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了从苏联回来的中国物理学家，关切地问王淦昌：“在杜布纳的几年还好吗？我们的人都从那边撤回来了吗？”“按照中央部署，大部分人已经撤回来了。大家现在都已经到各自的岗位报到，情绪十分高涨。”“这很好。你们在杜布纳联合所的一批同志都是我们国家核物理的骨干力量，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巨大希望。主席今天还特别指出，第一步，我们要用五六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再用四五年把氢弹、洲陆导弹搞出来。你认为可能性大不大？”周恩来将询问的目光投向物理学专家。
“我看是可以实现的。”王淦昌认真地点点头。
“好。有你这位专家的话，我心里就踏实多啦。”周恩来站起身，感慨道，“难怪格鲁谢林带领苏联专家撤出时对我说，‘你们有王淦昌，还怕造不出原子弹！’你还记得几年前我们一起会见过他吗？”“记得，总理，那次参加会见的还有苏方的阿尔齐莫维奇和我们郭沫若院长以及宋任穷部长。”“你的记性不错。那时是我们与苏联合作核科学的开端，仅仅几年，形势就变化得那么大。
今天一切得靠我们自己动手，你和同志们的担子不轻啊！”周恩来说得语重心长。
“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50多岁的王淦昌像一名刚上战场的年轻战士，站起身子，脚又用力一拢。
“嗯，有点像当兵的样。”周恩来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听说你化名了？叫——”“王京，北京的京。”“好王京同志，老规矩，今晚还是请你从物理学的角度给我介绍介绍原子弹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基础准备……”据王淦昌的随身司机介绍，那些年里，他时不时需要在节假日或晚上，送王淦昌到中南海西花厅的总理办公处。在那儿，王淦昌或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或是周恩来请他上一节“原子弹知识课”。“王先生常常一进西花厅就是好几个小时，几乎每次从西花厅出来后，他不是先回家，而是让我把车开到他的办公室。他总说总理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必须尽快找到正确答案。所以我常常见王先生为此而开夜车，有时一开就是一个通宵……”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岁月，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来说，国际国内的种种压力仿佛每时每刻都会像“阵阵黑云”袭来，王淦昌从总理的急切之中感受到了所肩负的重任。
从后来那些撤密的档案资料上我们知道，毛泽东、党中央为了实现我国独立自主地“搞点原子弹”，在王淦昌回国之前就抓紧开始投入了“596工程”的建设。当时兵分两路，一路是由李觉将军带领万名官兵开赴青藏高原的“死亡之地”进行未来原子弹试制基地的建设；另一路就是在北京西郊的那个“灰楼”里开展技术研制工作。后者由钱三强领头，下面是技术负责“三巨头”的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分别担任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的领导组织工作。
然而原子弹到底怎样才能研制出来？当时中国虽然有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著名物理学家和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中坚力量，但毕竟过去谁都没有直接接触过原子弹以及研制工作，从何着手呢？
“原子弹研制就像要进行一场战争，需要多方面全力配合协作，还要有巨大的物质条件保障。”一次，毛泽东找来钱三强，认认真真地听了钱教授的一番话后，大手一挥，对钱三强说：“放心，这件事中央会通盘考虑。只要研制工作需要，其他部门必须全力支持。”由中央出面，人、财、物肯定是不成问题的，关键的关键还是原子弹的研制技术。而技术工作的核心部门就在李觉将军担任院长、王淦昌担任第一副院长，及彭桓武、郭永怀领导的二机部（核工业部）的“九院”等三大部门。
“我从不迷信。既然外国人能造出原子弹来，我们中国人并不笨，也一定行，问题的关键，是要我们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工作作风，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王淦昌经常这样向他的那些“技术将领”和研制工作者灌输。由于研制原子弹涉及的知识与理论太多，好多新参与进来的同志都得加强理论基础学习，技术骨干也同样存在再学习和打基础的必要，因此在研制初期，王淦昌不仅一方面要抓紧时间完成好毛泽东和党中央交给的在“五六年时间内搞出原子弹”的艰巨任务，同时还得利用一切时间为参与研制工作的同志们“开小灶充电”。
