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从1956年9月到1960年12月24日离开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4年多时间里，王淦昌认为这是他一生从事科学实验工作最得心应手的好时光，不仅因为这儿的生活条件很好，比在柏林大学留学和在浙江大学工作时不知要好多少倍，更重要的是这儿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高能加速器。美国人在1955年有了第一台6。4GeV级高能质子加速器，但苏联这台高能加速器是10GeV级的，超过“老美”的级别。有了高能加速器就意味着可以在研究反粒子领域获得最快捷的途径，美国科学家张伯伦和塞格雷仅在美国高能加速器建成几个月，就利用它发现了反质子，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苏联高能加速器是最高能量的加速器，在当时，世界物理学界谁拥有了高能加速器，谁就可以去拥抱诺贝尔奖，谁就能主宰东西方世界。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建立，就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希望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与西方世界在尖端科技领域搏一搏。在刚到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时，苏联朋友在用伏尔加葡萄酒招待中国客人时就流露出了这种强烈的愿望。
“美国的张伯伦和塞格雷算什么？比起我们的‘北极熊’，他们的高能加速器只能算小毛驴。小毛驴怎么能与我们雄健的北极熊较量？哈哈哈……”苏联朋友自豪地拍打着自己造的10GeV高能加速器，用猩红的眼睛盯着王淦昌等中国朋友，半醒半醉地说道：“我们一起……
一起把美国佬赶到大西洋里，喂……喂鲨鱼去！密斯特王，知道你是了不起的科学家，我们全看你的了。
啊，来来，为我们的苏维埃，为我们的斯大林同志干杯！”王淦昌不会喝酒，尤其是苏联的那种烈性酒，他一生中最多能喝几口常熟老家的那种米酒，但在苏联朋友的盛情邀请下，没喝酒心却快醉了！那天，中国专家第一次来到莫斯科郊外，王淦昌和周光召、丁大钊等漫步在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的伏尔加河、杜布纳河边，顿觉心旷神怡。之后，他们再没有时间进行如此悠闲地散步了，每天必须有十几小时甚至近20小时站在那台庞大的高能加速器旁，或连续几天在见不着一丝光亮的云室内……王淦昌开始是作为课题组长指挥中国助手们的，后来担任了联合研究所副所长，手下不仅有中国科学家，还有苏联、越南、民主德国、波兰等国的几十名学者。王淦昌成了整个研究所的一名指挥官，一名向世界科学技术最前沿冲锋的指挥官。
在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那段历史，现今是共和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淦昌当年得力助手之一的周光召也有着难忘的感受。他说：“我和王先生在苏联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时，他已经近50岁了，我们对当时迅速发展的高能物理都没有经验。王老作为中国组的组长，为了维护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荣誉，组织大家从头学起。每天晚上在中国同志内部开展互帮互学，王老自己毫不例外，与大家一起学习，以能者为师，不耻下问。很快，王老领导一个小组建成了苏联当时第一个大型丙烷气泡室，并开展实验工作……我们都知道，一个年近50岁的科学家要转向新的学科领域，学习新的知识，是何等的困难。
但王老以他高超的智慧、超人的精力和艰苦的学习战胜了困难，不仅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且很快就成了新领域中出色的专家。”王淦昌心里清楚，他作为中国组的组长和原子核研究所副所长，身后不仅有一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更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看着他工作！当然，作为对手，美国人也在死死地盯着他。从当时的物理科学领域看，竞争也处在白热化状态。特别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基础科学中的物理基本粒子研究成了最热门的前沿课题，加上政治家们狂热的叫喊，对基本粒子与原子核之间相互作用及其转化规律性的认识，成了当时著名科学家最醉心的研究项目。王淦昌执掌的又是最大能量的加速器，不抢先研究出成果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王淦昌和杜布纳原子核研究所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选择研究方向，这好比决战前的指挥方案，制定得好，就胜利了一半，反之就可能断送整个战役。由王乃彦院士审校，李瑞芝、孙晓光、常甲辰编著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中记述了当年王淦昌领导中国科学家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利用苏联高能加速器进行一系列实验探索和完成了一项世界性影响的科学发现的过程。
