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各国的度量衡制度相当混乱。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便以秦制为基础，下诏统一全国度量衡。据考证，在秦代，长度一寸为2．31厘米，一尺为23．1厘米；容量一升为201毫升，一斗为2010毫升；重量一斤为256．25克，一石（120斤）为30．75公斤。秦代统一度量衡制度，取得了明显成效。
币制的混乱，不利于商品交换，更不利于统一国家的财政收支和社会管理，因此，秦灭六国以后，秦始皇便下令统一全国货币。其措施有三：（1）由国家统一铸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2）法定全国通行两种货币：一为黄金，属上币，以镒为名，每镒二十两；一为铜钱，属下币，圆形，方孔，有郭，径寸二分，铸文“半两”，即每钱重十二铢；（3）废除原六国的布币、刀币、郢爰、铜贝等各种货币，改铸秦以前的旧币。
四、修驰道、直道，巡行各地。
秦始皇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便于巡游督察，传递号令文书，曾主持修筑了著名的驰道和直道。驰道是一种便于车马驰骋的大道，中央供天子行驶，立树为界，两旁还可以任人行走。秦驰道以国都咸阳为中心，东达今山东、河北和辽宁，南抵今湖北、湖南，东南至今安徽、江苏、浙江。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又令蒙恬等修筑了从咸阳附近直通北边的直道。
在修筑驰道、直道的过程中，秦始皇为了炫耀威德，慑服四方，曾先后五次巡行各地，第一次巡行陇西、北地；第二次巡行东南齐、楚故地；第三次巡行之罘、恒山和上党；第四次巡行碣石和北边；第五次巡行楚、齐、燕故地，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平乡东北）。
五、焚书坑儒。
为了提高皇权，维护秦王朝的政治体制及其统治秩序，在思想文化领域，秦始皇也采取加强思想控制，反对是古非今，打击异己势力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焚书坑儒。
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的焚书事件，是由于博士淳于越主张以古为师引起的，丞相李斯建议禁止私学，规定“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还建议焚烧《诗》、《书》。
根据李斯的建议，当时只有《秦记》和博士官所藏《诗》、《书》，百家语以及医药、卜筮、种植之书可以保存，其余的各种书籍，特别是诸侯国的史籍和儒家的一些著作，均在焚烧之列。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于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焚书事件发生了。
次年，又发生了一起坑儒的事件。这件事是由几个方士畏罪逃亡引起的。原来秦始皇十分迷信方术和方术之士，以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这当然是个骗局。这些方士害怕骗局被揭穿而治罪，于是只好逃走，特别是秦始皇最敬重的两位方士侯生、卢生的逃走。秦始皇大怒，下令御史审讯在咸阳的全部方士与儒生，结果查出犯禁者460多人，全部坑杀于咸阳。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是秦始皇、李斯所始料不及的。
秦始皇的第四个功绩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存在着众多的民族。秦并六国之后，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促使我国开始成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为达此目的，秦始皇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统一东南和南方的越族地区。
在我国现在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很早就生活着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这就是史籍上所说的越族。
越族由于族类众多，种姓互异，又称“百越”，主要有于越、闽越、瓯越、南越、西瓯等几部分。秦始皇发兵率50万攻南越和西瓯，兵分五路，水陆并进。其间，为了运送军粮又修筑了灵渠。至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攻占岭南，分置桂林（治今广西桂平附近）、象（治临尘，今广东崇左境）和南海（治番禺，今广东广州）三郡，基本上统一了岭南。后又使大批内地民众南迁，与南越、西瓯人杂居共处，对于开发岭南，促进民族间的交往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北击匈奴，修筑长城。
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
主要活动在蒙古高原和南至阴山、北抵贝加尔湖的广袤地区。
当时以头曼单于为代表的匈奴贵族统治者，占据了自阴山至“河南地”（今内蒙河套伊克昭盟一带），南下侵扰，构成了对秦王朝北边的严重威胁。为了解除侵扰，安定北边，维护国家统一，秦始皇于三十二年（前215年）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秦军很快收复了河南地以及榆中（今内蒙伊金霍洛旗以北）一带地区，接着又收复了阳山和北假（均在今内蒙古乌加河以北和乌梁素海一带），直抵阴山一带广大地区，并在这里分设34（一作44）县，重建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使其统辖北抵阴山，南至“河南地”北（今间套北部），西过大河，东临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的大片地区。
秦在胜利击败匈奴贵族的侵扰之后，为了巩固在战场上取得的成果，秦始皇又命令蒙恬主持修筑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事——万里长城。蒙恬修筑的长城，主要由三大段组成：西北段，西南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北至九原；北段，由高阙（今内蒙古临河县北狼山口）至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蓟县）以北；东北段由代郡东行，抵辽东碣石。
长城修成后，虽未能阻挡匈奴贵族的南下，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起过一定的防御作用的。同时长城本身作为伟大建筑工程遗留后世，成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独创的见证。
三、通西南夷。
自先秦以来，我国西南的广大地区，主要是今贵州、云南、四川一带，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秦汉时期统称为西南夷。
秦并六国后，秦始皇派常頞通西南夷。常頞因其交通受阻，便开凿了一条从今四川宜宾通往云南滇池一带的栈道，名五尺道。栈道开通后，秦王朝的势力直抵且兰、夜郎、邛都、昆明等地，并在这里设官置吏，建立了行政机构。与此同时，秦又经蜀郡（郡治今四川成都），加强了与邛都、筰、冉駹的联系，并使之纳入了郡县制的行政系统。
秦王朝对东南、岭南、西南以及北方等边远地区的开拓，使它的势力“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在这样辽阔的疆域里，在一个政权的管理之下，生活着各族人民，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这不论在中国史还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极为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给予充分肯定；但毛泽东只肯定他应该肯定的地方，并不是全盘肯定。对他的种种骄奢和暴虐的行为，毛泽东也不讳言。秦始皇无疑是一个暴君，他实行严刑苛法，赋税徭役繁重，统一中国后又大力追求享乐，其生活奢靡无度。他大兴土木，不惜民力物力，修造旷世无比的阿房宫和骊山墓。为了长生不老，他四处巡游，求取神仙和不死之药，又加上连年用兵，广大人民困苦不堪，激化了阶级矛盾，酿成了秦末的农民大起义。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这些方面都是持否定态度的。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无疑是一种极端野蛮粗野的行动，他错误地用行政惩罚乃至消灭肉体的办法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当然是徒劳的，只落下个千古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