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岩加入李自成队伍，作为正史的《明史》记载了另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的故事：李岩居杞县时，一个叫红娘子的绳伎起兵造反。慕李岩之名，将其绑架到军中，强行结为夫妇。李岩假意答应后乘隙逃脱，但地方官不分青红皂白，认为李岩通贼，逮其下狱。红娘子听说后，率兵攻进县城，杀县令后救出李岩，二人一同投奔了李自成。
正是有了李岩的加盟，李自成这支原本亦正亦邪的农民军——他们既干开仓放粮的好事，也干屠城烧杀的坏事——开始真正往一支有纪律、有政治目标的军队过渡。李岩的建议，是产生这种过渡的主要原因。《明季北略》载，李岩投奔李自成后，向李自成提出，“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李自成“悉从之”。就是在李岩的策划之下，李自成这支队伍一下子就彰显出比张献忠之流更高明更光辉的形象。在古代中国，当现代传媒还付诸阙如，民众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时，一支政治力量如何向民众宣传它的政策，我们今天想来，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而童谣，往往充当了安民抚众的利器。李岩投奔李自成后，决心改变农民军在广大民众心目中或多或少被歪曲了的暴民和土匪形象。他秘密派人假扮商人，四出传言：闯王乃仁义之师，不杀不掠。此外，他还亲自编了几首著名的童谣，这些童谣通俗上口，在民众中间不胫而走，短时间里就在大半个中国家喻户晓，直到今天依然令人过目难忘：
吃他娘，穿他娘，
开了大门迎闯王，
闯王来时不纳粮。
朝求升，暮求合，
近来贫汉难求活。
早早开门拜闯王，
管教大小都欢悦。
这些充满**力的童谣所具备的鼓动性是惊人的，那些苦苦煎熬在明政府暴政和大自然连年灾荒下的民众，不免有眼前一亮之感：原来，要想不饿死，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加入到闯王队伍中去。
如果说童谣只是一种宣传捷径，那么李岩向李自成提出的一系列施行仁义收买人心的建议及其实施，则可看作农民军改变形象，从以往的流寇和暴民往正义之师和替天行道者角色上的质的转换。有了这种转换，这些几年前还在土里艰难刨食的庄稼汉子才不仅仅是为了活命而造反的走投无路之人，而是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帝国的掘墓者。他们企图打碎一个他们仇恨的旧世界，创造一个他们向往或者说想象的新世界。
李岩劝谏李自成时指出：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现在朝廷虽然失政，但它毕竟有两百多年的统治历史，恩泽在民已久。近年来因为收成减少而赋税不断增加，官吏贪污奸滑，是以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而纷纷起来造反。我们想要收买人心，须托仁义。今后每攻打一座城池，一定要先向民众宣布，凡是开门投降的，我们一定秋毫不犯。在任好官，官位照旧，至于那些民愤极大的官，即行斩首。我们所征收的钱粮，数量只取明政府的一半。如此一来，老百姓必然乐意依附。
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往往都有过屠杀的记录。天时使之然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庶几也是农民军在由良民变为暴民的扭曲历程中，人性趋恶的嗜血体现。对此，李岩向李自成提出：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而“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
李岩的举措使李自成在众多农民军里耳目一新，而民间受到李自成好处的饥民，道听途说，分辨不清这支队伍的首领到底是李岩还是李自成，笼统地感谢说：李公子活我——李岩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的声望提高到了几乎与李自成相提并论的地步。这显然不是他有意要出风头，而是百姓们误认李公子是闯王，而不知闯王实际上是李自成。李岩是读书人出身，其父做过尚书，所以他被称为李公子。只是，这也成为后来他遭到李自成猜忌并惹来杀身之祸的诱因。
