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农耕文明对于中国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具体可体现在：
农耕文明容易产生循环和恒久不变的保守意识。农业活动，是简单重复、稳固又闲适的生活方式，数千年以来，中华文化中，充斥着对自然、人事的或循环或恒久的诠释，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是政治生活中周期性的兴衰更迭、治乱合分；如中国文化以金、木、水、火、土喻指所谓自然基本元素的相生相克，永不停息。
不难理解，年复一年简单的农业劳动再生产，人们很容易产生恒久不变的意识，因为农业的生产方式所体现的主要特征就是忍耐的、静止的。所以在中华主体文化中，“天不变，道亦不变”几乎成为定律。而从遥远的《易经》时代，流传下来的微弱的“变易”观念，也被笼罩在恒久的“不变”当中，所以，人们最后的原则是：凡人凡事都“万变不离其宗。”
农耕文明容易营造稳固和执着的本位文化意识。这就决定了中华文化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多次遭遇外来文化，但核心内涵却始终屹立不变。这样的“文化交流”态度，很难实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真正深入的相互融合，更多的情况是外来文化被曲解、被消解，最后生成的依然是“以中华本位文化为中心”的文化景观。事物如不发展，则往往走向衰退。中华文化的亘古不变，难以完成自我提升，与此不无关系。
另一方面，稳固和执着的本位文化精神，却又极易生成片面的宽厚和盲目的包容，例如中原的大陆文化，对于外来的几大世界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所包容，一人可以同时信仰几种宗教，崇仰几个宗教的神明。人们普遍坚信的理论是“祭神如神在”“信神则神在”。归根及底，中国文化中，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中国人所信仰的神，早已不再是原来的神，最终还取决于人们自己的内心塑造和实用主义需要。
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国人务实的文化心理。农业生产需要极为坚忍的性格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空话无补于农业的收成，弄虚作假同样不会有好的报偿。实心做事，必有收获，所以中国人往往坚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可见，务实精神是农耕文明在实践中导致的必然的心理趋向，而这种心理趋向在古代中国圣贤的思想论述和弘扬中又不断得以强化，最终演变成一种心理的和实践的准则。
“巧言令色，鲜矣仁!”在孔子眼里，“巧言”就是一种不务实的表现，而君子应该做到“刚毅、木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古代历史中，儒家的这一教诲一直是中国人的基本行动准则，违背这一准则必将受到针砭或批评，所以像张仪、苏秦这类纵横家尽管是重要的历史名人，但在史书中极少得到褒奖，因为在务实的中华文化中，“反复欺诈之臣”就是不务实的代表。
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华民族中庸的文化品格。“华夏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由于农业生产来不得冒进和懈怠，农业耕作最正确的态度只能是踏实的、持恒的、不温不火的态度。其中，掌握“中”的度最为要紧。
可以肯定地推断，中庸之道只能以农业文化作为生发土壤，其他文化类型都不可能导出这种整体心理取向。“中庸之道”之于社会生活，明显的表现有平均主义理念、求同存异精神和不偏不倚的处世态度。
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华民族和平至上的品格。传统的农业生产是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与外界基本处于半隔绝状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极难承受社会的变故。历史上每次社会动**，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肯定是农民。他们恬静的生活是建立在稳定的社会环境基础上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与世无争；“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人们认为这样的生活状态最为安全。
这种生活方式和心理诉求，必然导致和平至上的品格。而这种品格诉诸的必然是和平的、与人为善的，甚至是逃避问题的生活原则。在汉代就有和亲之举，晋代有桃花源的理想，宋代有以偏安懦弱求和平的国策。当然，和平主义走过了头，不只是懦弱，甚至会变成投降主义。
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华民族强烈的家族本位意识。农耕文明的典型特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家庭或由家庭扩大化的家族是社会的本体，社会是无数个家庭或者家族的集合，国是家的放大。在人的确立和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家既是个人生命的来源，又是个人经济的依靠和政治生活的起点，人们往往特别重视家庭的伦理关系和个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有着强烈的家族本位意识。传统社会中，这种意识抑制了人的个性，却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和谐与秩序，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国最崇高的文化理想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四者的出发点就是“家国同构”。