“王先生在工作中是最讲效率的，谁拖延工作就得挨他训。有一次他让理论部主任邓稼先完成一项计划，邓晚了一天，被王淦昌狠狠地批了一通。”朱光亚同志曾提到当年“王老批‘娃娃博士’的趣闻。”邓稼先后来在研制两弹中起了重要作用，堪称“两弹元勋”之一。那时邓稼先和周光召等都是王淦昌手下的干将，所以王淦昌对他们的要求自然格外严格。
“你们想想看：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在广岛和长崎投的原子弹，为什么几乎所有重要的建筑物都倒了，而一些烟囱却好端端地挺立在那儿？想一想，这是很有趣也很有学问的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离不开对国外原子弹研制过程的研究与比照。王淦昌常常把自己已经弄清楚或尚没弄清楚的问题交给大家讨论，而每一次讨论就是对研制原子弹工作的推进。
原子弹的核爆炸过程之巨大，可以摧毁一个城市与区域。在这复杂而巨大的爆炸过程中，王淦昌需要回答一切必须回答的问题，同时还要与实验的结果相符。为了弄清这些高难度的问题，王淦昌会几天甚至几个月不能静下心来。
“走，今天太累了，你带我到王府井转转。”王淦昌往车里一坐。许久，司机毫无反应。他火了，“怎么回事？我的话没听到？”“王先生，对不起。你的话我都听到了，但我不能带你去。”司机一脸委屈。
“为什么？”王淦昌一脸茫然。
“这是中央给您定的纪律。王府井那儿有不少日本人，您一露面，说不准有人认出您来，所以我们不能去……”“哟，我把这事给忘了。”王淦昌回过神来，连忙给司机作揖，“对不起，对不起。”说完，他无奈地瞅瞅四周，独自往“灰楼”旁边那块荒地走去……
核武器爆炸过程，实际是物理作用的过程。掌握它，还得回到核反应前的爆炸压缩过程。怎样掌握这个过程呢？
王淦昌的脚下突然被荆棘绊了一下，脑子里闪出一个伴他几十年科学实验的“宝贝玩艺”——云室。没错，用云室照相可以获得X光照相的效果。
“小伙子们，今天请你们到我家去一趟。”第二天，王淦昌让后勤要来一辆车，然后叫上两名年轻同志跟他上了车。两个小伙子一听乐了，心想王先生是否又要请他们尝尝他家乡的阳澄湖大闸蟹。到了王家，这两个小伙子知道“上当了”：原来，王淦昌让他们从床底下拉出一大堆“古董”来。
“小心小心，这是从美国带回来的。是我的心肝宝贝呀！”看着王淦昌轻手轻脚，小伙子们也只好卖力起来。
“嘿嘿，下回我一定请你们吃大闸蟹，正宗阳澄湖的。”大科学家一说起家乡的事，就仿佛年轻了好几十岁。
王淦昌一头扎在他利用云室拍摄R射线的艰苦工作中。那时我们的许多基础技术非常落后，整个原子弹研制工作中只有几台很低级的计算机，而且包括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大多不会使用计算机技术。因此那台被中科院负责人张劲夫同志称为“有了”的计算机分给了核物理学理论家周光召他们。中国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于1958年，当时是电子管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后来为了给研制核武器用，又在1959年生产了第二台计算机，晶体管的，比起第一台计算机不知强了多少倍，但即使这样一台计算机，在今天连小学生都会嫌它水平太低，因为它的运算能力到不了“286”水平。我们的前辈太了不起了，他们用最低级的技术条件进行着最尖端的科学研制。
王淦昌是个“计算机糊涂”——他一辈子就没入计算机的门，所有最繁杂的计算都是靠笔头功夫。当时利用云室进行R射线的拍摄就更不可能用计算机技术了，只能靠手工一张张地拍摄，那云室本来就屁股那么大一点点地方，黑咕隆咚地整天钻在里面能不难受吗？再加上R射线拍摄的不是普通的照相，R射线本身就是有放射性的。一天，一位年轻同志干着干着就没个姿势了，王淦昌一看就来火了：“像你这样怎么能照上什么东西吗？胆小鬼，走开！”说着，他自己动手，一干一整天。当他完成一批拍摄任务后走出云室时，才似乎发现了“一个不小的问题”：“嗯，小青年跑哪儿去了？哟，是我把他训跑的。得，赶紧向他赔礼道歉去！”“囡囡同志，对不起哟，昨天是我的错，脾气太大、太急，向你道歉。”王淦昌找到那个年轻人，毕恭毕敬地说。王淦昌是原子弹研制中资格最老的大科学家，能如此平易近人，谁还能计较什么？年轻人臊得无地自容：“王先生您千万别这样，是我的错。是我工作不认真…
…”王淦昌欣慰地笑了，拍着小青年的肩膀，语重心长道：“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当年在苏联杜布纳工作时怎么发现负超子的吗？其实没什么秘密，就是靠我们几位同志不辞辛苦日以继夜地拍摄片子，然而再夜以继日地一张张检查片子，中间不能有一点点差错。最后我们真的成功了。
