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周，某高校物理系学生自发组织“还原董明远公式”挑战赛；第二周，三位退休工程师联名写信，承认自己年轻时参与过“数据美化”工作，请求公开忏悔；第三周，一名自称“陈国栋之子”的网友发帖：“父亲临终前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董工，一个是自己的良心。”
舆论不再是单向声讨，而是**集体记忆的苏醒**。
与此同时，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悄然改组，新增五名独立学者席位，其中包括两位曾因“立场问题”被边缘化的老教授。
但风暴并未平息。
一天深夜，我接到陌生来电，是个女人的声音，带着浓重西北口音：“你父亲叫周建国，1976年任昆仑计划三号基地政工组长，1978年‘意外殉职’。你母亲带着你改嫁南方，从此切断一切联系。你以为你是孤身一人战斗？不，你是踩着他的尸骨走过来的。”
电话挂断。
我僵在原地。
周建国？那个在我记忆里模糊成一张黑白照片的男人？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普通行政干部，因车祸早逝。可现在……
我冲进房间，翻出母亲留下的旧箱子，在一本《毛泽东选集》夹层中，找到一张折叠多年的奖状复印件：
**授予周建国同志“先进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表彰其在重大科研工程中坚守原则、勇于斗争的事迹。**
下面一行小字：**因故撤销，原件收回。**
我又找到他唯一的遗物??一块上海牌手表。拆开后盖，里面刻着一行极小的字：
**“宁可身死，不可心盲。”**
泪水砸在金属表面。
原来我不是偶然走上这条路的。我是被血脉召唤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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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我们收到一封来自甘肃酒泉某养老院的信。字迹歪斜，却透着倔强：
>“你们说的都是真的。我是赵承志的学生，姓田。当年他被抓走那天，我去送饭，看见审讯室门口扔着半张图纸，上面画的是卫星轨道校正算法。我偷偷捡回来，藏了四十年。现在我不怕了，儿子说我再不说，坟头草都齐腰了。”
>
>附件是一张扫描图，算法旁边有铅笔批注：
>
>**“此法可行，但需修正地球自转扰动。若强行发射，偏差将达127公里。??赵”**
>
>而官方记录显示，1978年某次卫星发射确实偏离预定轨道百余公里，归因为“气象突变”。
我们拿着这份材料去找当年参与发射的老工程师王伯南。九十二岁的老人躺在病床上，听完我们讲述，突然挣扎着坐起，嚎啕大哭：
“我对不起赵老师啊！我当时就知道有问题！可领导说‘政治任务不容延误’，让我签字放行！我签了……我就签了一次……可那颗星，最后坠毁在西伯利亚森林里，差点引发国际争端啊！”
他抓着我的手，指甲掐进肉里：“孩子，替我说一声对不起……给赵老师，给国家……”
我跪在他床前，重重磕了一个头。
那一刻，我终于懂了沈明昭那句“赎罪”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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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我们在北京举办了一场非正式展览，名为《沉默的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