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东西方双方发展的客观历史逻辑，只有两种方式：保存自己的文化基因，吸取对方的文明成分。没有自身文化主体内在的驱动力，主体文化就会异化，本体文明就会消亡；没有吸取对方的先进文明，社会就停滞不前，不能获得继续发展的新能量。这是人类文化史，特别是东西方相遇五百年来的历史告诉人们的真理。
二、文化差异带来的东西方治理思想差异比较
东西方文化差异，带来了非常明显的治理方法论上的差异，简单归纳可以看出如下的不同：
治理目的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治国之道，抑或是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上善若水”式治理思想都有着其明显的政治性，即安邦定国，追求政治局面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和谐，带有相当积极主动的价值导向型的治理目标。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突出表现为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方法。西方治理不太注重为治理设定一个民族或国家目标，通常只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守门人”，进行例外处理、危机处理等消极被动的去价值化的治理。
约束方式和激励方式不同。西方文化认为，人是自利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中国统治者（治理者）则偏向于用伦理道德来教化人，“以德治天下”，要求管理者推行仁政，和善天下，遵从礼法，刑罚只是德治的一种补充。
决策方式不同。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精神之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社会治理，领导者的决策都有自己相对独特的方式。西方组织上下级之间的权力距离较小，谁最了解问题，谁最有发言权。西方文化历来注重个体独立，再加上相关管理者拥有丰富的治理理论和实践经验，所以在决策时主观性比较强。而中国不同，由于文化和制度互相强化的原因，而且历代的开国统治者大都是“以暴力得天下”，政权的合法性长期受到广泛质疑，因此不善于、也不敢对下级进行授权，政府上下级之间存在较大的权力距离。朝廷内部等级秩序森严，权力越大，享受的特权就越多，上级对下属有强大的控制手段，而下属对上级有强烈的依附心理。
思维方式不同。现代西方是以科学的理性精神作为主要的思维基础，偏重于分析思维。确认科学中普遍盛行的经验的校准性、数量的精确性、实验的判别性和理性的权威性，以科学原则为社会的生活原则，并以此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准则，管理中注重实证与依据的规范性和严谨性。而东方文化是以儒家的文化为核心，主要体现在以伦理思维为主的灵性思维方式，是一种非理性的直觉思维方式。其思维方式是综合思维、形象思维。思维上整体优先，从整体到部分，体现在管理领域，擅长战略决策，不注重精确性和实证性。
中西方文化的传统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治理方法论也不同，治理思想当然就有差异，但是它们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它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治理规律。但两种文化是互补、兼容的，从历史观点看，甚至是共生的，特别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只有把两者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可持续地进行治理。[43]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到来，为中西文化的汇聚和融合，为中西国家治理模式的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升级，乃至治理思想、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走向趋同、重构和同构，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落地的工具，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模式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文化观，导出中华文化治理理念
中华文化最核心的文化观，也就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所达成的世界观、生命观和宇宙观。如果说，治理理念和原则是“术”之所出，那么，文化观就是“道”之所依。
（一）中华文化哲学理念：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基本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解读：
第一，宇宙的本真状态是生命秩序的和谐。“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涵盖了生命发生和展开的过程，宇宙观也是人生观、生命观，呈现着各种生命过程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感应、相互贯通的有机联系。“天地之大德曰生。”
第二，人类只有实现自身生命秩序的和谐，才会拥有真正的生命。作为生命整体有机构成的人类，与宇宙万物一样，具有生长发育的本性。例如，孟子就对人的本性有明确的解释，认为它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本身拥有的仁爱的力量、正义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和秩序的力量。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最终是为了使爱心更加丰富，使尊严更加稳固，使社会更加和谐，使理性能力得到提升。只有使最真实的本性得到表达，人类的生命过程才会得到完整的显示。
第三，宇宙整体生命意义的彰显依靠人类的德行。《论语》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宇宙意义的彰显离不开人类的实践活动，对生命本性有所彻悟的人类才能发现宇宙的意义。《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只有对生命本性有所彻悟，人类才能参与天地万物的大化过程。曾经有朋友指着岩中花树问王阳明：“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微笑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心即理”，万物存在于心内。天人合一充满对万物前途与命运的深刻关切，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包容胸怀，从哲学上反对“物我二分、人我二分、身心二分”。
