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行进间，突然从东面传来隆隆的飞机声。抬头一望，三架飞机正向他们这支小队伍飞来。赵承绶和曹近谦立即跳下马来，和大家一起钻进路旁的高粱地里躲藏起来。
飞机在天上盘旋侦察，久久不去。
沈瑞心情复杂地说：“这要丢颗炸弹下来，我等才死得冤枉。”
杨诚说：“照会长看来应当不冤，他不一直要求我们，宁愿自杀，也决不能做共军的俘虏么？”
沈瑞说：“他要知道下面是我等，肯定会马上派轰炸机来。”
赵承绶颇有感触地说：“江山依旧，精神全非啊！”
三人顿时哑然。
这一次，他们住进了源涡东北的李焉村。两天后，一位老朋友前来看望他们。此人是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的副参谋长王世英。抗战时期，王世英是中共中央派到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处长，在克难坡住了好几年，他和二战区的高级将领们经常在一起共商抗日大计，和这四人都有过或深或浅的来往，但打交道最多的，则是赵承绶。所以对这四人的身份和情况，都十分了解。
交谈中，王世英先询问他们的生活，有何要求，四人都表示满意。他和赵承绶谈得多一些，相互忆述过去在秋林和克难坡时友好合作的往事，意在联络四名战俘的感情，稳定他们的情绪。王世英还嘱咐他们利用这难得的闲暇时间，多看些书，多了解些解放区的情况。四人送王世英出村的路上，还有人对他们拍了电影。
在李焉村，四人住的仍是正房，砖瓦房很齐整，至少也是殷实户人家。四人一室，吃饭仍由勤务兵送来，由四人自烧开水。山西野战军中将参谋长杨诚点火，第三十三军少将参谋长曹近谦扇风，第三十三军中将军长沈瑞抱柴，山西野战军上将总司令赵承绶添水，说笑中添了些苦中作乐的味儿。这些过去长期高高在上，享受着荣华富贵的军头，何曾做过这等俗事，弄得满屋浓烟滚滚，好像失了火一般，呛得他们咳嗽不止。
杨诚说：“过去吃的是烟熏鸭子、烟熏肉，我还是生平第一次喝这烟熏开水。”
说得大家哄堂大笑。瞬间，又哑然无声。
四名俘虏中，曹近谦包袱最轻，他说他哥哥是一名资深共产党员，在济南被韩复榘给公开枪毙了，按照共产党的政策，他应当算烈属，享受优抚待遇。再者，他这大半辈子只当幕僚，搞军教，从未带过兵，所以他显得很活跃。
整天长吁短叹，心事重重的是沈瑞，他常怀念阎锡山对他的知遇之恩，让他身兼数职，在晋中战役后期，他无力挽回败局，觉得自己辜负了会长的厚望，曾举枪自杀，被左右夺去枪支。当了解放军俘虏后，受赵承绶和杨诚的影响，才逐渐消除了寻死的念头，积极考虑如何立功。
赵承绶在解放区这段生活的感染和熏陶下，思想也有很大转变，胸怀逐渐开朗。
他曾对杨诚言：“丢了总司令，还我布衣身。”
杨诚帮他续了两句：“位高双肩重，无官一身轻。”
曹近谦嚷道：“嗨，写下来，落上款。以后我要当了叫花子，沿街讨饭，就拿这东西去换几个钱。”
这段时间，对四名俘虏的思想震**最大，影响最深的，是第十八兵团敌工部部长刘玉衡。刘系山西代县人，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学院政治经济系。四十岁刚出头，平易近人，和蔼谦虚，面容清瘦，看样子好像胃不太好，但目光炯炯有神，讲起话来，态度真挚诚恳，从形势到理论，有理有据，开人心窍。可他居然穿着打了补丁的军装，露脚跟的袜子，露脚趾头的鞋子，如此一个共产党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在四名军头心中，引起了一连串的问号。
杨诚说：“他是山大毕业，有很高的政治文化水平，工作能力也很强，这种人随便搁在哪里，都应该享受优厚的报酬和良好的生活待遇，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吃苦受累，竭智尽力呢？”
沈瑞说：“他不顾身心劳累，不讲物质追求，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这其间一定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超凡脱俗的精神追求才行。”
曹近谦说：“还有什么呢？共产党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也是会长穷尽心智，最想追求的东西。尤其是在军校和军官教导团，会长每次视察，对我们这些主持教学工作的人强调得最多的，就是要我们千方百计把共产党这股子超越物质追求的精神学过来，再用来对付他们，否则，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
赵承绶说：“看看刘玉衡部长的作派，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全都有了。”说到此抹了一把下巴，讴出一句，“花香蜂采蜜，为谁辛苦为谁忙？”
杨诚击膝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枣子初红，时近深秋，赵承绶打起了摆子，每天上午十几趟，下午十几趟，像穿梭一样跑厕所，他人又长得高大壮实，院坝上都生生让他踩出一条路来。杨诚、沈瑞和曹近谦都很着急。赵承绶这一年已经五十有七了，染上“秋后老来痢”是很可怕的。
赵却安慰大家：“不要紧，我每年秋天都闹痢疾，是周期性的老毛病了，死不了的。”
刘玉衡部长得知赵生病后，马上派来医生诊治，吃药与打针并举。刘部长每日数次探视，饮食护理，关怀备至。杨、沈、曹三人也是七手八脚，跑前跑后，递水端饭，左右不离。经过十几天的治疗，赵才病愈。
赵承绶的痢疾好了，心病也轻松多了，也觉得该替老同学徐向前干点什么有意思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