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冬，刚参加完梅州举办的“首届世界客商大会”的第二天，程贤章就从气温32℃的深圳，飞到零下3℃的长春，可以说一下子从“烤箱”钻进了“冰窟”里，他近八十高龄了，还是那么执著，那么勇往直前，他就是凭着心里涌起的那一股**而无所畏惧。
程贤章带领考察小分队，按着缜密的计划，走访了济宁段古运河、黄河入海口、钱塘江、京杭大运河、黄浦江、鸭绿江、松花江、渭河等多处治水工程，记录下其所见所闻、所想所思，并以实际行动感染许多著名作家加入写作队伍。
作家们自觉为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添砖加瓦，终于在2009年12月31日之前，作家们都如期陆续寄来稿子，登陆梅州客都大酒店的《中国治水史诗》编辑部。
面对近百位名作家的稿子，杨钦欢和程贤章激动不已。杨钦欢凭着多年读书积累的知识，每篇稿子都认真阅读，他对作家们的辛勤劳动获得的成果感到欣慰。有的稿件因种种原因未能录用，杨钦欢和程贤章都会具体地提出不录用的原因和理由。后来，杨钦欢回忆说：“我在企业里本有许多事要做，很难挤出空闲时间，但觉得这部治水史也是自己策划注资的，我也想从那些著名的治水名君名贤中学点什么，于是每送一篇，我每看一篇，不觉之间已阅读完百余万字。我虽不懂什么文章作法，但我却从那些著名作家的名篇中一睹作家的风采，每位作家都把某项治水工程写得逼真、生动，通俗易懂。把枯燥的历史化成自己的血液和文字，展示了历代名君名臣在各种艰难环境下，如何依靠群众、集中群众智慧把当地的水害化成水利。例如建于秦昭襄王时期由李冰父子设计的都江堰，‘5?12’地震连二王庙都震垮了，而都江堰仍屹立于滚滚的岷江水中，依然灌溉和哺育着川中百姓。它有许多玄机未被今人破释，称为世界奇迹。又如秦始皇建的灵渠，以及在每年只有十毫米雨量干旱沙漠中修建的坎儿井，都表现了中华民族寻找水这一生命之源的大智慧。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进入了治水事业的巅峰，久已淤塞，不断改道的我国江河，给新中国百废待兴建设事业带来重重困难。那时，从北京，从中南海，从毛主席那里发出一道道命令‘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一定要治理黄河’，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共和国伟大缔造者毛泽东还命令长江三峡‘高峡出平湖’。于是就有了何建明的‘五代人治理长江’，叶延滨的‘南水北调’，‘红旗渠’，刘兆林的‘打井英雄李国安’，李林樱的‘堰塞湖’以及冯艺的‘雁鸣柳江’等锦绣华章和高扬主旋律的作品出现。我真说不清楚，我为什么也沉浸于这两百多万字的稿件堆里。从而，我也知道程老、何建明、陈世旭、杨克等作家的勤奋和感召，我激动不已，万分铭感，只有按程老意见，尽可能为他（她）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
从2009年5月程贤章飞赴四川都江堰地震灾区考察、约稿算起，原本计划3年完成的工程，结果只用了1年时间，到2010年5月，200万字宏大工程的《中国治水史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正如程贤章所说的：这真是“不可思议”！
治水伟业，功在千秋。2010年7月3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中国治水史诗》首发式暨研讨会”。会上，许多政界知名人士和著名专家学者参加，大家都为中国能有一部治水史诗而欢欣鼓舞，认为这不仅在中国水利史上留下经典性的史诗，而且开辟了中国水利题材的先河，在当代文学创作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国治水史诗》总策划、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钦欢，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及程贤章等在会上都作了发言。
程贤章感慨地说：“这本书成功出版，我的感受可谓百感交集。假如当时没有杨总力挺和亲力亲为，能一年完成200万字巨著吗？”
作为作家出版社社长的何建明说：“编这样的鸿篇巨制，动员那么多全国第一线作家参与，连中国作协也未必能在那么短时间完成。这是一部很值得重视的巨作。”何建明还充满期待说：“《中国治水史诗》的编辑出版不会是一个句号，而是梅州‘水文化’的一个全新的起点。”
杨钦欢用“上善若水”这句话来概括，认为通过《中国治水史诗》的创作，让作家们真的心领神会了。他最后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我愿用这两句诗，为再现华夏民族治水英雄史写下不朽华章的中国优秀作家感恩致敬。”
六
以往治水的记载，多是零星的史学描述，或随笔札记，缺乏史实与文学交融的作品，缺乏一脉贯通的系统性，更缺乏从更高层次上的整体思维构架。《中国治水史诗》的出版，迥异于以往历史的平铺直叙的描述，作家们以史料为基础，用文学之笔，去发现，去探索，去描绘，去感触，去思索，去体会中国几千年波澜壮阔的治水历史。《中国治水史诗》因文学而长出飞翔的翅膀，既贴着地面，又腾空高飞，同时赋予人们想象的宽阔空间。