（二）中华文化价值理念：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说天下是全体人民乃至全人类的，而不是一个国家或个人的，并提升到“大道之行”的高度。这是一种关于美好社会的政治理想，和现代文明遥相呼应。
中华文化注重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将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中华文化把性情和智慧的成长，看得比物质利益与经济权益的满足更加重要，所谓向内心追求。而中华文化中的天下观念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中华文化的天下是一个以民心为凭借、可以无限延伸扩大而连续展开的文化—生活空间。
所谓“得天下”，不是获得了多少土地，而是说获得多少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正如荀子所说：“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意思是：得到天下，不是夺取他人的土地并使之服从自己，而是说对人性的示范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同。在中国政治思想中，没有不可化解的绝对敌人。难能可贵的是，中华文化主张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的内在一致性。中华文化的主流精神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处世之道，强调文以载道、柔以怀远，通过仁义教化来以德服人，主张协和万邦、兼济天下的王道，反对唯我独尊、唯利是图的霸道。
（三）中华文化文化理念：和而不同
“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性质不同的金、木、水、火、土在一起才能生出百物，而“同”则是只有一种结论、一种观点、一个声音。“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释三家都主张和而不同，这并非巧合，而是中华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儒家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道家认为，事物的多样性甚至会表现出极端对立的特点，但就是在这种对立中才显示出事物统一的深刻性，事物的多样性才使宇宙充满活力。佛家认为，从缘起关系来看，任何事物都相互依存，“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都是真相的显现。对某一事物可能会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认识，而且会有成千上万的理由去选择成千上万的行为方式。这些方式都是平等的，其中是相互包容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推进问题的解决。
“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造就了中华民族宽厚包容的性格，对自己独特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有自觉自信，同时对与自己不同的文化方式抱有欣赏和肯定。[44]
四、从文化比较到文明比较
人类社会的综合研究告诉我们一个重大结论：文化各异，文明趋同。特别是世界进入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今天，综合融合各大文明系统的优势，将是下一阶段世界文明的主要特征，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策略诉求。
（一）人类文明的过去——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
先进文化和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的最重要的源泉。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长期共生、冲突、融合的，也可称为大陆文化。古代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就是游牧文明的典型代表。游牧文明的特点是：逐水草而居，依水草而牧。哪儿有水草哪儿就是家；有了水草，就有了牛羊，有了牛羊，就有了向往的幸福生活。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生活方式的流动性。由于水草很大程度受大自然的气候所决定，加之在广阔旷野中总是不时遭遇到野兽侵袭，造成了游牧生活的不稳定。因此，游牧部族就要征服其他民族，以便夺得水源和草地，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
悠长的中国历史上，北方的游牧民族的一次次南下，就是一次次厮杀和被厮杀，一次次丰盛的收获或徒劳的奔波。对南方的汉民族的掠夺，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幸福，却是汉民族的梦魇。在宽阔的草原上如骏马般自由驰骋，游牧民族的视野就相对开阔，他们的思想也就显得相对开放不羁。通常，游牧民族在性格上也就显得粗犷、勇猛和彪悍。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先民，祖祖辈辈所居住的大地，东南两面临海，海岸线蜿蜒漫长，这样的地理环境，也孕育了中国悠久的海洋文化。但是，中华民族所生活的东亚大陆，虽然面对着广阔的海洋，却由于以农牧业为主的经济生活，作用于其性格和文化选择，在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农业文明逐渐占据了东亚大陆文明形态的主导地位。虽偶有海洋文明出现，但一直未能上升至主导地位。可以肯定，中华文明以农业文明为主流，海洋文明则居于从属的地位。
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华文明曾经是世界文明最重要的类型。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纺织、造船、制瓷、造纸、印刷、火药、建筑等行业上的成就，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令世界各国望尘莫及。因农耕文明创造的持久且灿烂的传统文化，维系了中国社会长期的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