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晌，李近维突然停住脚步，问秘书：“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困难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吗？”
秘书困惑，不知书记这个葫芦脑袋里又在卖什么药：“困难怎么会有爸爸妈妈呢？”
“有！”李近维一脸认真，“困难的爸爸妈妈就叫做昨天的失误，同样，今天的失误就是明天的困难。你看呀，以前我们运用的发展手段，不就是从外面拉一些企业进来，从农民那里拿一些土地，从本地和内地再招一批劳动力吗？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大量利用高息贷款建这建那。但你知道吗，现在这种发展手段已经走到极限了，再这么下去就会成为困难的爸爸妈妈了。我们决不能制造明天的困难。处事应未计其利先计其害，我们可不能做那些便于今而不利于后的事，不能说只要我今天过得去过得好就行。今天的困难有多大，我心中还有底，但明天的困难就难以预测了，就没有底了。现在必须消除各种隐患，把对明天产生不利的种种隐患都认真消除！”
“怎么消除？”
“我心中已经有一个方案了。”
李近维所说的方案就是后来他在东莞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关于方案的成因，在李近维写的一篇怀念任仲夷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1993年，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经济过热现象，有的不顾客观条件，大搞开发区，盲目举债，高息集资。当时我在惠州市工作，深感问题严重，但还来不及解决。1994年春我又调回东莞工作了，这时，东莞的经济比我1988年离开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高息集资的风险问题同样也存在。当我布里迅速清还高息集资款、降低集体资产负债率、防范经济风险时，遇到了胆力，有些人说这样做太保守，是思想不解放。
这时，东莞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也在紧张的筹备之中，为了把握好前进的方向，我又叩开了任老的家门。我半开玩笑地对任老说：上次您给我“批发”的已经“零售”得差不多了，现在又要“提货”了。任老谦虚地说：现在不是你来“提货”，而是我要向你们“提货”了，你们工作在第一线，手里都是鲜活的东西，你不“批发”给我，我的脑子就空了。
任老指出，“对发展的数字也要科学地看。新中国成立后，从数字统计上看，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我们国家现代化程度提高得并不快，人民生活还很贫穷，在改革开放前，有些地方甚至比50年代还有所下降。原因虽然有多方面，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自觉地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生产目的不够明确。”
任老说，“发展必须讲求效益，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盲目发展，最终只能阻碍发展，破坏发展。发展的确是硬道理，但客观规律却是更硬的道理。违反客观规律，硬发展是没道理！”
任老的一席话钾地有声，道出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的真理，使我茅塞顿开，打消了顾虑，明晰了东莞进一步发展的思路。
关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提出的背景和思路，李近维这样告诉笔者：“我1994年再调回东莞工作时，就感觉到东莞原有的发展模式即将走到极限，再不转变，就不能继续前进，而这十几年的发展也为我们转向新的阶段打下了基础。如果我们错过这个时机，就会后悔莫及。所以这时我就借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么一个词，对东莞的产业进行转型升级。但转型升级是需要时间的，首先要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从内涵挖掘潜力，提高经济素质，眼下最关键的就是要解决经济风险这个问题。其实我在惠州时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这不是个别地方的事，不少地方都同样存在。我们的经济建设中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尤其是高利息集资发展，利息那么高，甚至30厘也有。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这些工业，那些加工业能够拿到那么高的回报吗？我跟英荷壳牌谈合作，人家投资40多亿美元，科技含量那么高，无非只要求一个12％的回报率，而我们集资利息却高达18厘、20多厘，这能行吗？我感觉这样发展下去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后来会发生金融风暴，但我觉得我们必须得为明天排除困难。对于东莞呢，虽然我离开几年，但我对东莞的发展状况也是一清二楚，而且我感觉不抓紧解决掉这个问题不行。那怎么解决呢？首先是要心中有数，要让大家知道自己底子怎么样，所以我就每个单位发了张表。”
东莞市委市政府给每个单位发表的行为被称为“摸清家底”，即摸清各政府、企业等所有单位的资产情况：本单位有多少资产，生产性资产和非生产性资产各多少；有多少债务，其中欠国外的、私人集资的、包工头的、银行的各多少，利率有多高，每年需付多少利息以及偿还能力等等。李近维考虑到当时的各单位还没有科学的统计手段，所以要求也很简单，只是让大家略花点时间，根据自己的情况粗略地算一下，先大致报出个数就行，但从此要常年跟踪，统计要一年比一年准确，并列为每年考核的重要指标。
不料，李近维“粗略”的这一“摸”引发了不少意见。谁愿意把自己的家底亮个底朝天？先不谈企业，首先各镇掌门人就思想不通：别的城市都在热火朝天地大搞经济建设，你追我赶，较着劲地加快发展步伐，你李近维新官上任要烧火我们能理解，可要烧火也应该在发展速度上猛烧几把才是，那些送上门肥得流油的大买卖你不做，现在却关起门来搞清查，这算哪门子事嘛？有这个必要吗？
