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到2014年间，他的七部作品德语译本得到出版：《红高粱》（2007）、《天堂蒜薹之歌》（2009）、《酒国》（2012）、《生死疲劳》（2009年与2012年出版于两家不同的出版社）、《檀香刑》（2009）、《蛙》（2014），及其自传小说《变》（2014）。其中，部分书籍为再版，例如《红高粱》（译著最早出版于1986年）一书多次再版。而莫言在德国的成功，可以说起源于同名电影的成功，该电影于1988年在柏林获得了金熊奖。《天堂蒜薹之歌》（译著最早出版于1997年）、《酒国》（译著最早出版于2002年）也是再版。也就是说，《檀香刑》《生死疲劳》《蛙》《变》为真正新译作品。他笔下的中国，可以说是充满乡土味或“历史感”的中国，对“中国文化的阴暗面和民族心理中噬人一面的冷酷”[13]进行反思。
2012年，廖亦武获德国书业和平奖。他的作品出版数目，仅次于莫言。廖亦武的作品如《中国社会底层访谈录》（2011）、《证词》（2012）、《洞洞舞女和川菜厨子》（2014）等书被翻译成德语。他的作品通常描述底层生活，政治批判色彩强烈，尤其受到当时德国媒体的喜爱。
位居第三的，是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他有三部译作出版，分别为小说《灵山》（2011）、充满孤寂感的《一个人的圣经》（2006）及小说集《给我老爷买鱼竿》（2010），该小说集收录了他1980年到1986年写的11篇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大都充满孤寂感，忧郁而压抑。作者在大陆时期的生活，都在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时代烙印。
从德国人对廖亦武、高行健的偏爱可以看出，“‘越是在大陆遭受政治批评的作家，越容易受到西方的重视。也就是说，西方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接纳角度，仍旧是新闻性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还有，观光性的。’这也表明西方并没有真正从社会文化上对中国文学及其中国形象给予认同。从这方面来说，高行健之所以能进入西方主流，与其所谓的“流亡作家”的身份不能说毫无关系。”[14]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情形逐渐发生改变。随着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增加、汉语在德国的普及、中德民间交往增多，德国对现实中的中国兴趣越发浓厚。
在这一时间段内，余华有两本作品的德译本面世：《兄弟》（2012）、《十个词汇里的中国》（2012）[15]。《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并未在中国大陆出版，该书用十个词汇，如人民、领袖、阅读、写作、鲁迅等词汇来描述历史回忆里的中国。作为当代最著名的中文作家之一，余华也获得了众多奖项，1998年获得意大利的卡佛文学奖，2008年又凭借《兄弟》荣获第一届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兄弟》一书在德国也深受好评。上文提及，德国出版社翻译中国小说时一般比较保守、谨慎，通常会考虑到市场接受程度及经济效益，常常是一本中国小说翻译成英语或法语以后，并取得一定成功，德国的出版社常常才考虑引进这本小说。
其他的重要作品，还包括阎连科描述在“**”时期的《为人民服务》（2007）、以艾滋病为主题的《丁庄梦》（2011）。王刚的《英格力士》（2014）也描写了“**”时期的悲剧故事。此外，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她最喜欢的作品是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2009）。该作品描写了当下农村生活里基层民主、计划生育等主题，无疑很符合德国政治家的口味。
