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钦欢在事业上的成功，与他偏爱读书密不可分，所以更能站得高、看得远。梅雁集团在面临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及时果断地调整产业，在公司遇到筹集资金等困难面前，杨钦欢董事长义无反顾，排除万难，力排众议，坚持以搞水电为主业。为了把治水工程做大做强，公司投入了巨大资金，建设了许多水电站，名震“两广”以及深沪等地，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此同时，杨钦欢还特别关注治水方面的文化建设。他说，悠悠华夏，泱泱大国，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从三皇五帝到现在，明君名臣都以治水而获万民拥戴。夏禹的传说、都江堰和灵渠，都记载着当时明君名臣名人的千秋功业。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来，尚无一部完整理想的治水史书。从严格意义上说，《水经注》其实写的多是记述山水之情，虽也文采风流，但极少写治水的。由于中国缺少一部较完整的治水书典，《水经注》至今仍为许多治水者和迁客骚人视为治水经典。
编写一部中国治水史书成为杨钦欢的强烈愿望。
杨钦欢说，中国太需要一部治水史书了！
是呀，编写一部《中国治水史诗》势在必行！
正如李国豪院士所说的杨钦欢能“登高望远”。此刻，杨钦欢仿佛站在高山之巅，眺望着祖国的山山水水，心里在谋划着一项为世人所不知的重大工程。这重大工程不是他精心策划的梅雁水利工程，而是更大更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国治水史诗”伟大工程！
促成《中国治水史诗》这个选题的契机，是程贤章先生到梅雁水利股份有限公司拜访杨钦欢董事长时的一次偶然谈话。
那天是星期天，杨钦欢照例到办公室上班。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杨钦欢是没有节假日的，只不过他在节假日上班时，主要是在办公室里跟朋友、熟人约会，抽烟茗茶，交流情况，互通信息，当然也会处理一些公司的问题。
程贤章到了董事长办公室，老朋友见面，不用客套寒暄，便天南地北地聊起来。
杨钦欢若有所思地说：“在所谓水电开发的双赢决策中，较大的赢方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不是落后地区。特别是，征服自然的代价是昂贵的，缺乏经济效益和损害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杨钦欢并不是仅仅从自己公司的经济利益上着想，而是从更为广阔的文化层面进行思考：在中国的治水历史潮流中，都有哪些功绩，哪些遗憾，哪些教训，哪些期望？
程贤章对杨钦欢所言极为赞赏。他觉得杨钦欢既从公司立场上着想，又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思考，很有见地。程贤章凭着作家的机敏，觉察到杨钦欢又有新的重要决策了。
不出所料，只见杨钦欢笑着说：“我想在治水方面做文章。”
程贤章深知杨钦欢说的“治水”，绝不是梅雁水利工程的“治水”，而是另有所指。
果然，杨钦欢和盘托出他想编一部“中国治水史诗”的计划。
程贤章情绪激动地连声称好。
此时此刻，两位老朋友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后来，当这项“治水工程”完工后，在2010年7月4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治水史诗》新书首发式”时，杨钦欢深情地说：“作为企业家，我对中国文化无限热爱与崇拜；作为治水企业，我对治水文化情有独钟。”寥寥几句，道出了杨钦欢的心声。
高山流水遇知音。凭着几十年的深交，杨钦欢知道程贤章是最合适的人选，便直截了当地请程贤章挑起重担，并请他找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先生共同担任主编。
程贤章感受到了巨大的责任。“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就这样，程贤章爽快地接下了主持编辑《中国治水史诗》的重任。
