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的统治
雍正帝夺位与秘密建储制度
康熙通宝
雍正自己参加了争夺皇位之争，对骨肉相残的景况感触颇深，尽管他取得了胜利，但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人再为最高权力的交接出什么乱。继位后，他在谨慎处理、打击政敌的同时，也在深思熟虑地筹划着以后最高权力顺利交接的问题。他总结历史上明立太子和其父两次立废太子的经验教训，结合祖先努尔哈赤定下的选“德”“才”兼备的“贤能”皇子为嗣君的家法，不到一年，便想出了一个秘密建储的办法。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雍正在乾清宫召见总理事务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和九卿，宣布了立储的原因和办法。他告诉众大臣：他已选定储君，储君的玉名已写好密封，装在一个锦匣内，准备把它放在宫中的最高处、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让众大臣知道“国本”之定，待他死后，便可取出传位诏，宣布新皇即位。这位储君是谁，本人不知，诸臣不晓，只有皇帝一人预定。这样就确立了秘密建储制度。
乾隆通宝
雍正经常居住在圆明园，除乾清宫的密诏外，又另书内容相同的密诏置放在圆明园御政处。两份诏书，同样有效。这也成为一种定制，以后的传位密诏都存放两处，以防不测。
雍正在创立秘密建储制度之前，还创立了一个上书房皇子、皇孙教育制度，作为密建皇储制选“贤能”的基础。将皇子置于同等受教育的竞争环境之下，老皇帝可以根据对皇子的重新评价，秘密修改锦匣内亲书的储君玉名，使秘密建储制度更加完善。
雍正创立的秘密建储制度，可以收到立国本以固人心的政治效果，同时也能避免明立太子可能出现的储君与皇帝争权、诸皇子争储、储君骄纵等弊病，还能保证储君有较高的素质和政治才能。乾隆帝弘历继位后认为，这个办法很好，遵奉实行并加以完善。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择上书房师傅，令皇子入书房读书，经过三次选择，密立皇十五子颙琰为储君。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帝都是经过上书房教育培养，用秘密建储的方法择定的。实行秘密建储制度后，清朝再未出现皇位纷争。可见，在减少混乱、稳定政局方面，这一制度相当成功。
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
清统治者，为了欺骗劳动人民，“正赋”的额数并不为高，但“正赋”之外，另有种种名目的“附加税”。有些地区，“附加税”往往比“正赋”高达三五倍不等。所谓“催纳之数不多，供亿之数更繁”，劳动人民“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
清初的“附加税”名目很多。如“耗羡”（亦称“羡余”或“火耗”），即是官府将征收来的散碎银子，要经过再加工铸造，熔炼成一定数量的银锭，再上缴国库。其中的损耗、解运费用，名曰“耗羡”。再如交纳粮食入仓的损耗，称之谓“雀耗”“鼠耗”，都算在劳动人民的身上，要向人民多征收一部分粮食、银钱。
雍正反对地方官吏横征加派，但也不同意让他们“枵腹从事，令天下人视官场为畏途”。相反，他主张要使官吏丰足，“督抚司道亦皆饶余”，所以，在他推行火耗归公的同时，又建立了养廉银制度。
雍正规定了火耗归公后的用途一是官员养廉，二是弥补官员的亏空，三是留作地方公用。无论弥补亏空，还是留作地方公用，都与官员养廉有关，都是为了整饬吏治。
养廉银制度，最先在地方文官中实行。各省官员的养廉银数额，根据各省、道、府、州县所辖区域大小、冲僻、繁简、贫富等情况，多寡不一，总督最高达3万两，最低也有13000两；知府、知县数百至3000两不等，连从九品典史也有数十两。全国直省文官养廉银每年达280万两。随后到乾隆朝，八旗、京官、武职都实行了养廉制度。
雍正推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头几年，又大力清查亏空，严惩贪赃，的确收到了整肃吏治的效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养廉银也完全变成了官员的个人收入，耗外加耗，养廉银不养廉的问题又渐趋严重。火耗归公无形中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摊丁入亩”制度
康熙年间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虽然是赋役制度的一个进步，但并不能解决长期以来赋役不均的状况。一些较有眼光的官吏、地主鉴于明末赋役不均引起农民大起义的教训，对此忧心忡忡，提出过一些改革方案。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御史董之燧提出“摊丁入亩”的主张，建议把丁银总数统计清楚，平均摊入到田亩中，按亩征收。户部讨论了他的建议，认为这样做变化太大，加上地方持反对意见的人很多，这个建议没有获得通过。但是，董之燧提出的问题又不能不解决。后来，经康熙默许，先在广东和四川两省试点。
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新登上皇帝宝座的雍正，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的建议，正式在全国颁发诏令，推行“摊丁入亩”政策。
“摊丁入亩”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简化了税收的原则和手续，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这是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按土地多少收税实际上就是按人们的财产和负担能力收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严重情况，减轻了贫苦人民的负担。因为，地主阶级地多丁少，农民阶级丁多地少，摊丁入亩，势必使农民负担的一部分税款会摊到地主的身上。因此当时人说：把丁银“摊入田粮内，实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皆非所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