这些人的作品也都具有批判性，合乎德国人爱批判的民族精神。众所周知，审丑是20世纪以来文学的一大特色，而中国现代文学“呈否定性向度的启蒙文学模式”，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生成与发展的主要话语模式”[16]。该模式对中国的国民精神做出了深刻的批判。这也与中国作家对自身使命的定义有关。从鲁迅时代起，中国作家就认为自己是社会的良心，有责任用笔改变社会、警醒世人。而中国小说自诞生起，就受到史家文学的影响，注重作品的教育作用或道德意义。但是，不了解中国的德国人，会草率地将小说中描写的特殊或艺术夸张情形等同于中国的日常生活，等同于中国的整体国民精神。而部分小说里的中国形象，特别是阎连科、廖亦武等人小说里的形象，也或多或少合乎德国人对中国的长期设想，更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固有思维。贫穷落后的乡土社会、畸形压抑的人性、难以愈合的历史伤痕、荒诞的社会悲剧，都只能说折射了中国形象万花筒中的一部分。但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没去过中国或者对中国了解不深的人，习惯以偏概全，贸然误解中国就是如此。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能全然归咎到作品选择方面，而必须说，理解中国与阅读中国，对读者的阅读能力及国情知识提出了挑战。然而人们用以理解其他国家的“阅读模式”，是根深蒂固的，朝夕之间难以改变。
虽然部分翻译、出版的中文作品考虑到市场因素，迎合西方人的口味，但整体来说，中文作品的翻译也开始显示出多个侧面的中国。其他的作品如毕飞宇的《青衣》讲述了物质时代传统戏剧演员的悲剧，而藏族作家阿来的《遥远的温泉》充满诗意地描述了梦想的破灭，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讲述当代北漂青年的生活，这些作品从其他方面介绍了中国。姜戎的《狼图腾》（2008）、苏童的《碧奴》（2008）在德国口碑也都不错。对于想了解中国现状的德国人而言，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改变其固有的思维模式与阅读期望。
正如前文提到的，小说里翻译得最多的是以爱情、亲情、家庭为主题的小说，比如陈玉慧的《海神家族》（2008）通过一个台湾女子的寻根故事，向外国人介绍了台湾的百年动**，而她的《瓷泪》（2014）则讲述乾隆年间一个西方人来到中国探访瓷器秘密并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刘恒的《苍河白日梦》（2009）以仆人回忆的方式，展现了清末民初一个深宅大院里的悲剧。虹影的《上海王》（2009）讲述清末民初一个乡下小丫头成为“上海王”的传奇故事。春树的《北京娃娃》（2006）描述了一个灰暗残酷的现代青春成长故事。冯丽的《所谓先生》（2009）描写一个当代中年男人如何走出压抑而不幸的生活，获得爱情与解脱。此外还有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民间传说、神话、传奇故事等（如《史记》、成语故事、《平妖传》）被翻译成德语。
值得一提的是，2006—2014年大量经典著作翻译成德语，特别是《红楼梦》的全译本在德国终于首次出版（2006），而张爱玲的许多作品也终于翻成德语，如《金锁记》（2011）、《色戒》（2009）、《秧歌》（2011）。钱钟书的《围城》也于2008年得到修订再版。顺便提一下，许多古籍也以各种方式得到再版或重译、节译或评点，如《庄子》（2013）、《论语》（2011）、《易经》（2011）、鲁迅的作品等。
四、德语小说里的中国
德语小说中的中国，是德国人设想出的、塑造出的中国形象，部分情况下，甚至是臆想出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类似上文提到的新闻媒体报道的两极化，过去常常呈现出两种趋势：一种趋势将中国理想化、异域化，认为中国是供人逃避的乐土；而另一种趋势是在作品中，中国则被加以扭曲，常常被描述成危险的国度。可以说中国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过去常常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17]之间摇摆。即使现在，仍然能不时观察到这一情形，但是，随着人们对中国的认知增强，作品中描述的中国形象也逐渐接近事实，作品里常常可以观察到现实批评性的一面。篇幅所限，这里只选取一些小说为例，加以论述。
（一）历史中的中国
