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跟这种人一道共事。”就自己隐藏起来，渡过了黄河。
秦军包围了晋国的令狐（今山西-临猗西），晋军驻扎在庐柳（今山西临猗西北），准备抵御。二月初一那天，咎犯同秦、晋的大夫在郇地（今山西临猗西南）订立盟约。初二那天，重耳入主晋国的军队。初六那天，到达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初七那天，重耳在武宫举行朝见祖庙的仪式，即位做晋国的国君，就是晋文公。晋国的群臣都去朝见他。晋怀公圉逃奔高梁（今山西临汾东北）。初八那天，晋文公派人去杀死了怀公。
【毛泽东评点】
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奏始皇也算。
——毛泽东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转引自甄不贾：《毛泽东读书笔记》，《希望》1992年新总第1期。
【鉴赏】
晋文公（前697—前628），献公子，姬姓，名重耳。春秋时晋国国君。公元前636—前628年在位。
晋文公重耳从一个逃亡在外的政治流亡者最终成为一个诸侯霸主，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长期流亡生活的磨练。
重耳从受到陷害逃生开始，流亡国外19年，先后经历狄、卫、齐、曹、宋、郑、楚和秦八国，长期艰苦的磨练把他从一个贵族公子锻炼成一个高明的政治家。重耳出奔狄国时，已经43岁。他在狄国一住就是12年，还娶了妻子季隗。
当他不得已离开狄国时，吩咐留在狄国的妻子等待他25年不回来再改嫁。他到了齐国，受到齐桓公的盛情款待，娶了齐国宗室的女儿姜氏。齐国的安逸生活，使重耳留连忘返，他不愿意再受流亡之苦，也不想回到形势险恶的晋国。当齐姜和赵衰等设计把他用酒灌醉抬上马车拉着离开齐国时，酒醒后他还以戈逐咎犯。这些都表现出他那贵族公子虚弱怯懦和苟且偷安的剥削阶级本性。可是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他遭受了卫、曹等国的轻视和无礼、五鹿人请他吃泥块的刺激以及季隗、齐姜和随行人员的鼓励、帮助，逐渐地坚强起来，终于成为一个阅历丰富的高明政治家。他在楚国受到很好的礼遇，当楚成王一再逼问他回到晋国拿什么来报答楚国的时候，他只答应假如今后两国交兵，当退避三舍。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表现了绝不牺牲国家利益，不向对手屈服的英雄气概，显示出他已经成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
二、一个坚强有力的班子。
重耳出奔时，随从的有几十个人，其中德才兼备、足智多谋的有五人：赵衰、狐偃（字子犯，重耳的舅父）、贾佗、先轸和魏武子，他们都是重耳年轻时的朋友。重耳非常尊重人才，他以父礼对待狐偃，以师礼对待赵衰，以兄礼对待贾佗，并虚心采纳他们的建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坚强领导集团。他团结臣下，臣下都愿为他效力。赵衰深谋远虑，布仁德于民，巩固了这个集团的政治基础；狐偃以他的顽强斗志和机敏智慧鼓舞着这个集团，促进了集团事业的不断发展；先轸以自己的足计多谋和高超的军事才能使晋国扬威列国，最终成就霸业。毛泽东十分重视领导班子建设对事业成功的重要意义。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有一次对他谈读《三国演义》时说：“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南下的班子，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这说明了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是事业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晋文公的成功实践也证明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三、抓住机遇，成就霸业。