科学工作就是这样，要有不怕苦坚持到底的作风，才能出成果。”“我一定听您的，王先生。”在世界核武器史上，几乎每一次成功的研制就像发动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当年美国人在进行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时，动员了75万人参与。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工程一直由30万—40万人组成的一支“秘密部队”和同样人数的几十个特殊部门参与，并且坚持了近20年时间。中国有多少人参与了原子弹试验？我从已经“透秘”的几本书中看到有6位数以上的人参加。其实这仅仅还只是在第一线的人马，至于那些配合“596工程”的后备军就不知其数了。王淦昌和钱三强、彭桓武、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是整个核研制的总导演，不仅要统领全盘棋，更重要的是要攻克技术难关。1960年至1964年，中国什么样？三年自然灾害，共和国除了精神富有，其余都陷入了困难的境地。这段岁月对王淦昌等埋头攀登科学尖端技术的科学家来说，实在是最艰难的岁月，不可能有机会获得外界的先进技术资料与信息。
美帝国主义国家早已封锁了我们陆上和空间的所有通道，我国连一些稍稍先进的技术与资料都不可能从正常渠道获得。
有一次王淦昌与周总理见面，他就直撞撞地请求道：“总理，我真想请求能以我的真名出国访问。那样的话，我可以从不少朋友那里带回一些在他们看来是根本用不着的‘垃圾资料’和‘垃圾设备’。”周恩来听后笑了：“王先生，你只要一出去，即使捡垃圾，人家情报部门照样会把你抓起来。知道吗？自从你们几位著名科学家突然从日常生活中‘消失’后，好几次有外宾问我是怎么回事？问我们是不是也在进行‘曼哈顿工程’？我只能用外交辞令告诉他们，‘王淦昌等先生做着他们所一直从事的专业，很忙，所以不大露面嘛。’你要是往国外一跑，那帝国主义的情报机构可是巴不得呢！”关于中国科学家怎样在完全被人封锁的条件下研制出了原子弹等核武器一事的秘密，几十年来一直是西方世界为之不解的一个谜团，也是西方敌对分子经常攻击我们的一大“嚼舌头根”的事。直到今天，当北约野蛮轰炸南斯拉夫，悍然袭击我驻南使馆事件发生后，美国人一方面狡辩，一方面又无中生有地炮制了一个《考克斯报告》。
这个报告谎称我国在六十年代就“窃取”了他们的核情报，并且煞有介事地说到了我们的“情报部门”特别窃取了他们的“激光模拟核爆炸”技术。这种毫无根据的捏造，立即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反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在5月31日针对美国的谎言，在记者招待会上严正指出：“《考克斯报告》荒唐可笑。我这里顺便告诉大家一个事实，《考克斯报告》中提到的激光模拟核爆炸，本来依据的是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先生1964年得出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思想，中国从来没说其他国家使用这一思想是窃取。中国核武器是独立自主开始研制的……”这段话很明确地表达了一个事实：中国的核武器研制理论与技术，都是由我国科学家自己研究出来的，而且有些技术如王淦昌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不仅是我们中国自己研究核武器技术的宝贵财富，同时还被外国核试验广为运用。
1982年，美国海军实验室粒子束聚变研究室负责人库珀斯坦博士在中国参观了中国同行的实验室，在听取了王淦昌先生等中国科学家在加速器的物理和工程设计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在实验现场观看了中国电子束打靶的结果后，称赞中国的加速器物理设计考虑得比较周到细致，把计算机的模拟计算方法也用于了加速器的设计。库珀斯坦特别说，美国虽然也建造了许多台比中国规模大的加速器，但在物理设计方面所做的分析和计算不如中国全面和深刻。
王淦昌对自己在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方面的科学成就也情有独钟。
1992年5月3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上，王淦昌的学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他的导师发言之前问道：“王老师，在您所从事的众多科学研究中，您认为哪项是您最为满意的？”获得世界上最高科学奖的学生向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老师问这么个问题，顿时引起了全场的关注。几乎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王淦昌。其实会场上很多人心里帮着他们尊敬的王淦昌先生回答了：“还用问，成功地研制了中国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呗！”但是错了。