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国民族“重人伦轻自然”的社会观。农业生产几乎是一种千年不变的简单再生产，传统农耕文明不需要对诸如土地和农具等生产资料有太多了解和更新，因此，以农耕为生存依靠的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长期而稳定地居住在一起的家族内部的人伦关系和人事问题之上。一个保留至今的典型的人伦案例就是，中国人对亲戚关系的种种称谓非常的繁复、讲究，来自父系血缘和母系血缘亲戚的称谓就完全不同，同一血缘的长幼亲戚称谓也完全不同。
中华文化，对维护家庭或者家族内部的父子、夫妇、长幼、妯娌等人伦关系的需要，远远超过对宇宙、对自然以及对生产技术探索的需要。中华文化注重“天人合一”，为“天”赋予了更多人的情感和价值观念，它不是自然的“天”，而是人化了的“天”。当然，对于自然和技术的漠视，最终导致了科技的落后，这是中华文化的遗憾，或者说是农耕文明的遗憾。
农耕文明养成了中华民族“崇老尚古”的历史观。农耕文明不奢谈更新，简单的农事活动对于经验的依赖性，要比对技术的依赖性强，所以，中原人崇尚由他们的祖先或长者传授给他们的经验与美德。他们以尚古为美，尊祖敬宗，经验至上，注重道统，求稳喜静，厌恶变革。
在政治生活中，人们也尊崇“法先王”，“先王之法”须臾不可更改。在日常生活中，老者长者，既是家长，又是师长，他们是经验和传统的化身，他们是智慧和德行的典范。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崇老尚古的历史观，肯定也阻碍了变革与创新。[45]
与农耕文明相对应的是海洋文化。
人类的生命缘起于海洋。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如人们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生成的生活方式，包括经济结构、法规制度、衣食住行、习俗和语言文学艺术等形态，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海洋文化中崇尚力量的品格，崇尚自由的天性，其强烈的个体自觉意识，其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开创意识，都比内陆文化更富有开放性、外向性、兼容性、冒险性、神秘性、开拓性、原创性和进取精神。
中华民族的中原地区，主要属于大陆文化的代表，虽然海洋文化没有在中华文化的大家族中占据主流地位，但中国的沿海地区也是人类海洋文化的缔造者之一。然而，世人所推崇的近现代意义上的海洋文明，最早的、最主流的发源地在古希腊。希腊地区的陆地部分多丘陵且土地贫瘠，并不适宜发展农业，却有众多大大小小的岛屿所组成的松散的群岛，为了生存，希腊人天生就必须向海洋发展。希腊人生活在海洋上，以海为生，从事打鱼捕捞、经济贸易活动。面对着变幻莫测的大海，他们想要生存就得团结一致，就要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就要有船长、水手、工匠等不同职业，在工作中互相协作，以求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在利益的分配中就要讲究平等合理，在群体内部就会讲求民主自由。
在浩瀚广袤的大海面前，希腊人放眼四顾，胸怀大海。在大海面前，每个人的力量显得那样的无助和渺小，海洋文明之中的人们于是培养出**不羁、率性而为的天性。他们从事经济贸易活动，就学会察言观色，长于辞令，善于交际；他们扬帆远航，视野开阔，培养出了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对于外部民族，他们会进行征服和奴役，逼迫外民族为他们服务；对于外部民族的财富，他们就会进行疯狂地掠夺，显现出野蛮的秉性。
海洋文明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早在公元前3世纪的“马斯顿-希腊”帝国时期就发生了。创建了当时“已知世界”的最大的，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大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上具有显著地位。
首先，亚历山大在数十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群里，建立了当时领先的学术机构——博学园和图书馆，它们作为当时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圣殿，吸引了大批优秀学者来进行学术研究。其次，涌现出了繁盛的学术成就，表现在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等多个领域，为后世文化的传播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三，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文化建设，这些城市群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希腊人、埃及人和犹太人是亚历山大城市群最主要的三个居住民族，希腊文化与埃及文化、希腊文化与犹太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构成了当时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第四，亚历山大征服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使希腊和中东民族开始相互密切往来，极大地丰富了这两个民族的文化。亚历山大在世期间及其身后不久，希腊文化迅速传入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以色列和埃及。又由于跨越欧亚大陆的长途征服，亚历山大还把希腊的影响波及以前从未到达的印度和中亚地区。[46]
