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以治国武以安邦
——汉武帝刘彻
综观武帝一生，不愧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他统治期间，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中国开始以一个高度文明和富强的国家闻名于世，因此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刘彻小传】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汉朝第6代皇帝。景帝之子。初封胶东王，后立为太子，16岁即皇帝位。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共计54年。宣宗时谥号“武”，庙号世宗。
汉武帝在位54年，进行了50年的大小战争，“海内虚耗，人口减半”，人民遭受的损害是非常严重的。不过从总体上看，当时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是反对匈奴的侵扰和加强国内的统一，是主要带有保卫自身安全的性质。在战争中疆域的扩展，并不是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暂时联合，而是把边远地区与中心地区黄河流域在经济上文化上联系起来了，这就为现代中国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因此，汉武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立有大功的一个皇帝。
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封建王朝的鼎盛局面，而这一时期又存在着严重的弊政和社会问题。当时的弊政，主要有三点：
一是奢侈浪费。武帝当政时期财政开支惊人。长期战争耗费了大量钱财，仅是给将士的赏赐就不计其数，元朔五年赐给卫青大军20万斤黄金。武帝多次征调民工到边境筑城，或迁徙内地居民充实边境。此外，治黄河，塞决，开漕渠及其他水利工程，也需要大量开支。再加上武帝个人的挥霍无度，都需要巨大的开支，使得国家长期积累的财富趋于枯竭，财政发生危机。二是穷兵黩武。武帝连年征战，仅与匈奴的战争就持续30余年，动员的军队多达30多万人，因此造成了丁壮男子丢下锄头从戎又征发更多的人转运粮食给养，农民无法忍受繁重的兵役、徭役，四处流亡，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三是方士之弊。武帝一生沉溺于鬼神迷信。因为他妄想长生不死，所以迷信鬼神，礼尊方士。为寻求仙人，甚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方士栾大。据《汉书·武帝纪》载，自元狩元年至后元二年（公元前122-公元前87年），武帝外出祠神、巡行封禅共29次，其中远程出巡、祭祀就有13次之多，最长的一次，元封五年即泰山封禅竟长达5个月。方士迷信活动的猖獗，又导致巫蛊之乱，陈皇后被打入冷宫，戾太子被废自杀。特别是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蛊事件引起卫太子的武装叛乱，叛军和政府军在长安城内混战数日，死者数万人，卫太子兵败自杀。
武帝晚年，由于阶级矛盾尖锐，全国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大者数千人，小者数百人。起义农民到处攻城打邑，夺取兵器，释放囚犯，处死官吏，武帝派酷吏前往镇压，但无济于事。而对连年征伐造成海内空虚，社会动**的局面，所以当桑弘羊建议募民屯田轮台时，武帝发布了著名的轮台诏，“悔征伐之事”，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诏”标志着武帝末年政策的转折点，改正自己的过失。从此不复出军，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转变到重视生产，减轻民众负担，恢复民力上来，因而出现了社会安定的转机。同时，武帝又封田千秋为“富民侯”，向天下宣告推行富民政策，又用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代田法。这样，渴望休息的广大农民，开始稳定下来，汉朝统治也就转危为安。
后元二年（公元前89年）武帝病逝。临终前，立8岁的幼子刘弗陵为太子，遗诏霍光、金日、上官桀和桑弘羊共同辅政。刘弗陵继位为昭帝。
【毛泽东评点】
沁园春
雪
一九三六年二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第68-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转引自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毛泽东在1936年2月写的著名词篇《沁园春·雪》中说：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在词中评及了中国历史上几位最著名的皇帝，毫无疑问，毛泽东首先把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也看做是争着为江山奔走操劳的“英雄”。这5位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君王，是历代帝王中突出的代表。封建帝王最值得称道的是文治武功，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这5大帝王中，“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文采本指辞藻、才华。“略输文采”，是说秦皇汉武，武功甚盛，对比之下，文治方面的成就略有逊色。“唐宗宋祖，稍逊**”。
“稍逊**”与“略输文采”意思相近，是说唐宗宋祖也是文治的成就比武功略有逊色。至于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文治就更差了，只以武功见长。
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评述了汉代的几位皇帝。他认为广为史家赞誉的文、景二帝乃守成之君，无能之辈，原因是“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创新。他非常欣赏汉武帝，认为他“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事业，……不失为鼎盛之世。”的确，汉武帝刘彻在位的50余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多有建树，充分展示了汉武帝勇于开拓进取的雄才大略，与只知守成的文、景二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赢得了毛泽东的高度赞誉。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西汉鼎盛局面的出现，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汉武帝继位时，西汉王朝已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已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已拥有相当充足的经济实力，这是西汉王朝走上它的盛世的最基本的历史条件。
西汉盛世出现的又一基本历史条件，是国家统一的局面得到巩固。由于异姓王被消灭，吴楚七国叛乱的平定，同姓诸侯的势力也大大削弱，汉景帝又“令诸侯不得治其国”，诸侯王只收取封国赋税而不治民，中央政府更加有效地控制全国，加强了统一的封建国家。加上汉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在位时间长，诸多因素产生的合力推动封建统治出现盛世。
汉武帝的历史功业可以简单地用“文治武功”4个字来概括，文以治国，武以安邦，便是汉武帝成功的奥秘。
一、文以治国。
汉武帝为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实行了一套应适应多所设施、“兴造功业”所需要的政策，主要有：
1．“举贤良，明教化”。汉朝在武帝以前，荐举人才尚未形成制度。武帝即位不久，即连续多次大规模征召才能之士。
建元元年五月，武帝诏贤日：“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这一次董仲舒和公孙弘都以治《春秋》被荐举。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览者，岁贡各二人”的主张而被采纳。这一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岁举人才，统称为“贤良”或“贤者”，实际上包括才能之士和德才之士，荐举时如果侧重在某一方面，则又称为举茂材、孝廉等。
察举制度初行时，有些郡国实行不力，武帝又下诏督责。据《汉书》记载，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朝廷大规模征召人才即有6次。各方面突出人才的涌现和任用，让他们参与国家大事的决定。
举贤良是选拔和任用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明教化”则是通过倡导、劝勉的手段，统一人们的思想，造成忠于封建王朝、恪守封建纲纪伦常的社会风气。建元元年，武帝下诏说：“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挟世导民，莫善于德。”提出在乡间和朝廷尊守封建秩序是有道德。武帝又将明教化与举贤良结合起来。按照封建纲常伦理标准荐举的人才，既能为封建政权服务，又能作为乡里的表率。为了切实达到“明教化”，武帝还采取了兴太学、郡国学等具体措施。
2．尚法尊儒。尚法尊儒是武帝统治国家、驾驭群下的根本政策。尚法尊儒是把提倡仁义道德与依靠严施刑罚结合起来。尊儒的目的是为了明教化，即用儒家学说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武帝继位第二年，便采纳丞相卫绾的建议，对所举贤良中有法家、纵横家之言的，一律罢去。任命好儒术的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等。而爱好黄老学说的窦太后把赵绾、王臧下狱，又逼武帝将窦婴、田蚡免职。
但窦太后死后，武帝立即任命田蚡为丞相，大批征召儒生。
董仲舒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无一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治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武帝采纳董仲舒的这一建议，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居于独尊地位，成为此后整个封建社会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这一政策的实行，虽然不可避免产生束缚人们思想、禁锢人们头脑的弊端，但对于巩固统一的封建国家、传播封建文化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