《中国治水史诗》是宏大的治水巨著。全书分为黄淮、长江、珠江、海河、松辽、西部、东南及其他七卷，记述了中国所有大的江河水系和部分重要地方水域治水历史，以及都江堰、灵渠、坎儿井和三峡工程等古今著名的水利工程。如此大规模地、近乎全景式地反映中国历史上宏伟的治水工程，可以说是中国治水史上的首创，给中国治水工程涂抹上浓重的色彩。这是本书的重要特色。
在许多著名作家描述中国治水史的文学作品中，从先贤大禹，到李冰父子；从隋炀帝，到曹瑾、王炽等。作家们拨开历史封尘的记忆，追思过往的**岁月，往事如烟，那些人事，那些往事，那些苦难，那些细节，虽然岁月流逝，江山易帜，沧海桑田，人事变迁，似乎一切“俱往矣”，但在作家们的笔下，流逝的岁月却永远铭刻着治水者的艰辛与付出，铭记着壮丽山河的绚丽诗篇！
抚今忆昔，感慨万千。时间在记忆，茫茫苍山，浩浩江河，历史也在翻阅水利年轮，检视奔腾江河给人类驯服后带来的奇迹。在近代、当代的治水伟业中，作家们以有力而浓重的笔墨，描绘了几代伟人的形象：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参与新中国治水的文臣武将，他们胸怀大略，治国治水，指点江山，挥洒自如，为国家民族，为大好河山，为安邦富国，作家们作了生动自然的描述，写下了一曲曲永世难忘的壮丽诗篇。
不仅如此，在这部书的篇章中，还有着浓重的文学色彩，让人感到真实自然，雄浑有力。作品既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又有深刻的时代反思；既有不同时代的烙印，又有当代治水的鲜明特征；不仅有广为人知的著名治水事件、著名治水人物的全新的诠释，而且更重要的是，书中对那些默默无闻但却影响治水历史事件的小人物，也进行点点滴滴的描绘，写得生动质朴，栩栩如生。像立志在长江上“作文章”的“小人物”章鸿钊；把一生献给长江水利事业的科学家张光斗；务实而不改其志的林一山；带着几十年的盼望，与治水大军为伴的王作秀；在海河泛滥中被洪水围困、死里逃生的张连璧、叶道纶；守护淮河、忠于职守的基层干部戴业成、李守义；葛木初的九死一生的水中历险；科技工作者赖纯久的舍富贵、从水电的坚定，等等。这些草根人物的形象，在作家们的笔下鲜活起来，他们是治水史上的普通人，虽然没有石破天惊的丰功伟绩，但他们就像河边的小草，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地与天斗，与地斗，与水斗，他们是治水大业的原动力！作家们浓墨重彩地抒写出这些普通人的精神风貌，给中国治水历史画出色彩斑斓的文学风景，不禁让后人为之敬佩。正是这些草根人物的执著追求并且为之献身，他们平凡而伟大的事迹激励着许许多多的治水人，更激励着以此为毕生事业的后来者。
诚然，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人，点点滴滴的事，在中国悠久的治水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中国治水史诗》众多作家生动地记述了这些人的事迹，使中国漫长而艰巨的治水历程，变得波澜壮阔，熠熠生辉。
《中国治水史诗》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深沉的社会性和人生思索。本书提供了人们对治水与民生、治水与强国等反思空间，还包括对中国文明进程的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以及如何总结历代王侯将相、平民百姓治水的历程、经验，吸取教训，达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与长治久安，并从历代治水得失中获得深刻的启示。可以这样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治水史诗》将中国几千年来治水的经验和教训加以展示，雄浑厚重，意义非凡。
《中国治水史诗》既有跌宕起伏、生动激越的治水故事，又有详尽周详、绘声绘色的治水工程的具体描述，不仅予人以美的享受，还予人以启迪、深思。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不但描绘人类与自然的激烈竞争乃至生死搏击的悲壮美，还展示了人类与自然的互融互补的和谐美，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自然学等方面提供了值得学习与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显示出非凡的社会价值。
文学与历史的交融，人类与自然的互补，让人更真切地触摸到那时空背后的社会真实。这是《中国治水史诗》又一个重要特色。当过往的一切都烟消云散，只尘封在人们记忆中与典籍中时，唯独有一种东西却在干涸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且枝繁叶茂——那便是关于历代治水的一个个**悲壮的故事，关于治水的一次次争斗纠纷，关于治水的一本本经典文字，还有关于治水的一块块字迹剥落的丰碑。它们记载着治水的历史，记载着治水的沧桑，记载着过去那些日日夜夜的欢乐与苦难人生！这正如著名作家雪漠说的：“《中国治水史诗》便为我们展示了一次不朽的可能。我相信，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中华民族存在，这部史诗蕴含的精神便会永恒。它承载的治水文化，它记录的某个群体的努力，它倡导的某种精神，便会依托文学这种形式流传下去。”
