武汉攻坚战的情况后，提出：先派二十名左右的作家到支那前线，近距离目睹侵华战争，然后创作出一批他们需要的“战争文学”作品。
八月二十六日，内阁情报部公布了派遣作家名单，共二十二名，包括林芙美子、久米正雄、泷井孝作、菊池宽等当红作家。
此后，日本新闻媒体对这批作家大肆宣传，称其为远征中国内地的“笔部队”。
有些本来默默无闻的作家，一跃而成为知名人物。他们从军部领到了高额津贴、军服、军刀、手枪、皮裹腿等，俨然是出征的将军。临行前，军部和媒体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之后，他们分“海军班”和“陆军班”两路，乘飞机前往中国战场。
自此之后，日本许多报刊杂志争先恐后地登载“笔部队”作家的从军记、报告文学、小说等，形成了侵华战争期间所谓“战争文学”的一次**。
各报刊杂志仅在十二月份发表的就有《中支战线》、《扬子江之秋》、《上海的暴风雨》、《战场就在眼前》、《汉口溯江入城记》（《大陆》）等一大批讴歌军国主义，美化日本侵略的文艺作品。
在“笔部队”中，林芙美子是一个特殊的人物。
因为她是“笔部队”中唯一的女作家。
女作家从军出征，这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宣传价值，当时的报刊也对此大加鼓噪。如《东京朝日新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的一篇文章说：
作为唯一的一位日本女性、林芙美子女士参加了汉口的入城……跟随快速部队继续进行决死的行军。日本女性到战场来啦！使全军官兵大为吃惊，如在梦境。
林女士去了那荒凉的武汉平原，简直是战场上的一个奇迹。她一下子成为战场上众口皆碑的中心，她的勇敢和谦虚使全军将士从心底里尊敬和感动。她风尘仆仆，风餐露宿。汽车随时都会碰上地雷，但林女士置生死于度外。林女士的汉口入城，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
作为从军的收获，林芙美子回国后发表了书信体从军记《战线》和日记体的《北岸部队》。
试看《战线》中的一段描写：
战场上虽然有残酷的情景，但也有美好的场面和丰富的生活，令人难忘。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支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
“我真想用火烧死他！”
“混蛋！日本男人的做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
“不，我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模样就恶心，就难受。”
“也罢，一刀砍了他吧！”
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无痛苦地一下子结果了性命。
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他们。我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
林芙美子的军事题材作品，就在于极力把残酷的战争加以诗化和美化，不仅对亲眼目睹的侵华战争毫无反思，而且努力把自己或日本读者的价值观与日本侵华士兵的所作所为统一起来。
“真想把武汉长满棉花的大平原据为日本所有！”（《战线》）——这位著名的女作家就是如此的浅薄和狂妄。
也正因为如此，在“笔部队”中，林芙美子被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本人也深得军部的赏识，被军国主义宣传机器奉为“国民英雄”。
“笔部队”对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战争结束后，这些作家被送上了文化战犯的审判台，重的以“文化战犯”论处，分为A到G七级战犯，最低的G级开除公职。
不过，林芙美子这一次到宜昌，倒还真有点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巾帼气概”。
与浅草艺术团和军乐队的人不同，她是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要求到宜昌前线采访的。
在宜昌各条防线上，国军的进攻全面开花，日军处处告急。
这条公路是宜昌通往土门垭飞机场的重要通道，是被围后的十三师团的生命线。
因此，内山英太郎得到这条公路被切断的消息后，焦急万分，速令野村部队打通并确保这条公路的畅通。
但当这支部队进到杨岔路附近时，突遭七十六师二二六团攻击，当场被打死十八人。
当晚，第五师十五团袭击雷家冲，与守敌十三师团骑兵大队（队长铃木保大尉）战斗数小时，将该地完全包围。
六日凌晨，一四一师袭击了土门垭。驻守该地的日军步兵、工兵、辎重各一个小队陷入苦战。日军一〇三旅团长柴田卯一少将急忙调兵增援，才于次日晨保住了阵地。
天亮后，刚刚捡了落地桃子的王凌云第七十六师向丰宝山进攻。守敌第六中队和援敌第十中队陷入重围。第十中队长藤岛镰吉当场被击毙。
战斗进行到最激烈时，日军一架九七式侦察机从宜昌铁路坝机场赶来助战，进行低空扫射。
王凌云师长当即组织机关枪火力对空射击。日机多处中弹，当即在空中爆炸。
七日凌晨，第二军奋勇队三百余人突袭石板铺南侧日军据点，打得日军手忙脚乱，甚为狼狈。
天亮后，第一三九师加入对丰宝山的攻击，与援敌植山讨伐队激战，毙敌五十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