王淦昌到联合研究所工作时，正是国际上利用高能加速器进行基本粒子研究的第一代工作时期。他以准确的科学判断力，根据当时面临的各种前沿课题，结合联合高能加速器的特点，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寻找粒子（包括发现各种超子反粒子）；二是系统地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的产生规律。科学家发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理论预言的实验，这种发现是有既定方向的，只要选好技术路线，一般来说会有所发现；另一种是带有偶然性的，就是在众多的实验结果中察觉到异常点，并进行确认，这种工作对实验工作人员的要求就相对的更高一些。而且前者的科学发现，其价值一般比不上后者。王淦昌在设计研究课题时，对这两种工作都给予重视：新粒子的发现有一定偶然性，而利用人类所掌握的实验资料研究基本粒子相互作用则必然会有结果。利用高能量加速器打击核靶，既可以产生新的粒子，也可以对研究基本粒子在核作用过程中的产生规律提供许多新的信息。王淦昌选择的两个研究方向，正好发挥了联合研究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的能量优势。如果把科研工作比做一首交响曲的话，那么，按照王淦昌的编排，乐曲的展开，都是以由他亲自负责的寻找新粒子课题为主旋律，并辅以两个平等出现的旋律——研究在高能核作用下奇异粒子的产生规律（由丁大钊和另一位苏联同志负责）和介子与质子相互作用的研究（由王祝翔负责，后来把其中非弹性作用的一部分分析工作划给另一个由苏联工作人员为主的研究组）。当然，研究组的主攻方向是寻找新粒子。这是具有挑战性的课题，难度自不待言，可以说具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联合所高能加速器建成后，人们都期望能尽快利用它做出突破性的成果。王淦昌要求不论谁分配在哪个课题组，在观察原始实验资料时，都要为这个主攻方向积累资料。
“大家过来一下，看看这张‘蜘蛛网’奇特吗？它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反超子！”一天，王淦昌突然惊呼他的助手们，让他们都过去仔细看一下气泡室里出现的一个奇迹。
“对对，看到了！真的像蜘蛛网呀！”助手们顿时欢呼起来，围着王淦昌让他给这个新奇的粒子起个名字，因为这新奇的粒子一旦向外宣布，将震惊整个世界。
“它是反西格马负超子，当然应该叫反西格马负超子嘛！嘿嘿，真有趣！”王淦昌自言自语道。
“中国朋友发现新奇粒子啦！”“乌拉，伟大的苏维埃高能加速器万岁！”“斯大林——毛泽东万岁！”王淦昌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例反超子，其意义不亚于一项单纯的诺贝尔奖，因为它使当时的基础科学又向纵深大大地跨越了一步。正如丁大钊院士所言：王淦昌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正是因为有许多这样的学者的探索、研究，才使基本粒子研究从50年代认为是‘基本’而发展到60年代认为‘不基本’，使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发展到更深入的层次。自然科学的发展就是要归功于这些活跃科学思想的学者的创造性劳动”。
“为了让美帝国主义看看社会主义科学成就”，苏联《真理报》和中国的《人民日报》都为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专门作了重要报道。苏联的科学权威刊物《自然》杂志还指出：“实际上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是在微观世界的体系上消灭了一个空白点。”25年后的中国政府在那个难忘的“科学春天”里，特别向王淦昌等当年参与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科学家颁发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物理学家获得的第一个最高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75年，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回到中国，一次谈起苏联当年的杜布纳研究所时，对周恩来总理说：“杜布纳唯一的成就便是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当杜布纳科学城的科学家们欢呼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伟大科学成果时，中国政府突然给正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发来一份绝密电报：放弃手头工作，立即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什么新任务这么急呀？王淦昌一生不善政治，但他知道自己从事的核事业与政治太密不可分了。不用说，祖国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在决定离开杜布纳的那一夜，他静静地思索了一下各种可能。他已经好久没顾上看看报纸了，可当他拿起一份中国的《人民日报》和一份苏联的《真理报》时，不由内心一阵隐痛：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已经骂得不可开交了！“太糟糕啦！”王淦昌从不对政治时势发表评语，然而他内心明白：中国要与苏联彻底分手了，中国的科学发展也将同时要与苏联“老大哥”们断绝交往了。作为一名科学家，王淦昌知道新中国才成立不久，一切科学实验条件尚不具备，相对而言，苏联要强大得多先进得多。“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呢？”那一夜王淦昌睡不着。第二天，他把在留苏期间积省下来的14万卢布以买设备的名义全部交给了国家。