一群被绝望的生活挤压得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当他们手里举着平时当作劳动工具的锄头和斧头冲向前来镇压他们的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官军时，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把胜利的赌注押在他们这一方。然而，历史的经验一次次地表明，有许多时候，这些看起来似乎纯属乌合之众的农民却取得了和官军对决的最终胜利。反倒是那些以国家法律和皇权作后盾的官军，越来越变得不堪一击。汉代大学者贾谊在《过秦论》里探讨过这种令人深思的现象。他认为，陈涉不过是“瓮牗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但一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竟然“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造成这种神奇现象的原因，仅仅是朝廷“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可能是受流动作战的限制，李自成军队缺少攻城的重型武器，如古代沿用了多年的云梯和攻城车、投石车。李自成采取的是另一套方法：他令军士在城外挖地道，初时仅容一人，渐至可容上百人，一个接一个地传土而出。地道内，每过几步，就留下一个土柱，并在每根柱上系上粗大的绳索，估计地道已挖到城墙正下方时，再把所有系在土柱上的绳索递送出地道，由几千名士兵一起奋力拉绳，于是只听得轰隆隆的闷响连成一片，随着那些地下的土柱一同坍塌的，就是高大的城墙。城墙既倒，潮水般的农民军就从缺口里冲进城去。
随着甲申年临近，李自成农民军的给养和装备越来越好，与此相反，则是官军越来越捉襟见肘，乃至于一年半载也拿不到军饷。条件得到改善的李自成把骑兵摆到了首要位置。他的骑兵部队，一个士兵备有三四匹马——这一点和当年纵横欧亚大陆、令欧洲人色变的蒙古军队不谋而合。李自成军队对战马十分爱惜，冬天天寒地冻，怕冻伤马脚，纷纷用被褥绑在马蹄上。为了保持马的野性，有时竟杀人后剖开人腹，掏出五脏六腑，用人腹作为喂马的马槽。久而久之，这些饮惯了人血的马见到敌人，“辄锯牙思噬若虎豹”。这支优秀的骑兵队伍，经过崇山峻岭，均能跃马而过，至于渡河，除了黄河比较麻烦外，其他的北方河流，诸如淮河、泗水和渭河，士兵们有的站在马背上，有的拖住马尾巴，就可以“呼风而渡”，河流被众多的马匹阻挡，水为之不流。与敌人对阵时，列马三万，称为三堵墙。凡是前边的将士胆怯退回，后面的将士立即斩杀，因此士卒无不用命。如果遇上久战不胜，则骑兵佯败，诱使敌军深入，然后由使用长枪的步兵从旁冲出，击刺如飞，佯败的骑兵也趁机掩杀而回，“无不大胜”。
按以往惯有的一套宏大叙事的解读方式，同为革命者的农民军首领之间是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曾经有一部不太著名的叫《谷城会献》的电影，就以李自成主动联络已投降明朝的张献忠，做通张献忠的思想工作，最后两人同时举起革命大旗为题材。片中，他们四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如同两位寻觅了多年的肝胆相照的战友。
事实上，历史的真实并不是艺术所反映的水乳交融，相反，同为农民军领袖，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亚于他们和共同的敌人——明朝政府——之间的矛盾。也许可以这么说，起义之初，当各股农民军的势力都还不够强大，都还不足以和政府分庭抗礼时，当他们面临被官军各个击破的危险时，本能的利益驱使下他们召开了荥阳大会，并做出了联合对付官军的决策。那时候，应该说，各股农民军之间没有很大的矛盾。但是，当他们各自都拥有了一定的地盘和势力，官军并不是最主要的威胁时，他们之间就开始了彼此寻找机会吃掉对方以便独大一方的博弈。事情至此，农民军已不再是当年那些活不下去的饥民组成的乌合之众，而是旨在争夺天下，至少也是企图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利益最大化的一方诸侯。
罗汝才绰号曹操，是明末农民军将领中除李自成和张献忠外，最具影响力的第三号人物。此人先前独自带领一支队伍，在谋士吉珪的辅佐下，时或招安，时或反水，几度反反复复，给人的印象的确如戏剧舞台上的白脸权奸曹操。因此，当不少农民军在和官军的对决中被瓦解或大大消耗时，他的势力却在稳步增长。随着甲申年迫近，无论李自成还是张献忠，抑或明政府，都意识到如果能把罗汝才拉到自己阵营中，将具有根本性的势力增长。当时，罗汝才选择了和李自成合作。这是崇祯十四年（1641）的事情。
按正史的说法，李自成善攻，罗汝才善守，两人联手，正好可以优势互补。但两人的关系始终是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两人约定，凡是攻下城池所得子女玉帛，按照四六比例分配，即罗汝才得四份，李自成得六份。打个更通俗的比方，相当于两人各自投入一部分资金，开办了一家股份公司。股份上，李自成占大头，处于控股地位，任董事长；罗汝才占小头，任总经理。