是的，《中国治水史诗》不仅弥补了中国水利史上的空白，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宝库，而且提供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它将与世长存！
七
在哲学上，偶然与必然有着相关性，有些乍看上去是偶然的事情，却隐藏着某种必然性，反之亦然。
《中国治水史诗》从构思到出版，乍一看，似乎是“突发奇想”，其实是杨钦欢在长期实践中思考的结晶。杨钦欢长期扎根基层，深耕基层，尤其是近年来在广东、广西等地建造水电站过程中，深知农民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推而广之，也知道中国农村最为迫切需要的是什么。他认为，农业是国家之本，农村是国家的根基。国家要立足于不败之地，就要搞好农村和农民工作，而水利是农村和农民的命脉，因而也是国家的根本命脉。大力搞好治水工作，关系到立国之本的民生大计。基于这一点，杨钦欢认识到，治水不仅要有“硬”的水利工程，还要有“软”的文化工程，要让全民认识到治水为立国之本的重要性，才能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基于这一点认识，他才下定决心组织编写出这套史诗性巨著来。
事情果真如此。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农村建设中的水利问题。201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这是新世纪以来的第八个中央一号文件，也是新中国成立62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系统部署水利改革发展全面工作的决定。文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强、覆盖面广、含金量高的新政策、新举措。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这是第一次在我们党的重要文件中全面深刻阐述水利在现代农业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中的重要地位；第一次将水利提升到关系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第一次鲜明提出水利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
中央对水利工作给予这样高的定位，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基本水情的准确把握，是对长期治水经验的提炼总结，是对水利发展阶段特征的科学判断，是我们党对水利认识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对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社会治水兴水力量，加快水利发展与改革，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明确水利的战略地位，是关系水利长远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对水利的地位作用有不同的论断。早在1934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国家明确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进入新世纪，中央与时俱进地提出“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水资源形势深刻变化，水安全状况日趋严峻，水利的内涵不断丰富，水利对全局的影响更为重大，地位更加凸显。
从《中国治水史诗》的组织与出版可以看出杨钦欢“胸有成竹”、“意在笔先”的谋略，正如何建明所说的：“杨钦欢更多的是从国家的‘文化战略’和‘文化理念’的更高层面去看待这件事，他以客家企业家独有的胸怀尊重作家，让作家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从而赢得了大家鼎力相助，共襄文化盛举。”
正是《中国治水史诗》的前瞻性，使得它的出版更具时代意义和重要文献价值。《中国治水史诗》以其所涉时间的悠长，空间的广大，沿治水史的线络，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无疑，它是大文化的积淀。这正是我中华民族为全球文化交出的一个可经世流传的文本。从这一点看，《中国治水史诗》的实施者们，是“文化自觉”的先行者，其成功的意义可谓高而深远。它的出版，正反映出中国许许多多关心水利、情系水利、奉献水利人们的心声，激**起了历史的回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中国治水史诗，也是一部“适合时宜”的书。
感谢杨钦欢先生、何建明先生和程贤章先生的努力，让我读到了盼望已久的史书。
我赞叹《中国治水史诗》。
我推崇《中国治水史诗》。
因为，我喜欢这部《中国治水史诗》！
2011年4月29日晨毕于上海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