“今天我把大家招来，想开最后一次会议。大家知道，我已经接到回国的命令。”离开杜布纳的前一天，王淦昌把在联合研究所的中国部下全都召集在一起，以少有的沉重口气对大家说道。助手们这才想起应该给王淦昌开个欢送会，准备点水果茶点什么的。“汪容，你们别去忙乎，坐下，都坐下。我有话对大家说。”汪容等年轻人只好折回，坐到原来的位置，静等一向严格要求的王淦昌“训话”。
“我给大家出一个题目：今后的高能物理实验方向应该如何选择？这是顶顶重要的。我比你们先离开联合所，你们也要做好马上回国的准备。回去后我们的条件比这儿差了，但新中国的物理科学实验不能停止！怎么办呢？我们心里必须有数。这是我离开杜布纳留给大家的最后一道题，你们回答好，我心里就踏实了。这比给我开个隆重的欢送会要开心得多！”王淦昌说完自个儿又乐起来，“真有意思！”弟子们一下也跟着乐了，像往常一样，又你一言我一语地“开起仗”来了……“要我看，王先生的方法也不是最理想的。”有人当着王淦昌的面在黑板上划拉着，而这样的事在杜布纳联合所是常有的事。导师与学生进行角色的交换，在王淦昌的身上不算是新鲜事儿。这不，已经打好领带准备回国的王淦昌，还是以一颗平常心坐在台下听自己的学生发表高论。
这时，坐在一旁的汪容被人轻轻用胳膊捅了一下：“快看，王先生干吗了。”汪容转头一瞅，差点笑出声。原来，聚精会神的王淦昌竟然不知什么时候从沙发上“出溜”了下来，蹲坐在地毯上竟毫无察觉。“先生，您还是坐起来舒服些。”汪容将他扶起，王淦昌似乎仍然没有感觉似的两眼直盯着黑板……
这一幕，几十年后汪容一直没有忘记过。他说：“王淦昌先生对科学的真诚与专注，教育了中国物理学界几代人，并且永远是后人的榜样。”王淦昌回国没多久，被通知到二机部部长办公室。
什么事这么急呀？王淦昌走进部长刘杰的办公室时，见老朋友、好搭档钱三强教授也在。钱三强此时是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所所长，王淦昌内心的紧张似乎减少了一半。
“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想让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杰部长开门见山，“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有人想卡我们，我们就要争口气！”我们中国也要造原子弹？！王淦昌一阵激动，他看看钱三强。钱三强朝他重重地点点头。
这是真的了！王淦昌只觉自己的手心热得很。
“毛主席给原子弹研制工程定的代号是‘596工程’，是国家最高机密，从现在起必须长期隐姓埋名，不得跟任何人透露你的工作，即便是家人。还要断绝一切海外关系。”知识分子出身的王淦昌，像刚入伍的战士，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向刘杰部长保证：“行，我能做到！”刘杰和钱三强顿时对视着笑了，请王淦昌坐下。
“为了工作需要，不用真名可也得有个化名吧？总不能叫我们王先生阿狗阿猫呀！”刘杰的一句话，使气氛异常的办公室里响出了一阵笑声。
王淦昌又噌地站立起来。他眨了眨眼睛，说：“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怎么样？”“好呀，王京同志！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研制出原子弹吧！”刘杰高兴地上前握住王淦昌的手，一旁的钱三强也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从这天起外国科学界发现，即将要拥抱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者王淦昌一下子“消失”了。
造原子弹1997年的那个夏日，我问过王淦昌先生：“你当时真的没预感到国家高层领导有朝一日让你去研制原子弹？”90岁的王淦昌准确地回答我：“怎么没有预感到呢？我是搞核物理的，当然知道先进的国家都在把物理科学技术运用于国防和军事上，核武器是我们核物理科学工作成果在四五十年代的最终体现。我们新中国从成立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从钱三强教授把我从浙江大学调到北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那天起，我们就制定了新中国物理科学的前沿课题，其中之一就是核物理研究。当然真的要搞原子弹，还是我从苏联回国接受命令后才知道的。”中国搞原子弹是被逼出来的。代号“596工程”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政府针锋相对时上马的。