近代500年，随着航海大发现，海洋文明的兴起，欧洲接过了人类文明发展主线的火炬。葡萄牙、西班牙率先征服海洋，进而主宰世界一个多世纪，孕育了经济全球发展的萌芽。随后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等国，凭借变革与创新，相继实现了近代化的大国崛起。19~20世纪之后，没有太多社会包袱的美国，接过欧洲海洋文明的火炬，走上世界舞台中央，领跑世界，创造了工业时代的辉煌，体现了人类文明优秀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地理大发现时代，大致开始于15世纪中叶，结束于17世纪末。15世纪中叶，人类知识总和中已知的陆地面积只占整体陆地的25，航海区域亦只有全部海域的110；但到了17世纪末，人类知识总和中已知的陆地和海域都已达到实际的910，当然远洋探索依然继续着，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探索北冰洋和南极洲。
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开始了大量的文化、贸易交流，但同时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也开始出现。这个时期欧洲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其超过亚洲繁荣的基础。新航路的发现，对世界各大洲在随后数百年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对欧洲以外的民族和国家而言，地理大发现所导致的影响是多重性而矛盾的。除了物资交流外，地理大发现带给原生居民的常是死亡和占领，也是一部长期的大侵略史。
地理大发现对全世界，尤其是欧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它让地中海沿岸的经济活动进入了数千年来最活跃的时期。起初，地中海的权力和财富掌握在意大利与希腊人手里；随着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阿拉伯人开始崛起于地中海；其后，葡萄牙与西班牙等国进行了收复失地运动。伴随着新航路拓展、环球航行的实现，意大利城邦失去了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欧洲的重心转移到伊比利亚半岛上。19世纪，北欧的法、英、荷三国开始主导大西洋的经济活动，其中部分国家的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远洋探索的展开，跨洋的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海外贸易累积的财富激发了欧洲人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事业，促使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发展，最终直接或间接地激发了帝国主义。治理方面，在欧洲社会结构方面，商人们先后取代了北欧和南欧的封建领主，成为社会中最具权势的统治阶层。在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资产阶级逐步控制了各自国家的政治和政府。[48]
海洋文明具有开放性。海洋文明是一种不断从异质文化汲取营养的文明，而不是闭关自守的文明。海洋文明的开放是多方位的。从经济上讲，它是一种对外贸易依赖型的文明，扩展海外市场，开拓海外殖民地成为这种文明的最重要的经济要求；从社会人口上讲，它在不断吸收外来人口的同时，又不断向外殖民。从人类学来看，大范围、大规模的人口的流动，改良了人种的素质，又促进了文化和思想的开放。
海洋文明张扬自我与理性。人类从陆地进入海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征服海洋会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和进取精神。在希腊人的眼中，甚至神灵都不具备至高无上的权威，更不用说世间的凡人了。神和人都不是因其已有的地位，而是因其事功的独一无二性而受到称颂。尤其是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神也具有了人性，已经彻底摆脱了传统的“高大全”形象，失去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而是和人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缺点，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
海洋文明重视创新，富有进取精神。与陆地相比，海洋更加凶险而不可预测。从生存考虑，人们必须造出更大更坚固的船，更加准确地预测天气，必须依靠不断改进航海的船只、工具，才能尽可能保证自己在无常的大海中存活下来，因此促进了海洋国家的科技和手工业发展，这也使得西方国家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远远超越了东方。
海洋文明具有天生的扩张性。以希腊为例，最开始，很多工商业奴隶主在城邦进行买卖，那些适于发展工商业的城邦成为主要的目标，但是很多市场不能吸收这些商品，原材料也不能满足供应，所以，必须尽最大可能进行海外扩张。
所以在大规模殖民运动之后，在黑海、爱琴海、西地中海沿岸、南意大利、西西里岛，最远至叙利亚和埃及等地都建立了许多新的城邦，希腊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张了。这些地区的城邦有助于工商业奴隶主发展工商业，同时控制了海洋；而且，殖民地都紧紧临近海洋，希腊通过海洋进行贸易，不仅对自己国家进行贸易，同时很多多余的商品都输送到更多的国家，从而形成了海上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