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在为我们的罪恶感到痛苦啊！（第556页）
但克里斯普斯长老只是片面地表达了基督的教义，他只知道“愤怒的上帝”，而忘记了“慈悲的上帝”。使徒保罗纠正了他：
基督教导我们热爱人要胜过憎恨罪恶，因为基督的教义是爱而不是恨。（第600页）
是的，正是爱，对上帝、对人类，包括对敌人的爱，使基督徒们在临死前感到光荣和幸福，显露出了甜蜜和宁静的表情。这决不可能是装出来的。他们一边热诚地祈祷，一边驯服地让人家把他们钉上十字架。在宽广的比赛场上，十字架组成了一座树上挂满人体的丛林。
没有一个人呻吟，也没有一个人乞求怜悯。有的殉难者挂在那里，头斜靠在肩膀上或者耷拉到胸前，像是睡着了似的，有些教徒像是在沉思，有些仰望着上天，嘴里还默默地祈祷着。（第601页）
但基督徒的从容赴死和沉默绝不表示他们的软弱，而正表示出他们强大的信心，所以在他们的沉默中有一种凶险的气氛。这一点已经明显地表现在克里斯普斯面对尼禄皇帝两眼射出的火焰似的目光之中。克里斯普斯在十字架上大声叫道：
杀母的凶手，你灾难临头了！……你就要遭报应了，……你这个残杀妻子和兄弟的凶手！你就要灾难临头了，你这个反基督的暴徒！地狱将要在你的脚下裂开大口，死神已经向你伸出了手，坟墓正等待着你。你就要遭报应了，你这具活僵尸！你将在恐怖中死去，你要受到世世代代的诅咒！……（第602页）
皇帝当着成千上万的观众遭到这顿痛骂，吓得连手中的眼镜也掉了下来。他手下的人连气都透不过来，其中以基朗，这个反复无常、唯利是图的阴险小人，杀害无数基督徒的怯懦的告密者和无耻之徒，所受到的震动最大。几天之后，在皇帝举行的以火刑柱为主题的“观赏晚会”上，基朗劈面遇到了被绑在火刑柱上的格劳库斯医生。基朗曾出卖过他，使他失去了妻子和儿女，把他交给了强盗，后来医生以基督的名义宽恕了他的罪行，可是他又一次把医生出卖给了刽子手。此时此刻，牺牲者和凶手四目相对，基朗想要逃走，可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他突然觉得双脚像铅块似的沉重，他觉得好像有一只肉眼看不见的大手以超人的力气把他按在火刑柱前。他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只觉得胸中有一种东西要呕出来，有一种东西正在消失。他觉得他身上的血液过剩，痛楚难忍，他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就在眼前，而他身边的一切，无论是皇帝、宫廷侍从，还是观众，都消逝不见了。他只觉得他的身边是一片无边无际幽暗可怕的空虚，在这片空虚中，他只能看见受难者的那双对他进行着审判的眼睛。……他突然摇晃了一下，向苍天伸出了双手，用撕人肺腑的可怕声音叫道：
“格劳库斯！以基督的名义，宽恕我吧！”
四周一片寂静。在场的人都打了一个寒噤，所有的眼睛都不由自主地朝上仰望。
那个受难者的头轻轻地动了一下，接着大家听到了一种呻吟似的声音从木柱顶上传了下来：
“我宽恕你。”（第626—627页）
在刑场上，当着群众的面，施刑者、迫害者向受刑者、被迫害者请求宽恕，而受刑者、被迫害者竟然宽恕了施刑者、迫害者，这是旷古未有的奇迹。这时基朗站起来，神采奕奕，仿佛换了一个人。他转过身向着群众，以最大的声音喊道：
“罗马的人民！我要用我的性命起誓！他们都是些无罪的人，纵火犯就是——他！……”
他用手指着尼禄。（第628页）
基朗终于受到使徒保罗的洗礼，成为最虔诚的基督徒，并死在酷刑之下，直到死也没有背叛自己最后的信仰……
如果说，维尼兹尤斯的皈依基督还有他对莉吉亚的爱情作为解释、作为一个过渡，那么基朗也成为基督徒，这件事就纯粹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它使统治阶级也感到了极大的震惊，并开始认识到，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基督徒，取得了并正在取得胜利。