当美国人于1945年7月15日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爆炸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之前，德国的哈特克博士就曾向德国陆军部建议研制核炸弹，他在信中这样对德国的陆军将领们说：“我冒昧地请你们注意在核物理方面的最新发展。我们认为这些发展将使人们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比现在的炸弹大许多倍的炸弹……显然，如果我上述所说的可能性得以实现，这肯定是在可能范围内的——那么，首先利用这种炸弹的国家就具有一种超过其他国家的无比优势性。尊敬的将军们，相信科学家们的见解吧！”然而自高自大的德国陆军将军们并没有把哈特克博士的建议放在眼里。后来也有人曾经把一些研制核武器的资料送到希特勒手中，不过幸亏没有被希特勒重视，否则今天人类可能是另一种状况了。与德国人相反，美国人对原子弹的兴趣远超过德国人。在二战后期，著名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也用同样的方法写了一封建议造原子弹的信，不过他的信是直接写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先生的。他在信中说：“利用大量铀进行核裂变链式反应已成为可能，这样将产生巨大的能量和生成类似镭的新元素……这一现象将导致制造炸弹。虽然还不能肯定，但可以设想制造出一种威力无比巨大的新型炸弹……
只要一枚这样的炸弹，就足可以毁灭一个海港及附近地区……”爱因斯坦以他个人的巨大影响力，使瘫坐在轮椅上的罗斯福总统心头为之一动：“造一个给希特勒看一看无妨。”于是经过两年准备，一项名为“曼哈顿工程”的研制原子弹计划正式启动。担任此项工程的组织指挥者是格罗夫斯将军，技术负责人是著名物理学家，后来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罗斯福本来是准备把原子弹用在打德国法西斯的，但希特勒投降了，只有日本还在东方战场挣扎。罗斯福觉得应该让全世界知道一下未来“世界第一强”的美国是个什么样子，于是就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两天，连续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一枚代号为“男孩”和一枚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造成数十万平民死亡。悲剧发生后，全球震惊，弄得当时写信给罗斯福总统的爱因斯坦后悔莫及，痛苦不堪地发表声明呼吁停止核试验，但此时的爱因斯坦已无能为力，因为核物理科学成就已被政治家们紧紧地握在手中，成为用来向别人撒威风的武器了。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原子弹虽然不能再随便扔了，可它在苏联人的眼里却是一件必须对付并且一定要超过的东西。苏联专家们全力以赴，在1948年8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原子弹核试验。从此，美苏的核竞争开始了。美国至1967年时，库存核弹头曾多达32000个，苏联也不甘示弱，光这两个核大国的核武器数量足可以将整个世界轰炸数遍。
“我们希望也有点那个东西。”那一年，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在一起游泳，毛泽东向他伸出一个小手指。
“你指的是什么？”赫鲁晓夫从水中露出一颗硕大的光脑壳，装作不懂毛泽东的意思。
“当然是你们可以用来吓唬美国人的原子弹嘛！”“什么？你们也要搞它？”赫鲁晓夫先是一愣，随即直晃脑袋，“不行不行，那东西要花很多很多钱。你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至于军事上，有我们给你们张着核保护伞，兄弟的中国人民和毛泽东同志你就只管放心。”毛泽东再也没有理会对方，独自躺在游泳池旁的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熊猫烟”……
“主席说得很清楚，世界上两个强国现在都有了原子弹，我们也应该搞一点嘛！这‘一点’的意思就是从我们中国的实际出发，一点不搞是会受人欺负的，搞多了呢，不利于我们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这‘一点’是必须要搞的，主席是铁了心要搞一点自己的原子弹！”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向出席会议的老帅们和将军们讲述着毛泽东主席“要搞一点原子弹”的指示。
“第一步我们先搞一点原子弹，下一步就再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10年工夫完全可能。这话我在几年前就说过了，大家还一定记得吧？”坐在正中央的毛泽东开口道。
“各位老帅和将军们都听到了吧？主席又一次下命令了：我们不仅要搞原子弹，也还要搞一点氢弹、洲际导弹。今后世界强国有的武器，我们也都得有一点。”周恩来炯炯有神的目光环视了一圈，口气往上一提，“10年，主席给我们下达的是10年时间先要搞出原子弹、氢弹来，大家有没有信心啊？”“有！”会上顿时响起一片欢呼。
周恩来和毛泽东会心地笑了。“哟，主席，我要先走了。那头我还有些急事去安排。”周恩来看看表，急忙跟毛泽东和诸位老帅与将军们打了声招呼，驱车回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说的急事，就是根据中央指示，尽快把王淦昌等一批中国物理学家接回来，以防不测。事后，秘密从苏联撤回中国物理学家的行动便开始了。王淦昌是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他借口回国汇报工作，从此离开了杜布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