许多爱情小说，尤其喜欢选择历史中的中国作为背景，在异域风情、战火纷飞中开展恋情，例如《上海的女反叛者》（DieRebellinvonShanghai，TerezaVanek，2013），描述了1900年的上海，两位年轻的欧洲女性在中国义和团起义背景下来到中国所经历的爱情故事。这里的中国是浪漫冒险故事的背景，作品描写了义和团起义背景下的种种恐怖经历。《情妇》（DieKoraGabriel，2008）通过倒叙的方式，娓娓讲述了中国与德国两个帝国崩溃的背景下的悲伤爱情故事。1903年青岛成为德国殖民地时，一位中国富商派他的情妇与一名德国士兵结识，想了解德国人的意图，但是这名情妇与士兵却彼此爱上对方，最后二人不得不分离。这类小说里的中国，虽然仍是异域观光性的中国，但同时也穿插着对中国历史的介绍。作者通常仔细地收集了相关历史资料，力图为小说塑造一个充满异国情调但又富有真实感的历史氛围。
《慰安妇》（DieTrostfrau，RuthHallo，2012）一书已被译成中文，作者强调，创作这部作品，是为了让更多德国读者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慰安妇的悲惨经历。全书根据作者搜集的资料，在真实资料的基础上虚构出一个名叫林美安的人物。1938年，林美安迫于贫困及父亲的疾病，前往上海打工，却被骗进入日军的“慰安所”，经受5年的痛苦折磨后，终于逃出，辗转返回故乡，嫁给一个同村人。同村人知道她的经历后，鄙视排斥她，无奈之下她再次背井离乡。数十年以后，她受到一位德国留学生及其他人的鼓励，起诉日本政府强征慰安妇。小说对当时的中国慰安妇命运进行了深刻的报道，让德国人了解当时的中国妇女命运。
《最后的避难地：上海》（StefanSann，2008）[18]，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这本小说讲述的是犹太人罗伯特·索卡（RobertSokal）在上海避难期间，与中国姑娘，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的爱情故事，并描述了战乱及“**”背景下的家族动**。整个故事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罗伯特·索卡是一个出生于维也纳的犹太人，1939年经意大利逃亡上海，并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读书，在那里认识了他后来的太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与妻子儿女定居美国，在大学担任教授。全书从索卡及其妻子各自的视角出发，以两个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及奥地利的家庭故事、爱情故事，介绍了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可以想象在那个年代，来自富有家庭的中国姑娘与犹太逃难者之间的爱情，会面临多大的压力，尤其是来自父母的压力。即使战胜了父母的压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在那个动**的年代也面临着许多的考验。但是这本小说不仅是一部爱情小说，更是一部历史小说，生动地展现了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画面。
作者笔下的上海，富有真实感。索卡及其妻子在世时，作者与他们有大量信件来往，此外作者对中国非常了解，在中国生活过。全书展现了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东西方汇聚到一个城市，既融合又对峙，混乱而堕落，充满欺骗，贫富悬殊对比明显，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冲击，身处异国他乡的犹太人感到格格不入，没有归属感，而本土的中国人对落难的犹太人持怀疑及蔑视态度，跨国婚姻又面临着东西方的习俗及观念冲突，诸多种种，都让人联想到今天的上海。
另一部类似题材的小说《上海，远在何方？——二战记忆》（Shanghaifernvonwo，2008）则更加成功，获得多个文学奖项，例如德国批评奖、莱茵兰法耳茨州艺术奖、布莱梅港文学市民奖等，受到好评。该小说于2013年翻译成汉语。小说同样描述了1938年到1948年来到上海的犹太人的生活，受到希特勒的迫害，许多犹太人匆忙逃往最后的诺亚方舟——上海。但是他们在异国的谋生之路并不容易，一些人无法适应或拒绝接受这样的变化，最终丧生。故事描述了多个犹太人的经历，如律师及其妻子、书商、艺术历史学家、手套商人、制表师、医师等。活下来的人当厨师、小商人等谋生。1943年后，这些犹太人甚至丧失了自由，被关到了虹口隔离区。即使战后他们返回欧洲，面临的仍然是不公平的命运，因为战争刚结束时，很多德国人或奥地利人还无法真正认识或面对自己的罪行。