小说以尼禄的倒台和可耻的被处死为结束。虽然在历史上，基督教的正式被承认还得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反复磨难，但基督徒对暴君尼禄的精神上和道义上的胜利无疑具有关键性的巨大意义。美国历史学家威利斯顿·沃尔克在其《基督教会史》中对此评价道：“许多基督徒在梵蒂冈花园中受严刑拷问致死，尼禄使他们的殉道极其悲惨……但是罗马的教会并未被消灭，反而更坚强了。”恩格斯在其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再版导言中，也以早期基督教在罗马所遭受的迫害及其导致的基督教的最终胜利，来鼓舞社会主义者们为新的理想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吴承恩笔下的唐僧的赤诚与早期基督徒的虔诚，特别是他们在对待死亡问题上的态度了。在《西游记》中，唐僧的信仰是不彻底的、虚假的，他嘴里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一旦被妖魔擒获，要杀来吃肉，便只有暗暗垂泪叹气。更有甚者，乃至出卖自己的徒弟以保住自己的性命。如第五十回写悟空化斋未回，八戒和沙僧捡了人家两件衣服穿了，不想中了独角兕大王的圈套，将三人拿住。唐僧滴泪告饶道：
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的，因腹中饥馁，着大徒弟去化斋未回，不曾依得他的言语，误撞仙庭避风。不期我这两个徒弟爱小，拿出这衣物，贫僧决不敢坏心，当教送还本处。他不听吾言，要穿此晤晤脊背，不料中了大王机会，把贫僧拿来。万望慈悯，留我残生，求取真经，永注大王恩情，回东土千古传扬也！
这段话令人叫绝。先是打出自己不同凡响的身份：“大唐钦差”；然后说是“误撞”，表示了认错的态度；接着马上是“窝里斗”，以出卖自己的同伙标明自己心地清白；然后是求饶，卑躬屈节之态可掬，其人格还在猪八戒之下；最后又许以好处，答应将来把个无恶不作的魔头当作正人君子来千古传扬：这一切，最终是为了活命。
当然，抽象地说，唐僧的信仰也可以说是坚定的，这从他明知西天路上有妖魔却毅然西行并坚持到底、从不退缩可以看出来。但他也是现实的，知道一旦命都保不住，那就一切都完了。他的信仰始终是此岸的，不相信死后还会有什么幸福可言。中国有理想者们的眼光，顶多是力求做到无愧于历史、“汗青”；对于离开这个现实的世界，对于死亡，中国的殉道者们虽然也有“死而无憾”一说，但毕竟是恋恋不舍的，少有对即将到来的“幸福”的渴望和欢乐；他们也许感到悲壮，却并不感到甜蜜，也许有自己成了“天道”的一次性工具的自豪，却没有投身于彼岸世界以实现“真我”的“高峰体验”的满足。
因此在中国，一个人要有信仰是很难的，它要求这个人道德上首先要纯洁无瑕，成为圣人和超人。禅宗的“顿悟成佛”看似容易，但真正有“悟性”、能顿悟的人也还不多，是少数慧根高深的天才的事。所以，一旦自认为成了“正果”，道德超人们总是表现得盛气凌人、居高临下、刚愎自用，对别人拳打棒喝，成了他人的救星。对这种人，群众只可能有一种敬畏，而不可能、也不允许有一种平等的爱。
西方自基督教产生以来，随着“每个人都有罪”（原罪）的教义一起，一种谦和、博大的忏悔精神就开始渗透于西方人的人格结构之中。这种忏悔伴随着人的一生，在人临终前达到最**，要特地举行忏悔的仪式，因为基督徒对人在世俗生活中可以洗净自己的罪恶已经绝望，而把希望唯一寄托于来世。
这样一来，基督教的信仰就成了一种普遍可行的信仰，而不是唐僧那种“唯我独诚”的信仰。每个人，不管他犯过多么不可饶恕的罪行，只要他愿意信仰基督，他就有了获救的希望。这取决于他的自由意志，取决于他发自内心的爱，而与他曾经多么卑劣和下贱无关。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爱的力量，使基督教迅速地在下层人民群众中渗透和扩展，成了一种“世界宗教”。唐僧对付西天路上的妖魔只能用暴力，因为他没有爱；基督教却通过无所不包的“博爱”，而使它的敌人，包括像基朗这样的恶魔，都转变成了它的忠实信徒。
总而言之，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中，除了对现实处境的直接感受外，并不存在对于个人灵魂得到拯救的需要，因为这种人格不是冲动型、爱欲型的，而是平静如镜的；每个人的良心、本心或真心都如同赤子，不可能自己去犯罪，凡罪过都是外来的污染，因此也只有靠每个人回复自己的本性来清除污染，抗拒腐蚀。至于一意犯罪、失了本性的罪犯，则已不被看作是人，而被当作不可救药的禽兽、害虫、妖魔鬼怪，是只能由暴力或刑罚来对付、来儆戒、来剪除的。
中国人的人格归宿不在现实之上，而在现实之中；不是要超越现实，而是要适应和洗刷现实；不是要追求未曾有过的东西，而是要“返本还源”“返璞归真”，恢复早已有过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一切理想主义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