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舆情都愤激，
茫茫恨海几时填。
终于，通过对内战中国政局的进一步认识，与新的历史、社会理论的探索，他们建立了明确的社会阶级立场，转而拥护“红色祖国”，肯定中国大陆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同时迅速投入了以全中国的民族解放为志向的台湾左翼思想和组织，在台湾社会各阶层中，广泛而紧密地展开反帝、反内战、反腐败运动。
1949年10月1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国民党政府，新中国宣告诞生。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纪元。然而，在祖国大陆解放的前夕，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的部分军政人员却逃到台湾，建立流亡政权——台北国府。在大陆内战中全面溃败的蒋介石政权，针对正在全岛各地蓬勃展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各条战线上的爱国人士，积极开展了一场秘密而广泛的政治大逮捕。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8日，美国基于本身反共战略利益的考虑，派遣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渡海。历史因而随着世界两极对立结构的形成而改变了它的轨道。
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6月29日，吴新荣的《日记》写道：
“深恐台湾将来的命运，对祖国有严重的影响，我们永久主张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也是中国人的台湾了，为此主张我愿意牺牲我一生。”
然而，重新获得美国有条件（不准“反攻大陆”）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却在美国的庇护与默许下展开彻底的清共、肃共行动；于是，一整个世代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台湾青年、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仆倒于马场町刑场。其他幸存者只能通过在押房里唱着《安息歌》给赴义者送行，并且把未能完成的理想延续下去：
安息吧！
死难的同志，
别再为祖国担忧，
你流的血照亮的路，
我们继续向前走！
蒋介石政权随后通过对内高压统治，在台湾维持了长期偏安的局面，使得台湾与祖国大陆再度处于长期的分裂状态之中。
根据解密的美国档案，从1949年开始，美国就策谋使台湾与中国分断，阻止大陆对台湾的流亡潮，扶植亲美、反共的所谓“台湾自主分子”；或由美国直接占领台湾；或经国府同意以联合国名义占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并且在这些条件下，由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援助台湾。美国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使得台湾与大陆在短暂五年的复合之后，再度和祖国分断，民族再度分裂。美帝为了确保它在西太平洋反苏反共前哨线的台湾，当然想尽各种威胁、利诱的方法，以防止台湾与大陆的统一。1951年，它在两岸中国均未获邀参加的情况下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合约》，采取刻意模糊的态度处理台湾主权归属问题，制造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1952年，在美日威胁之下，台北国府接受了以这样一个帝国主义条款为基础的《中日合约》。1954年，台北国府与美国签订所谓的“中美协防条约”。台湾从此成为美国全球反共战略体系的一枚棋子，至此，台湾与大陆国土与民族的分断，也因为美国霸权的干涉而固定化与长久化。随着日据以来反帝、反资、追求国家统一的台湾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进步的思想、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运动）、理想主义与良知正义被彻底肃清，从而造成以台湾资产阶级为主导的反共亲美的意识形态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在严厉的反共政策的控制下，台湾人历来的祖国意识被刻意淡化了，真正的祖国像也因此逐渐被扭曲终于失落了。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两岸封断以来的两岸经贸关系自此重新以间接贸易的形式逐步展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也使得两岸统一问题日形突出。
自1985年下半年以后，在国际局势日渐缓和，岛内反专制、争民主的斗争空前高涨的背景下，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的国民党当局采取了包括“调整大陆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措施，海峡两岸关系也由紧张对峙转趋缓和松动。也就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晚年的蒋经国在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封断了近四十年的两岸人民重新得以单向往来。
据统计，1979年，两岸的间接贸易额不及08亿美元；到了1990年却增加到4043亿美元，增长了超过50倍。从1990年起，祖国大陆已经开始成为台湾最大出超来源地区。两岸的经贸发展，使得台湾不少中小企业得以渡过由于台币升值和美国保护主义冲击而引起的企业倒闭危机。这也具体说明：撇开政治歧见，合作发展两岸经济，是台湾经济的出路，台湾的经济前途才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如此，政治上何尝不是如此呢！