作者做过细致的考察工作，全书贴近历史，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了残酷的现实。全书主要是描写犹太人如何在上海挣扎生存，以流亡者的视角描写他们所接触到的上海。这里的上海与《最后的避难地：上海》中的上海有类似之处，同样混乱而堕落，贫富悬殊对比明显，即使这些犹太人生活中也能接触到友好的中国人，但是整个城市充满欺骗，道德沦丧，是个堕落之地，甚至犹太人声称必须学会欺骗。而犹太人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格格不入。他们说“没有外国人，上海会变成怎样？”“没有外国人上海什么也不是”。但书中人物是从当时残留的欧洲优越感及殖民主义影响角度出发，得出这类断言。受各种限制，书中的犹太人不能融入当地的生活，对上海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眼中的上海是“庞大且无法理解的”。该书虽然无法从犹太人有限的视角描写中国是什么样的，但却生动地介绍了上海当时的历史背景，展现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而作者的本意，也不在于考量中国是何种形象，而是在于描写逃亡的犹太人如何苦苦挣扎求生。
（二）现代中国
1。批判与反思
德国作品里的现代中国，则更加能体现德国人心中的中国形象，更加多元。与以前的作者相比，现在写关于中国的作家，有些是汉学家，有些来过中国，或者对当代中国非常感兴趣。他们笔下的中国，更加贴近现实，具有时代感。他们对中国的批评，有些是从西方的角度批评中国，作品中的人物非常西化，更是从西方文化自我认同方面描述了中国。而他们对中国的批评，有时则映射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他们描绘中国时，不再仅仅延续对中国陌生化、异域化、梦幻化的传统方式，而是以此寻求对自身文化的折射、补充或反思[19]，例如《白蛇传奇》（DieLegendevonderwei?enSge，MichaelRoes，2014）。故事发生在南京，主人公与传统的教育及社会体系格格不入，选择自己的道路，十四岁就退学，学习昆剧并成为民间昆剧剧团的成员。作者对昆剧非常了解，对化妆、角色、剧目做了详细且生动的介绍。小说批评了中国的学校教育制度，作为独生子父母期望压力过高，孩子没有儿童时期，时刻必须面对压力与竞争，父母的期望让他们难以追求个性与个人幸福。男主人公演出昆剧，例如扮演许仙这一角色，晚上业余时间则跳街舞，在城市街道墙壁上涂鸦，在不同的角色里寻找着自我。
总体说来，小说有许多西方的色彩，人物的心理活动、口吻也都非常西化，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故事。小说对中国的批评，也更多的是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的批评，如个性自由、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独生子女政策、冷漠的人际关系等。法海，也是故事中的警察，则代表摧毁个人发展与幸福的力量。主角的父亲是名科学家，担任一家神秘的低温实验室负责人，人体克隆、器官冷冻等情节出现在小说中，故事变得越来越充满疑团，不断地插入与另一个“我”的对话，随后才发现，另一个“我”是从2116年的未来返回的，而主人公将于两天后死亡，被父亲冷冻起来，多年后解冻，成为书中的另一个“我”，而未来的“我”需要过去的“我”的完好基因组织，来解决自己的基因故障，因此从未来穿越回来。故事涉及许多对科学实验的批评，如人体实验、模拟宇宙大爆炸的强子对撞机等。这本书里的中国，是当代西方视角里传统与现代对峙的中国，是个性发展与社会压力对峙中的中国，是人性、道德与科学底线对峙中的中国。