公元前651年晋献公病死。大臣里克杀掉根据献公遗命拥立的奚齐及其弟卓子，派人到狄国迎重耳回国即位，重耳见表上没有最富有威望的老臣狐突的签名，心中疑惧，不敢回国。里克不得已到梁国迎重耳的弟弟夷吾回国即位，即晋惠公。事实证明，里克是真心拥立重耳的，重耳坐失良机。
当等到公元前637年9月晋惠公死，重耳从他侄子手里夺回王位时，时间又过了14年。晋惠公死后，在秦国当人质的太子圉逃回，被立为国君，这就是晋怀公。秦国失去了控制晋国的资本，打算扶植一个亲秦的国君以便争霸中原，所以想帮助重耳回国。晋怀公即位后，下令随重耳出亡的大臣限期回晋，否则灭其家。狐偃的父亲狐突不肯召回狐偃、狐毛兄弟，被晋怀公杀死，使得晋国局势动**不安。一些重要官员派人与重耳联系，愿作内应，重耳回国的内外条件终于成熟。公元前636年春天，重耳在秦军护送下返回晋国，登上王位，他就是晋文公。
晋文公做了国君，首先依靠秦国支持，平定惠公旧臣的叛乱，接着又整顿政务，励精图治，成就霸业。当时曹、卫、陈、蔡、郑等国都是倒向楚国一边的，只有宋国不肯亲楚，正受到楚国的围攻。晋文公便先出兵攻打弱小易制的曹、卫两国（楚的盟国），企图以此解除宋国之围；等到晋国移兵救宋的时候，晋、楚争霸的大会战——城濮之战便不可避免。
晋国所以能在城濮之战中战胜楚国，首先由于晋国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在舆论上占据有利地位。晋文公即位当年，周王室发生内乱。秦缪公准备护周襄王回朝。狐偃得到这个消息，马上对晋文公说：“要得到诸侯的拥护，没有比为王室尽力更为有效。既可以取信于诸侯，又合乎大义。”结果，君臣决定抓住这个时机，公开打出“尊王”的旗号，在与诸侯的争霸中占了主动。在城濮之战中，晋国仍以“尊王攘夷”为号召。所谓“尊王”，在当时就起维护以周天子为代表的中原各族的统治；所谓“攘夷”，就是抗击外族的入侵。
楚国当时被认为是南夷，自然在抗击之列。这个口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正确的，在舆论上或道义上晋国占了上风。
在城濮之战中，晋国君臣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在政治上，一方面要宋国争取秦、齐两国的同情，共同对付楚国；一方面瓦解曹、卫与楚国的同盟，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主要敌人——楚国。在军事上，根据敌我条件构成的战争态势，采取了正确的战术：先“退避三舍“，以报答楚国之恩惠，在道义上占据有利地位，实则是以退为进，避开了敌军的锋芒，懈怠楚军的斗志，晋军则未战先退，憋了一肚子气，斗志旺盛；然后伺机对深入到城濮之敌各个击破：先击溃它较弱的右翼——陈、蔡两国联军；再集中主力汀击它的左翼；晋将狐毛引军后退，栾枝叫战车后面拖着砍下的树枝，扬起阵阵尘土，假装慌乱逃走。楚军中计，打马急追。不料先轸、郤溱指挥着晋军精锐，向楚军拦腰冲杀过来，楚军大败。经过城濮之战，晋文公大败楚军，这就打破了楚国称霸中原的局面。
城濮之战的胜利，晋国威震中原，原来亲楚的宋国连忙派人到晋国讲和。晋文公为了给自己的争霸合法化，继续使用“尊王攘夷”的策略，扩大政治影响。公元前633年6月，晋文公召集齐、宋、鲁、蔡、郑、卫、莒等诸侯国君，在践土会盟，诸侯们表示要共同扶助周室，彼此和睦相处。周襄王也派大臣参加了会盟，并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领袖），赐给大辂、弓矢、祭祀用的黑黍酒和虎贲之士，要晋文公奉天子之命，安抚四方诸侯，惩罚不服从周王室的诸侯。
经过城濮之战和践土之盟，晋文公终于实现了称霸中原的夙愿，成了名正言顺的诸侯领袖。
晋文公在位8年，于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年）病逝。去世前，为防止内乱，他妥善地处理了家庭关系和身后事宜，使他逝世后顺利地实现了王位的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