然而，现实的政客却丝毫没有体念天下苍生的仁者胸怀！
针对“日本殖民有功论”的批判
十几年来，我们不幸地看到，恰恰是那段饱含民族分裂悲剧的历史所形成的所谓“台湾人的悲情”（孤儿意识），竟然在岛内少数主张分离主义的政客、文人刻意播弄下，成为“去中国化”的错误的“台湾意识”的感情基础。
1987年，岛内台独派政治团体借着纪念“二?二八”四十周年的名义公开展开了台独历史解释权的斗争。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以台湾本省籍人士身份首次执掌台湾党政大权。台湾政局从此进入一段长达十二年的“李登辉时代”。基于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和现实需要，李登辉继续推行蒋经国的“革新”路线和政策并加以调整和突破。面对党内、朝野和两岸互相纠结的三大矛盾，他首先通过党内斗争使得国民党上层权力结构“非蒋化”、“多元化”、“本土化”和“年轻化”；同时，通过与在野党合作推动的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回归宪法等“宪政体制改革”，使台湾政权向“实体化”方向演变；最后，确立以“一国两府”的构思，作为处理两岸关系和发展对外关系的政策基点，刻意谋求台湾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它的作法是：一方面继续缓和两岸关系、逐步松动“三不政策”；一方面却加强政治渗透，“以通促变”，并大力推行“弹性务实外交”，逐步推动与中国渐行渐远的分离政策，争取以美、日为主的国际势力支持，达到法理上脱离中国成为独立国家的目的。因此，1995年6月，他以所谓“私人身份”访美，并在康乃尔大学发表一篇“鼓吹分裂的自白”，逼使北京不得不对台发动威慑性军演；1996年，他又提出所谓“戒急用忍”的大陆政策。1999年7月，他更进一步发表所谓“两国论”。这样，原本平稳进展的两岸关系不但大为倒退，海峡两岸甚至濒临战争边缘。
2000年3月，向来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陈水扁成为台湾地区新的领导人，从上台时的“四不一没有”发展到下台前的“公投入联”。台湾的政局一直处在极不稳定的内战边缘时期。
与此同时，部分不肖的皇民学者大肆宣传着所谓“日本殖民有功论”；他们瞎说日本帝国主义据台时期采用“糖饴与鞭”的两手策略的殖民长官后藤新平（1857—1929）是“台湾现代化之父”，等等。日本右派漫画家小林善纪的《台湾论》据以批判日本自省史观为“自虐史观”。李登辉密友何既明医师甚至告诉小林：“如果要接受中国殖民的话，还不如当奴隶快活些！”这里，台湾人的“弃儿”意识竟而在近亲憎恨的情结作祟下恶性发展为奴才意识了。
因此，关于台湾的治水历史，他们刻意强调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据台时期为了把台湾作为侵略中国大陆和南洋的基地而不得不整建的灌溉水圳；对于有清以来为台湾的水利建设打下现代化基础的民族水圳却视而不见。
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弥补本土资源的匮乏，确保军事侵略扩张的需求，对台湾岛上丰富的资源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疯狂掠夺；他们修筑铁路和公路，如同抽血一样地榨取着岛上的资源。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侵略者五十年间共掠夺了台湾总产量55%以上的稻米和90%以上的蔗糖，以及超过千万立方米的木材；贪得无厌，罄竹难书，何来“殖民有功”可言！
在台湾历史被严重扭曲的当下，我于是决定选择被誉为“台湾水利鼻祖”的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0）凤山知县曹谨（1789—1849）开凿“曹公圳”的历史，作为《中国治水史诗》的台湾一页；因为治水有功，一直到今天，河南人曹谨仍然被善良的台湾南部民众当作神来膜拜。
这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两岸人民终究是一家人！两岸同胞传承着祖先的香火，浅浅的海峡隔不开世世代代的亲情。台湾的命运一直都和祖国大陆紧紧地连在一起。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心愿！因此，从两岸分隔长达一百年的历史来看，包括台湾的治水篇章在内的《中国治水史诗》在此时此刻的出版就有了文学、史料价值之外的更为深刻的意义了。
谨向杨程两先生致以最高的敬意
程贤章先生一再强调，《中国治水史诗》的问世，源自于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钦欢先生的策划。据悉，杨钦欢是全国劳动模范，也是世界生产率科学院终身院士，他掌舵的梅雁水电集团坚持以治水为公司主业，为治水投入了巨大资金，名播两广以及深沪等地。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但是，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来，尚无一部较完整理想的治水史书，编写一部中国治水史书于是就成为杨钦欢先生的愿望了！
如果说身处南北分裂时代的郦道元作《水经注》隐含着祖国能够统一的内心愿望，我相信，杨钦欢先生策划，程贤章先生与何建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治水史诗》也隐含着同样的内心愿望；所以他们没有忘记台湾，并且坚持要把尚未真正回到祖国大家庭的台湾的治水史编进本书。
我想，这恐怕是一个台湾作家所能感受到的《中国治水史诗》的诸多贡献中最最重要的一点吧！
最后，谨向杨钦欢、程贤章两位客家先生致以最高的敬意！
2011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