杨钦欢和程贤章都是客家人。我在想，为什么他们敢下决心和有魄力去承担这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呢？这也许跟客家人与生俱来的一些文化特性有关。客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质的汉族特殊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从西晋永嘉之乱开始，中原汉族居民先后五次大举南迁，颠沛流离、长途跋涉，抵达粤赣闽三地交界处定居，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交融合作，经过千年演化后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民系。客家人在千百年来的不断迁徙过程中，形成一种宏观的包容性，也因为对中原文化传承的坚持，使得客家地区保留着“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形成了他们的坚强性格。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涌现出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如洪秀全、张弼士、孙中山、黄遵宪、丘逢甲、朱德、叶剑英、林风眠、李金发、谢晋元、李国豪……客家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客家知名人物的杨钦欢和程贤章，并不囿于梅州山区的局限，能够跳出地域的思维，用报告文学的载体，抒写上下五千年中国重大治水工程，如史诗般展现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与水的关系——伤害、竞争、和谐，既从文学审美的视角揭示了治水之难，也从哲学的高度观照了人与水、社会与自然等关系，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现实意义。
四
《中国治水史诗》的主编之一的程贤章先生，是我的师长，亦是我的老友，正所谓“亦师亦友”也。
从1961年起到2011年，算起来我与程贤章的交往整整半个世纪了！几十年的交往，我对其人品与文品深为敬佩。半个世纪的友谊让我们俩即使通过一个握手，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读出对方来。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广东梅州中学读高中时，已经开始在《梅江报》、《汕头日报》、《羊城晚报》等发表文章了。当时《汕头日报》记者程贤章就是从来稿中发现了我，把我的处女作《疯狗》刊登在《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上的。这一次偶然的机遇，给予了我莫大的鼓舞，开始了我的作家之梦，也奠定了我们永恒的友谊。那年，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编辑的道路。此后，我也因此而被文艺界称为“三栖作家”。程贤章那次发表我的处女作，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道路。对此，我常铭记于心。
大学毕业后，我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我寓居上海，他住在广州。我们几十年间一直书信往来，交往甚密。我每次到广州组稿，总会到广东作协的文德路拜访他。他见到我格外高兴，一起吃饭，聊天，谈文学和写作，真是“其乐也融融”。
2009年的一个夏夜，我突然接到程贤章的电话，说他到了上海，有要事相商。见了面后，他告诉我，杨钦欢和中国作家协会要编纂一部《中国治水史诗》，拟请各地著名作家撰写各地的重要治水史，他约我写上海苏州河的治理工程。后来由于广东梅州市召开“首届世界客商大会”，市委请我编写两部《客商丛书》，而且要在短短三个月内完成出书，任务繁重紧急，对于程贤章约稿，当时我爱莫能助，心中深感不安。无奈，他只好约请著名作家赵丽宏来写。
那次，程贤章告诉我，他准备从南到北一个一个地方考察和组稿。我顿时有些惊诧。我知道，这是一个重大而极具意义的文化工程。但是，他是一位老作家，精于创作，对编辑和组稿并非他所长。况且，他年岁已高，如此奔波，精力够吗？我劝过他不要过于劳累，可他精力充沛，信心满满。此后，他经常到外地采访时，电话告之我他的具体行程，每每听着他那“年轻”而自信的声音时，我坚信他一定能做好。我知道，程贤章是广东文学界说一不二的鼎鼎有名的“拼命三郎”，虽然年逾花甲，但大凡他下决心做的事，肯定能做成做好的。
在广东文学界，程贤章是一位高产而具有浓厚客家地域特色的作家。他不仅曾主编引领当时时代**、引起重大社会影响的《风流人物报》，还在担任广东省文学院院长期间，不拘一格降人才，勇于挑战创新，使广东省的文学创作获得很好成绩。同样，他用创作实绩向世人展示他的实力。在“文革”结束后，他率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桃花渡》，后来又在《作品》、《花城》、《小说界》、《百花洲》、《电视?电影?文学》等杂志发表许多中、长篇小说，还出版了《彩色的大地》（与廖红球合作）、《神仙?老虎?狗》、《围龙》、《长舌巷》等中、长篇小说，并且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许多大奖，他还是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迄今为止，他创作了中、短篇小说四十余篇，报告文学两部，长篇小说十部。