《王同志提问》（GenosseWangfragt，eliaVospernik，2012）是一本讽刺小说。作者强调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王同志是《人民报》的记者，在长久思考后，终于鼓起勇气准备提一个问题，一个真正的问题。如何提这个问题，他绞尽脑汁，斟词酌句，却对提问的后果感到害怕。他也许会失业，也许会有牢狱之灾。王同志在自己作为记者的职业道德及传统的生存模式中挣扎。全书不仅对中国当代媒体提出了批评，更是对个人的失语模式进行批评。王同志在个人生活中也是个失败者，常常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对生活无动于衷。正如他婚姻失败时承认的那样，如果他说出了“我爱你”，反而表示“我不爱你”；只有沉默才表示“我爱你”。失语状态让他无法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甚至让他以为自己出了精神问题。
此外小说也描写了中国等级制度，包括送礼的场合也注意等级分明。全书充满讽刺，就连赠送一条领带都充满了办公室政治哲学。作者对中国的政治体系、官场人情往来非常了解，批评了以权谋私的日常状态，例如王同志的同事——李同志，一门心思往上爬。李同志的父亲争权夺利，成立了旭日集团，经营房地产项目，项目由于派系利益斗争而失败。小说描写了中国的腐败贪污、权钱交易现象。无论王同志，还是李同志，都是悲哀畸形的灵魂。
王同志前往山西太原报道煤矿开采设备开幕式，不停地感到害怕，无法提问。故事最后，王同志想向党委书记提问，但却无法提问，因为党委书记只会发表讲话，而不会回答问题。然而党委书记出乎意料地停下脚步，表扬王同志。王同志抓住时机，提问“为什么”这三个字其实是对整个体系及个人生存的质疑。但是党委书记将这个问题理解成为什么他会表扬王同志，并告诉王同志他将获得表彰。滑稽的是，一切都没有按照他所想象的进行。人们错误理解了他的问题，他甚至得到表彰。而社会环境中虚伪的“我”保护王同志真实的“我”，让他能友好空洞地进行对话，不再提问。但内心的绝望及压力迫使他向世界上最后一个能帮助他的人——母亲寻求帮助，询问自己是谁，在做什么，无论做了什么，为何总是错误的。然而母亲对此毫不感兴趣，只希望儿子能够获得表彰，能获得切实的利益。王同志最终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沉默地接受表彰，他表面上成功，其实作为个人已经失败。最后看似功成名就的王同志，向香皂一样纯洁的张同志提问，问她今晚是否愿意与他一起吃饭，而这个问题，就似乎成了王同志的正确问题。虽然小说的人物塑造过于脸谱化，但其实小说不仅拷问的是新闻媒体的职业素养，更加拷问的是个人对社会妥协的问题，充满卡夫卡式的荒诞。
2。无处可逃的幻想破灭，回归真实
如果说，人们以前喜欢将中国当成供人逃避的乐土，那么随着人们对中国的了解，特别是作家自己在中国积累的经验，这样的幻觉逐渐消失，人们对现代中国的了解，越来越接近现实。例如斯尔克·舍尔曼（SilkeS）的《上海演出》（ShanghaiPerformance，2011）描述了一个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出人意料地接受了一个上海的职位，与她的助理一起来到上海。小说采用第一人称，从助理的角度讲述了这个故事。深深崇拜艺术家的助理小姐，无法理解为什么该艺术家做出这一决定，而到了上海以后，这位艺术家的举止变得越发奇怪。原来20年前该艺术家曾在美国未婚生子，女儿生下后不久，她就将具有一半中国血统的女儿送人。找到女儿后，在女儿17岁生日之际，她赠送给女儿一件昂贵的生日礼物——汽车，然而女儿却出了车祸，虽然侥幸逃生，却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女儿希望能与母亲一起迁居德国，而却遭到母亲拒绝，因为母亲觉得自己无力照顾女儿，不愿接受这一责任。最后故事以悲剧结局，在母亲举办的“上海演出”开幕盛典之际，女儿绝望自杀。母亲精神崩溃，而助理对这位艺术家深感失望，离开了这位艺术家，返回德国。
故事情节紧张，叙述流利。作者曾多次来到中国，对中国相当了解，所以作品贴近现实，对上海这个“混凝土森林”的描写非常真实。在描写中国方面，她“没有落入俗套，处理了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事件，将中国描述成一个面临众多挑战的国家”。作品不光描述了中国现代艺术的情况，不仅有积极的评价，认为改革开放对中国艺术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为艺术家提供许多发展机遇，同时也对各种问题直言不讳，如商业化主导艺术。此外，小说对女性意识及道德、责任、罪责进行反思，讨论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