在一次书记会议分组讨论的时候，有些镇委书记终于忍不住，直言不讳提意见了：“阿维，您去惠州以前不是一直思想很开放的吗，不是总是鼓励我们贷款吗，这次回来之后，我们怎么感觉您变得保守起来了呢？”东莞上下之间比较随和，过去一般都不称呼职务，这是老书记林若带出的好传统。大家喜欢叫李近维“阿维”。
“是呀，阿维，您现在是怎么了？”另外一个镇委书记也出声附和。
闻及此言，李近维没有立马回答，片刻，他站起身来，把自己坐的椅子往旁边娜了挪，抬脚跨到椅子上蹲了下来。
大家观察着李近维怪异的一举一动，心中纳闷，书记今天要演哪出戏？
这时，蹲在椅子上的李近维开腔了：“你们大家看着，我蹲在这张椅子上，现在呢，我可以蹲到椅子的最边边上，我都不怕。你们说为什么？”
会场上一片寂静，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看看蹲在椅子上的李近维，觉得这场面滑稽，想笑。
见无人答腔，李近维便自己作答：“因为这椅子离地面近嘛，我即使摔下来最多也就是擦伤一点点皮，感到痛一点而已。但是，假如你让我蹲在一个离地面十几层楼那么高的地方，没有墙挡住，也让我这么蹲到边边上，你们说我敢吗？”
会场开始有了**，还有一些交头接耳的议论声，也有人笑出了声。
李近维却一脸严肃地说：“我不敢啊！我害怕啊！因为这个危险就大了嘛！我蹲得那么高，又没有墙挡住，蹲都蹲不稳，我的心能不慌吗？不错，我去惠州以前，确实鼓励你们贷款，但我现在又要求你们了解自己的底子，尽快减轻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在这里，我希望同志们清楚负债量和负债率的关系，就像蹲得离地高与低，有没有墙壁挡着那样，负债量少时，负债率高，不怕，负债量大的时候，如果我们集体经济的管理不那么到位，这就非常危险了，就像蹲到几十层楼高的边边又没有墙壁挡着一样了。”
说到这，他站起来，提高嗓门对大家说：“我所做所讲的这一切，为的是请同志们注意和更好地应对面临的经济风险。目前，有的镇区管理混乱，高息集资，用群众批评的话来说，就是‘用钱靠贷，还钱留给下一届’，以至收不抵支、资不抵债，甚至靠卖农民的土地、卖集体的资产过日子，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必须主动把这个风险降下来，化解掉，不然，就会搞垮集体经济，就会葬送一批干部。从现在开始，我们每一步都力求稳重。最关键一点，先全部清还高息集资款和逾期被罚息的贷款，逐步把资产负债率给降下来。当年我是主张贷款，市里还帮你们贴息。那时候情况不一样，刚刚起步，需要贷一笔钱来启动经济。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又用了农民那么多土地，现在就要特别强调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增强防范经济风险的能力，要从靠举债建设转向以自我积累为主进行建设了。改革开放政策那么好，我们只能为国家为集体为人民创造财富，而绝不能把一堆烂债留给后人。我们从弄清家底做起，为的是心中有数，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堵塞各种漏洞，把防范经济风险的工作做在前头，并以此推动经济跃上新的台阶，实现经济健康的更快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进行资本积累。”
关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性，李近维后来曾一口气列举了一大串数据向笔者作过详细引证：“我在家里把我儿子叫来，让他帮我算一笔账。我把前提条件告诉他：一、你很有面子，银行给你1个亿贷款；二、利息不高，年利率6厘；三、建设周期一年，投资保证成功不失败；四、你还好，回报率保证在巧％，但赚到的钱全部用于还本付息。我让他算算看多少年才能把本息还清。他算了后，说需要10年零5个月！我说好，还清了本息，这些钱成了自有资金了，不用付利息给人家了，把这些钱和每年的收益继续用于投资发展，回报率同样巧％，看看怎么样，结果，不用5年就翻一番。同样的回报率，同样按投资建设周期1年和年息6厘计算，负债发展，把所有利润全都拿出来，10年半时间才能还清本息。而自己有了本钱，不用5年，这个资本就增加了一倍，我们能不重视积累吗？这是电脑计算出来的，那现实情况又怎样呢？东莞第一个亿的存款约花了29年，1949年解放，到1978年全市的存款才达到1亿零400多万元；从存款1个亿变成10个亿，这期间用了约6年，1984年我们东莞的存款就达到11亿零200多万元了；从10个亿存款变为100亿存款，用了约8年，1992年全市存款已拥有147亿3000多万元；从100亿存款变为1001）亿用了多少年呢？大约7年！1999年全市已达到1040多亿元存款了。你看，在白手起家的时候，花29年才弄到一个亿，但有了一个亿以后，平均7年就提高了10倍，当然，这期间是改革开放，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在同等的情况下，有没有自有资金，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精打细算的缘故。我实在深感自有资本的重要啊！在经济发展上，我决不放慢步伐，但我更清楚，要加快这个步伐，不能不重视自己的积累而老是靠举债发展。我们必须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提高效率，增加收益，另一方面要节省开支，把有限的资金尽可能地用于扩大再生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再说，从长久一点看，我们的步伐也绝不会比别人慢的！”
各镇书记领会了李近维的意图之后，接下来的局面也就顺利打开，一切按李近维要求的那样一步一步落实。首先，各镇尽量节省自己的开支，因为李近维不断告诫他们节省100万比赚100万意义大得多。“赚100万需要成本，还有其他风险，节省100万不用成本，更没有风险，而且经济越来越好。”各镇也因此尽可能将资金投人到扩大生产，重视投资效益。如此下来，虽然总负债没减少，但高息集资款和逾期被罚息的贷款全部还清，每年节省利息10多亿元，净资产大幅度增加，到2001年，镇级经济资产负债率下降到39。7%，净资产234亿元，村级经济资产负债率下降到27。8%，净资产286亿元。在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情况下，全市金融风险为零，被誉为金融安全区、金融风暴的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