从史料记载看，这家公司的经营业绩不错：李、罗联手后，时分时合，先后在河南和湖北一带连续几次打败官军主力，并一举攻克湖北重镇襄阳。李自成攻下襄阳后，自封为奉天倡义大元帅，以襄阳府为襄京，标志着他已不满足于以往猴子掰苞谷式的游击作战，而是想从行商变为坐商，建立自己的政权。作为李罗集团的合作伙伴，罗汝才被李自成封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
西谚说患难朋友才是真朋友；东方智慧则认为，由于人的劣根性，大多数人都只可同患难，不能共富贵。遗憾的是，闯王李自成也属于这大多数人之一。前面说过，李自成本人一向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罗汝才却妻妾成群，即便在官军步步紧逼的困境下，军营里也养着几个戏班子。对此，李自成很看不起他，认为罗不是一个能够成大事的人。随着李罗公司越做越大，李自成担心罗汝才将来会尾大不掉，于是动了杀机。
那是崇祯十六年（1643）初夏的一个早晨，李自成派出一支精锐小分队。这支小分队毫无征兆地冲进了罗汝才大帐，将还在睡觉的罗汝才杀死在**。罗汝才的军师吉珪也于事后被杀，罗汝才所部二十余万人马除了少数哗变逃离外，大部分被李自成整编。
从李自成——张自成或王自成其实也一样——的人生轨迹和行事风格，我们可以推断出一个农民领袖的渐变轨迹：无法谋生——揭竿起义，目的是为了不饿死——不饿死的理想实现了，进一步希望扩张势力——势力进一步扩张了，希望能打败围攻的官军——官军被打败了——消灭其他碍手碍脚的潜在对手——进入北京城称孤道寡。
上面所说的，是李自成火并罗汝才的深层原因。深层原因之外，还有一些个人的恩怨好恶——比如李自成对罗汝才奢侈的生活方式极其不屑。另外，罗汝才对李自成一直深为忌惮和警惕的张献忠态度暧昧，这未尝不是李自成动了杀机的另一诱因。
作为几乎与李自成并驾齐驱的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出道比李自成早，在李自成打下襄阳前，张献忠的势力和影响大多时候在李自成之上。两位农民领袖交恶之始就是谷城相会。
崇祯十一年（1638）正月，张献忠受朝廷招安，屯兵于湖北谷城。是时，李自成被洪承畴击败，带着百余人马前往谷城投奔张献忠。张献忠不但不予接纳，反而准备干掉李自成。幸好李自成警惕性高，事发前一个人骑着一头驴子，仓皇狂奔六百里，从商洛山路间脱逃，投奔到老回回（即马守应）营中。受此惊吓，李自成满腔愤怒，一病数月。
这个仇，李自成没法忘掉。三年后，张献忠在河南信阳被左良玉击败，几万人投降，要不是遇上天降暴雨，腿部受伤的张献忠也差点成为俘虏。就像当年李自成势穷时来投一样，张献忠也带着几十名残兵败将，前往投奔李自成。
李自成没法不想起屈辱的谷城往事，他只是一个起于草莽的农民，信奉的是江湖义气——既然你当初不仁，就休怪我今日无义——他也不打算收留张献忠，并想趁机把送上门的宿敌消灭。罗汝才和张献忠交情不错，出面替张献忠说了不少好话。在罗的苦劝下，李自成勉强打消了杀张的念头。但张仍然处于危险之中，罗汝才给了张献忠五百人马，叫他尽快离开是非之地。张献忠于是转向湖北发展，李、张二人的矛盾公开化。
1641年开始，李自成发展势头比张献忠更猛，先是吞并了罗汝才部，后又接连干掉了昔日的另一些合作伙伴，如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小袁营袁时中、乱世王蔺养成。那位曾在他穷途末路时收留他，并为他治病养伤的老回回，虽然没被处死，但也被剥夺了兵权。至此，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只余下了李自成和张献忠。
按中国历史的惯例，共同起事的造反者起事之初，往往是团结的。等到江山到手，肯定火并。但像李自成和张献忠这样连半壁江山都没到手就迫不及待铲除异己的，历史上并不多见。李自成和张献忠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甲申年的天下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当清军入关，李自成没有也不可能选择和张献忠联手，他们只能眼睁睁地被清军各个击破。假如李、张二人没有翻脸，当清军南下，两支农民军联合抗清，再加上南明的力量，以清人区区数万军队，要想逐鹿中原，独霸天下，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是，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在于它不容假设。