我对他了解和熟悉的程度，不只局限于他的人品，更包括他的作品。出于乡情、亲情和友情，也出于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关注，作为文艺评论家，我对程贤章的创作是十分关注的。只要有程贤章的新作问世，我总是先读为快。我对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写过评论，其中《＜神仙?老虎?狗＞：人生况味的品尝》和《程贤章：客家人与＜围龙＞》等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家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刊物上转载。我在最近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丘峰文艺论文选（一）》中，收录了评论程贤章作品文章共７篇。程贤章是当代著名的客家文学开拓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他所写的大都离不开客家人的生活情状，反映客家人生活习俗与变迁，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明丽的地方色彩，我对他是甚为钦佩的。
当然，使我更为敬佩的是，在创作上，程贤章永远显得年轻，永远充满朝气。
五
《中国治水史诗》在杨钦欢与何建明、程贤章的组织和真诚的感召下，几经努力，终于组成了强大的编纂队伍：总顾问是叶帅之子、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并且由叶选平题写书名；总策划是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钦欢；主编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和著名作家程贤章。著名作家王蒙特地为之题写“上善若水”，鼓励全体人员编写好这部有特殊意义的书。
伴随着编辑和作家团队的不懈努力，《中国治水史诗》的作者队伍就这样一天天壮大起来，以至于最终形成了罕见的著名作家大集合：张炜、刘兆林、雪漠、焦祖尧、王宗仁、赵丽宏、荆歌、陈世旭、张笑天、缪俊杰、谭谈、彭见明、李钟声、沈仁康、何申、李存葆、蒋子龙、徐坤、叶延滨、关仁山、程树榛、南翔、王炳根、谢鲁渤、叶兆言、邓刚、韩作荣，等等，汇集了近百位实力派作家。这些作家中，既有文坛老将，也有文坛新秀；既有全国获奖者，也有青年实力派，由此组成了强大的作者阵容，使《中国治水史诗》有了坚实的创作基础。
如此阵容庞大的著名作家的创作集体，在当今文坛中并不多见。如今，文学的个性化越来越浓，私人的历史和话语更为大众所熟知，但由于个人视野和能力的先天性束缚，近年来，大题材、大事件和大历史的集体创作就愈加稀缺，故而《中国治水史诗》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便更加凸显出来了。
使我极为感动的是，程贤章年近八旬，还毅然挑起《中国治水史诗》主编的重任。根据杨钦欢先生的建议，程贤章身体力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跑遍大江南北，去考察、组稿，他对事业的真诚和执著，不得不令人敬佩。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后一周年，程贤章千里迢迢带着年轻的助手程勇芳等人奔赴成都，考察了映秀镇和都江堰。面对废墟中独自屹立的都江堰，程贤章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也倒了，那也毁了，而雄伟的2000多岁老人——都江堰，除‘鱼嘴’震裂一条条缝外，都江堰依然英雄般地屹立在浪花飞卷的岷江中，依然滋润灌溉肥美的成都平原。都江堰是世界水利奇迹，全世界有良知的人都关注都江堰。你好，英雄的都江堰。虽然‘5?12’汶川地震时你也处于严重震区，但你仍安然无恙地屹立在滚滚的江水中！”他不由得赞叹李冰治水的伟大！
2009年7月24日，吐鲁番，酷热。在当年“7·5”新疆事件尚未平息之际，程贤章不顾个人安危，又带着助手程勇芳等人飞往乌鲁木齐。7月25日，乌鲁木齐，炎热。这是“大暑”的第二天，程贤章就穿越戈壁滩，闯过火焰山，考察了水利工程坎儿井，感受到了维吾尔族同胞的热情。面对坎儿井，他感叹：“坎儿井长流的雪水使荒芜的大沙漠出现了绿洲，出现了盛产瓜果的沙漠江南。所有朝廷任命和流放到新疆的官吏，例如林则徐、左宗棠都对修建坎儿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整整一个夏天，程贤章冒着酷暑，像年轻人一样走南闯北，这是何等感人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