只见王淦昌的脸上习惯地露了一下那孩童般的笑容，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道：“我自己对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因为这在当时是个全新的概念，而且这种想法引出了后来成为惯性约束核聚变的重要科研题目，一旦这个科研题目得到实现，这将使人类彻底解决能源问题。”话音刚落，李政道等科学大师们带头热烈鼓掌。是的，因为大家心里清楚，王淦昌作为中国“两弹元勋”，他的一生中最辉煌的和对中国作出特别贡献的，无疑是领导和参与了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而作为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早年在柏林大学提出的发现中子的建议、在抗日战争时的浙江大学里提出了中微子实验方案，以及在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里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等划时代意义的成就，都可以归为“满意”的科学研究工作。
1998年夏季的一天，王淦昌曾经说过，我一生重要的科学工作并没什么，对一名科学家来说，追求新的发明创造与新的发现才是真本事。王淦昌毕竟是位真正意义上的大科学家，他把人类研制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武器及几项有可能获得最高科学奖的发现和发明并没有放在“最满意”的工作成就之列。仅此，我们也足可以见到一位科学大师的宽阔、深远与慈善胸怀。
王淦昌自己讲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最早源于1934年世界上第一台加速器投入使用后不久便实现了氘的聚变反应，四年之后人类又实现了铀的裂变。尽管人类在裂变能源的发展方面超乎寻常的顺利，但裂变能源的探索却格外艰辛与曲折。就像一个彩色的谜，它既令许多有功利思想的科学家们想入非非，又使得那些脚踏实地的科学家们无所适从。因为这一课题太伟大了，正如王淦昌说的，一旦被攻克，人类的能源问题将彻底被解决。这个贡献绝对比任何一项诺贝尔奖和任何一种核爆炸更荣耀、威力更大。
有一日，上海复旦大学的谢希德教授见到了王淦昌：“王先生，您最近关注过激光吗？听说这种东西在国际科学界成了热门话题。”王淦昌先是一愣，然后又异常敏感地反问道：“激光？我怎么不清楚？”谢教授这一问，使正在专注研制原子弹的王淦昌意外地萌发了一个想法，“激光不是具有强度特别大、方向性好、单色性和相干性好的四大特点吗，尤其是前两种，如果把它引用到核物理实验中，不就可以创造出更神奇的效果来吗！”于是不久，王淦昌便想出了激光打击氘化铀靶产生中子的想法，而这实际上就是用激光打靶实现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科学概念的雏形。
王淦昌的这一“奇想”是在1964年初，也正是前方原子弹研制的最紧要关头，手头的要紧事太多，关于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事不得不放一下。1964年12月，当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王淦昌等有功人员纷纷被毛泽东请到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有一天小组讨论，王淦昌回单位取资料，说巧也巧，中科院上海光机研究所的邓锡铭副研究员瞅见了匆匆而过的王淦昌，便一声“王老师”把他叫住了。
“哎，小邓呀！你最近在做什么？”王淦昌到过中科院上海光机研究所几次，知道邓锡铭这位年轻有为的光机专家。
“我们刚刚进行了一次钕玻璃激光器试验，发现在激光束的聚焦点上，空气被击穿后光轴上出现了一连串火球。我们不知道那是种什么现象，正想请您帮着解释呢？”“真的？”王淦昌一听惊讶地叫起来，“这是个新奇问题。太有趣了！来来，我们坐下来谈。”王淦昌随手把手中的一份报纸往旁边的一个石阶上一放，自己先往上一坐，随即招呼小邓：“你知道嘛，我最近正在设想用激光束打击靶子的实验方法，如果这个方法在实验中成功，热核聚变问题将得到解决，那将又是一大科学贡献！”“王老师，请您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们一定按照您的要求完成好。”邓锡铭听后特别激动。
王淦昌看了看他，信任地点点头：“你晚上到我办公室，我把已经写好的一份论文稿给你看，它会帮助你指导实验的。”当晚，邓锡铭从王淦昌手中拿到了一份20页的论文稿。几天后，邓锡铭把王淦昌的建议直接向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张劲夫同志作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